2026-03-24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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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Hi放晴公园 ，作者：江晨曦
Hello大家好！这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江晨曦。
今天是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
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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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节目，我们采访了香港盲人辅导会口述影像团队的梁嘉贤(Stella)，聊聊口述影像如何把银幕上的视觉信息转成语言，让视障人士和普通观众一起走进电影院。
我们也探讨这项服务在香港一路走来的发展、困境与未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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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影像，是一项专为盲人或视障人士提供的服务，通过简洁精炼的语言，将影像转为语言描述，应用在影视、展览、表演等各种领域。而电影的口述影像，或叫“无障碍电影解说”，是指在不干扰电影的对白、音效等前提下，对影片的视觉内容，比如人物的动作、表情、字幕等涉及电影内容推进的重要信息进行简要描述。
简单来说，口述影像就是把电影里原本只能靠“看”才能接收到的画面信息，用语言描述出来，帮助视障观众更完整地理解剧情。
在没有口述影像的时候，视障人士看电影最大的困难，就是很难真正跟上电影的内容。
因为电影本来就是视觉和听觉共同构成的，很多剧情发展、人物关系，甚至情绪变化，其实都藏在画面里。只靠声音，观众往往会错过不少关键内容。
当他们和视力健全的人一起看电影时，也很容易因为接收不到这些视觉信息，而跟不上大家的观影节奏。时间久了，有些人就慢慢不再主动去电影院了。
而且，很多视障人士并不是天生失明，而是在后来才慢慢失去视力。对于原本就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不只是观影习惯的中断，和周围人共享电影、参与日常文化生活的机会也在减少。
Stella说，口述影像电影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生活的新渠道，出门的活动机会也变多了：“（视障人士）可能看完电影之后就跟朋友跟家人多了一些共同的话题，他们可以去聊那电影里面做得好不好。有很多电影是有关于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可以即时讨论，其实他们又多了一些动力去跟朋友聊天，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动力会比较多。”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口述影像，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把电影画面讲出来吗。
我在大学期间选修过一门叫做“无障碍电影节说”的课程，参与过口述影像的写作，我发现这可是门技术活。
因为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都可以描述，但口述影像并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说出来。它只能在人物对白之间、或者没有关键音效的空隙里，尽量准确地补上最重要的视觉信息。所以写稿的人必须一直做判断：这一幕里，什么是观众一定要知道的？是人物的动作、表情，还是场景里突然发生的变化？哪些内容如果不说，观众会跟不上剧情？哪些细节虽然存在，但这一刻其实可以先放掉？
除了取舍之外，写稿还有另一个难点，就是分寸。
口述影像不能变成解释剧情，也不能替观众下判断。它要做的，不是告诉观众“这个角色现在很伤心，所以他接下来可能会怎样”，而是尽可能描述出观众本来可以从画面里直接接收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口述影像员要避免加入太多自己的理解，而是把理解的空间留给观众自己。
Stella在采访中说，制作通常需要6-8个星期。真正制作的时候，团队通常会先拿到电影的最终版本，反复观看熟悉剧情，再开始写稿。初稿写完之后，还要继续一边对着电影一边修改稿件，之后再进入审稿、录音和后期制作。
不过，做完也不代表马上就能上线。因为电影上映前，片方有时还会持续修改剪辑电影。只要电影还在改，前面做好的口述影像也可能要跟着调整。最后的解说还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核，所以从写稿到最后真正进入影院，也牵涉到和电影公司、影院、政府之间的配合。
Stella告诉放晴早安团队，香港盲人辅导会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将预录的口述影像声道引入进了电影院。
“就是大概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我们同时跟电影公司说，你们的电影准备要上画了，可以有最后的版本给我们去准备制作口述影像声道吗？但是电影院也要增加一些设备口述影像的设备，他才可以把我们的口述影像的声道放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去播放。然后观众朋友就是有一个是receiver，收集器。（如果）我是视障人士，我就戴了那个耳机，我就听到了口述影像，但是一般人的话其实他们可以同场。譬如说在1号影厅我们一起坐，你不戴那个耳机的话，你是跟一般去看电影的没分别，但是我是视障人士的话，我带了那个耳机我就听到，没有对白的地方，有人跟我去描述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跟你同步笑，同步的哭，所以就可以做到那个共融的环境。”
不过，要使用这项服务，首先得知道哪些场次可提供口述影像。
Stella告诉我，过去电影院曾经会直接在场次上标记“提供口述影像”，但由于很多普通观众并不了解这是什么，有些人看到这个标记后，反而干脆不买这些场次的票，这直接影响到影院收入。
后来为了减少误解，电影院出于多方考虑便不再把提供口述影像服务的信息加在售票网页上。这些信息只能由香港盲人辅导协会通知它们的会员，或是由会员打电话查询具体排片后自行购票。这样做减少了普通观众的误会，但也意味着，视障人士要找到这些场次，有时往往需要多走一步。
香港口述影像设备租借流程
在香港，口述影像其实已经走了十多年。
由香港盲人辅导会策划，徐婉珊撰写的《连接两个世界的声音—香港口述影像十年》，就纪录了口述影像在香港发展的起步十年。
书中提到，香港盲人辅导会大约从2009年开始推动电影口述影像。最早的推动者之一，是讯息无障碍中心的前经历，同为视障人士的陈丽怡(Emily)。
1990年代她在美国生活期间就已接触过口述影像，回港后，她一直觉得，香港也应该有这样的尝试。尤其在那个年代，香港电影影响力很强，电影是很多香港人共同的话题，视障人士却常常被挡在这种经验之外。
后来，在别人的引荐下，Emily和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彭晴与香港盲人辅导会合作举办了第一场线下的，在当时被称为“电影导赏”的活动。
活据彭晴回忆，那天有38位视障会员坐在礼堂里，等着一起看电影。可当时她身边根本没有人做过口述影像，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学。她只能凭自己的理解练习，边看边记，再硬着头皮在现场开口讲解。
没想到，活动结束后，反响出奇地好。很多参加者都哭了，有人向她表达真诚的谢意，她听完被感动，自己也哭了。
香港的口述影像，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现场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从最早几乎没有经验可循，到后来慢慢发展出录制口述影像解说，再一步一步进入电影院，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而是在一次次尝试里摸索出来的。
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海报
在谈话当中让我很触动的一句话是，口述影像其实就该像是电影配字幕一样成为电影制作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它发展中的困难，归根结底是它一直没有被当成一项稳定、常态的无障碍文化服务来推动。
首先，是政策支持的不足。当这件事没有被更明确地放进公共文化和无障碍服务的框架里，它就很难进入大众的日常视野。市民了解得少，社会认知自然也有限；而当一项服务长期缺乏认知和讨论时，愿意持续推动它的人和力量，也就相对有限。
目前香港配备口述影像设施的电影院只有16家。和整个电影市场相比，这个数字仍然不高，也说明口述影像虽然已经进入电影院，却远远还没有普及到成为一种很方便的基本配置。
而在推广不够普及的背后，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资金并不足。
目前香港口述影像服务的大部分资源，主要来自政府项目拨款、社会福利机构、慈善或非盈利团体的支持，内容包括口述影像员培训、电影和话剧的口述影像服务，以及各类参观活动等。除此之外，资金也常常要依赖个人捐款，有时候，电影后期制作公司也会出于公益考虑，主动降低收费来支持口述影像制作。虽然部分工作本身有酬劳，但整体上，这件事仍然带有很强的公益和慈善性质。
Stella说，政府资金的申请周期长，也不一定能申请到，因此盲人辅导会只能减少产出量。
香港盲人辅导会公告栏提供的信息
面对这些限制，香港盲人辅导会一直在用不同方式，把口述影像的概念和服务传播的更远。
香港盲人辅导会近年拍摄了一条有关于口述影像电影播放的宣传片，并鼓励影院在电影放映前播放，宣传片也同步发布在相关的社交媒体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服务。
除了宣传片，Stella提到，过去几年他们曾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大型活动中提供现场口述影像。除了提供解说服务之外，当新闻媒体报道提到活动除了手语之外也有口述影像时，公众也会对它更加了解。
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举办工作坊，走进中学、大学、不同团体，甚至博物馆，让更多志工、学生和活动组织者认识口述影像，知道原来这项服务也可以被加进自己的活动里。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对口述影像电影有了了解。
Stella说，现在很多参观活动和讲座也会加入口述影像。比如在博物馆里，一般导览往往只会讲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但对视障人士来说，他们看不到物品的外形。而口述影像便填补了视觉空白，有些参观活动里，他们还会和主办单位沟通，看能不能让视障参加者触摸展品或复制品，让体验变得更立体。
影院发布香港盲人辅导会制作的宣传影片
英国早在1996年就已有法例要求电视提供口述影像；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规定，自2018年7月起，电视广播及收费电视服务提供者，只要拥有收视较高的频道，就需要让一定时数的节目附设口述影像。而香港的口述影像虽然已经推广了十多年，但始终还没有更明确的政策推动。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现在不只是继续做服务，也开始主动争取政策支持。
Stella说，去年他们已经和另一间视障人士机构一起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建议在新一轮免费及收费电视牌照条款中加入规定，让一定比例的节目配有口述影像。对他们来说，这当然不是一封信就能立刻改变的事，但它至少说明，香港口述影像的推动已经不再只停留在做活动推广，而是开始往更根本的方向走：希望有一天，口述影像不再只是靠机构申请资源、靠团队四处协调才争取得来的服务，而能真正成为媒体和文化内容里一项被默认考虑的无障碍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