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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杜涛 田进
姚洋表示,AI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不想让AI泡沫破裂,就必须持续制造焦虑,不计后果地吹大AI泡沫,一旦破裂,有可能引发一场科技危机。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下称“博鳌”)期间,关税战和人工智能(AI)成为最热的两大话题。
一方面,AI热潮席卷全球,博鳌会场也首次引入人形机器人,并设置了四场与AI相关的分论坛。但在AI逐步落地过程中,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备受关注。另一方面,2025年以来,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多重因素冲击世界稳定和经济复苏。与会各国嘉宾围绕如何应对全球贸易新格局展开密集讨论。
3月25日,针对上述两大问题,经济观察报在博鳌现场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他表示,AI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不想让AI泡沫破裂,就必须持续制造焦虑,不计后果地吹大AI泡沫,一旦破裂,有可能引发一场科技危机。
在宏观经济层面,姚洋认为,相比于关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走势,更应该直面促就业压力、房地产高空置率等短期问题。当下尤其应该尽快疏通还债渠道,让经济运转起来。“应该认真研究、推行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治理模式,通过注资让三角债流转起来。推行这种模式,需要我们具备当时政府部门的勇气。”
经济观察报:今年博鳌的一大热门话题是AI,AI是否会冲击就业?
姚洋:AI替代人工,其实就是在制造焦虑。AI替代人工是一个长期过程,AI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替代大量工作,应该实地去考察AI落地后会产生的影响。比如我调研时了解到,玩具厂商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用自动化设备去替代人工挑选塑料件,广义上这也是人工智能替代就业。
此外,不应该把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失业归咎于AI替代。目前企业使用AI替代劳动力的比例还很低,和国内需求波动造成的失业相比,AI带来的就业替代简直就是“毛毛雨”。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AI热席卷全球的现象?
姚洋:当下AI被讨论得太多了,这股热潮很大程度上是一批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带着目的炒起来的,AI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英伟达的市值已经十分接近日本全年的GDP总量(日本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2025年GDP总量约为4.43万亿美元),这正常吗?一家公司再伟大,也无法与1.2亿人创造的生产总值相比,AI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只不过,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不想让AI泡沫破裂,就只能持续制造焦虑,不计后果地吹大AI泡沫。
经济观察报: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会是科技危机吗?
姚洋:肯定是科技危机,AI泡沫破裂是迟早的事。DeepSeek的出现戳了一下AI泡沫,但最终市场又缓了过来。
接下来,AI泡沫破裂的契机,可能来自中国的某项科技突破,比如中国制造出光子芯片或光电融合芯片。我从企业端获取的信息是,这类技术突破可能需要2—5年甚至更长时间。一旦技术突破,美国硅谷科技公司的市值崩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经济观察报:政府部门应该如何看待AI热?
姚洋:政府部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提振国内需求。我担心AI热会让政府部门忽视短期问题,给经济复苏带来更多挑战。如果短期都难以维持,谈论长期就没有意义。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了博鳌的“关税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分论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观点?
姚洋:论坛上,大家普遍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贸易影响并不大,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大家认为,国家之间互相加征关税,效果相互抵消了。
其次,一些人认为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对国内消费关注有限,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对此委婉地提出了一些担忧。
针对全球贸易框架发展趋势,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需要保留多边体制,但美国商务部原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则委婉地提出,现有的多边规则已经不适用,解决办法应该是中美坐下来沟通协调。
我个人认为,虽然全球化并没有结束,但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已经基本处于停摆状态。以前针对贸易冲突,大家都是在WTO框架下谈判,最后按照规则形成解决方案,现在这套机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
经济观察报:分论坛上,你向古铁雷斯提了两个问题(为何不同意强化多边机制以及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但他似乎在有意回避?
姚洋:分论坛开始前,我就和他交流过,他当时说可以回答“为何不同意强化多边机制”这个问题。但论坛上其他嘉宾都在讨论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他属于少数派,可能因此不愿意多表达观点。
我其实还想问现场嘉宾关于G2(中美两国集团)的看法,只是因为时间有限未能实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G2,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私下沟通时,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原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评价说:“现在全世界的问题都在围绕着中美两国展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应该坐下来谈论一些规则性内容。我们不要害怕制定规则,现在美国在破坏规则,世界已经足够混乱,中国应该借此建立规则,实现有规则的竞争,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朋友。
经济观察报:论坛上,欧盟的专家和官员为何提出要积极推动多边机制发挥作用?
姚洋:现在美国的想法是,多边机制对它没有意义。即使推进多边机制,美国也想改造现有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WTO在贸易领域基本处于停摆状态,世界贸易可以说又回到了“丛林时代”。欧洲自身难以抗衡关税战,因此希望多边机制能发挥作用。
经济观察报:2026年GDP增速目标调整至4.5%—5%,你如何看待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速?
姚洋:我认为谈论中长期目标没有意义,我现在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当下,哪有未来?人都是活在当下,讨论长期问题与普通人有何关系?
我们必须直面促就业压力、房地产高空置率等短期问题。如此高的房地产空置率,以及每年新增大量无法偿还房贷的家庭,这些问题值得更多关注。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估当下的就业现状?
姚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两年大城市人口数量整体在下降,许多人从大城市重新又回到县城。除了人口结构变化,这或许也意味着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在减少。虽然县城同样工作机会不多,但生活和住宿成本更低,这种回流能让个人熬过一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国内促消费面临什么挑战?
姚洋:消费不振的关键是,我们不看“房间里的两头大象”——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负增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压力加大,这导致支出几乎没有增长。
地方政府支出与房地产支出大约占国内总支出的50%。因此,如果忽视这两方面的支出下滑,转而刺激其他领域消费,就很难取得明显效果。我们现在逼着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还债,如果问题演变下去,我担心中国会变成90年代的日本——大家都在还债,经济增长被严重拖累。
经济观察报:如何化解债务?
姚洋:化解债务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美国的直接破产模式,好处是债务出清快、经济恢复早;坏处是会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巨大震动。
第二种是日本模式,即大家都处在逐步还债的过程中,导致经济增长被严重拖累。
第三种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推动的“政府注资概念”。通过注资让三角债流转起来,剩下的债务在剥离后进行债转股等处置。没有那一轮债务治理,中国加入WTO后也很难实现本世纪初前十年的高速增长。
经济观察报:当前国内应该采取哪种债务化解模式?
姚洋:应该认真研究、推行第三种化解债务模式,我们要借鉴当时政府部门的勇气。
账期不断拉长,已经让大量企业的经营面临挑战。这不是实体经济竞争的问题,而是金融问题。因此除了推进“反内卷”,更要治理三角债,疏通还债渠道,让经济运转起来。可以给地方政府注资,让还债链条转起来。
经济观察报:有专家认为,这是经济转型中的阵痛?
姚洋:并不是。谈及宏观经济问题,不能动不动就讲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中长期政策解决不了短期困境。比如市场呼吁提高福利待遇水平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现实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消费约占总消费的0.6%,短期内即便他们的福利水平翻倍,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十分有限。
经济观察报:还能回到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吗?
姚洋:已经回不去了。现在地方政府缺乏基建投资动力,2025年基础设施投资也出现了负增长,最终还是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在寻找促消费举措方面,我们的视野不能太窄。例如在普通人的资产因房价下跌而缩水的背景下,怎么可能继续扩大他们的消费?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普通百姓的资产再继续贬值下去。全国个人资产大约700万亿元,房地产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房价下跌30%,意味着居民资产就会蒸发超百万亿元,如果能减少这部分损失,对消费的支撑会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