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创造现代宪政所有基本元素的国家，不应用“没落”二字武断概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在简体中文网络世界，说起英国，最常见的词就是“没落”，但这个诞生了《大宪章》、创造了现代宪政所有要素的国家，只用这两个字概括，显然过于简单武断。

仅仅在二战后，英国就面临了无数问题，也解决了无数问题——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它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恰恰呈现了二战后的世界成就与忧患。

萨特南·桑格拉在《帝国之境：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一书中就提及了这一点，并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例——“自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个话题以来，就经常在英国政治领域里引发各种争议与危机。”

桑格拉提了几个例子：“1964年英国大选之际，据称斯梅西克地区的保守党候选人告诉选民：‘假如你想找一个黑鬼做邻居，那就给工党投票吧。’1968年，我们亲耳听到了伊诺克•鲍威尔的名为‘血流成河’的主题演讲。20世纪70年代我们面临的两难处境，是怎样对待乌干达的6万名亚裔和肯尼亚2.3万名亚裔人群。80年代我们经历了‘种族骚乱’，它们往往起因于白人针对少数族裔群体发起的攻击。”

之后，桑格拉和英国人还亲历了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与“疾风”号丑闻。桑格拉引用了历史学家安娜•玛丽•史密斯的观点：作为一个国家，英国让“黑人移民……变成了后殖民主义社会的一种症状……那种最明确地体现出英国生活方式解体的症状”，借此而努力化解“去殖民化的创伤”。

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是保罗•吉尔罗伊在《帝国之后》中的表述：“英国有许多人最终确实需要‘种族’，他们或许把它当成一种可靠的办法，在自身感觉日益迷茫的世界面前稳住方向，并欣然接受它赋予的各种意义之确定性。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那种忧郁模式已经成为他们的维系机制，用来保持他们日益脆弱空虚、摇摇欲坠的民族身份建构。种族的悲剧在英国时有发生，并且变成了一部动荡历史的组成内容。它们用一种功能性的苦痛，衬托出国运缓慢衰败而导致的乏味感。”

不过在桑格拉看来，英国人的民族身份并不脆弱而空虚，国运衰败亦非事实，相反，多元文化社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也承认，“帝国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压抑与困惑情感，在我们反复遭遇多元文化主义危机时，仍然不断浮现。”

简中网络对英国的嘲笑，很大程度上基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领土上的“失守”。1926年，《贝尔福宣言》使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独立，之后就是1947年的印度与巴基斯坦、1956年的苏丹、1957年的加纳、1964年的赞比亚……此外还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尤其是苏伊士危机，通常被视为英国战后心理重塑的一个关键时刻，“揭露出英国所谓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只不过是一场虚空”，甚至被认为标志着英帝国的真正终结。

但殖民地的相继和平独立，又何尝不是英国逐渐告别殖民原罪、走向真正现代国家的标志？

至于二战后英国参与的几场战争，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介入，有人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回归，但它恰恰是二战后世界应有的样子——反极权、反压迫。相比之下，如今的绥靖主义才是真正的文明之悲。

不过确实要承认的是，历史上的英国离不开对殖民地的系统性剥夺，而现实中的英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强调自身废除奴隶贸易、退出殖民地的历史选择，淡化原罪。

二战后的英国政治人物就时常无法摆脱这种旧腔调，正如《帝国之境》中所言：“从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专心属意于英国的全球地位，到托尼•布莱尔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戴维•卡梅伦为武装介入利比亚辩护，再到罗宾•库克著名的‘伦理外交政策’，这种风格做派向来不乏实例。库克在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刚两周的情况下宣布这一想法，遭到了众人嘲讽。但是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承认，这项政策根本不算什么创举。事后不久，他在BBC的一部纪录片里表示，‘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采取伦理外交政策’，尽管至今还没有人这样表述。这种冲动显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

按照罗伯特•图姆斯的说法，“英国政客经常感觉自己有道德压力，需要在濒临失败或不复存在的国家干预介入，这一点在印度和非洲表现得最广泛”。

普通人也一样，在桑格拉看来，“对帝国的怀旧效应，甚或已经更深刻地植根于英国人的心理。”也正因此，他认为只有学会如何直面自身的过去，不回避问题，才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