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的轻重：Fresh Fruit, Broken Bodies读后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方肉米仓 ，作者：方肉

今年刚刚过去四分之一，年度之书就有候选书了！

三月看了一本书叫做Fresh Fruit,Broken Bodies（新鲜的水果，破碎的身体）。作者Seth Holmes是一名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这本书讲述了在美国西海岸（主要在西北部华盛顿州地区的）的墨西哥移民采草莓和蓝莓的故事。

工人们大多来自于墨西哥南部的Oaxaca州。当地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太多养家糊口的可能。工人往北走，去Oaxaca州的首府Oaxaca城。再往北走到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或到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接壤的Baja California，或者继续往北到加利福尼亚，再往北到和加拿大接壤的华盛顿州。越往北边走，工作机会越多，赚钱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工人们大多在华盛顿州采一季的草莓，再回到Oaxaca帮家人收玉米。本书中描述的工人大多为Triqui（特利基人，墨西哥的一类原住民）。他们中的大多数讲特利基语。他们并不会说西班牙语，更不要提英语了。他们踏踏实实干活，不会说英语，也不会抗议。工人一天工作十到十六个小时，和其它的工作不一样的是，采摘工人的工钱是按照净重收费的。每采一磅草莓，工人能赚14美分（约为每采九两草莓，工人能赚一元人民币）。一个采摘季节下来，工人能赚3000-5000美元（约两万到三万五人民币）。这也就是他们一年的生活费。工人以非法入境的形式从墨西哥北部入境美国。非法入境的费用大约在1000-2000美元。Seth和工人一起尝试非法入境，他们在边境处被边境警察抓住。众人被监禁，Seth被罚了一些款，工人们被遣送回了墨西哥。

长时间的工作和糟糕的工作环境给工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位工人患有一种严重的头痛。他找过华盛顿州当地的医生，找过Oaxaca的医生，也找过在特利基人中比较受信任的巫师。任何的止疼药对他都毫无用处。他的头痛在草莓园监工骂他“野蛮人”，“墨西哥狗”，“狗”的时候尤其剧烈。唯一能够帮助到他的是啤酒，他每天晚上要喝十二到二十罐的啤酒，这样到了早上头痛才会有稍稍的缓解。美国医生告诉这位工人，他必须开始戒酒。医生认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工作中的上级，所以才会有这样严重的头疼。医生推荐他去看心理医生。

这位工人一脸茫然，问Seth，什么是心理医生？

对于工人来说，他没有任何时间和金钱上的富裕去看心理医生。

另一位工人因为在工作中长时间的弯腰，下蹲中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膝盖疼痛。Seth也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他同样在草莓园工作了一段时间。Seth的身体也感到了这种疼痛。工人的疼痛积累更久，程度更甚。这位工人也去看医生，医生对他说：

“你需要停止做采草莓的工作，你下蹲的方式也不对。”

医生并不知道这位工人是怎么下蹲的，更不知道除了采草莓以外，这位工人没有别的出路。

书中提到：

“就像Ferguson在《反政治机器》中提到，生物医学正在将痛苦去政治化，病痛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性，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归咎于个体行为、被预设的文化习俗，以及被感知的族裔身体差异。除了这种基于情境的审视视角之外，当今北美的医生们还被教导要关注健康中的行为因素——诸如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个人习性以及成瘾问题。然而，如果缺乏相应的培训，无法去审视那些塑造了患者苦难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及当地社会等级体系，那么医疗专业人员便只能局限于看到疾病的生物学成因与行为学成因。从象征意义上讲，他们对疾病起源的理解被局限在患者自身。正因如此，那些初衷良善的医生们往往在无意之中对患者造成了“二次伤害”，在潜移默化中将患者所遭受的苦难归咎于患者自身。”

当Seth回到采摘工人的家乡——位于Oaxaca的San Miguel时，当地健康中心将一系列问题归因于“缺乏对家庭的长远规划”以及“（妇女）不愿接受宫颈抹片检查”。与此同时，当地高达33.6%的文盲率也被简单归结为：与其让孩子接受教育，家庭中的父亲更倾向于让他们下地劳作。

然而，Seth提出了更深层的质疑：为什么“不进行宫颈抹片检查”会被视为比因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进而引发的儿童死亡更重要的健康问题？又为什么在指责父亲不让孩子上学之前，不去探究那些由国际与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不均所造成的结构性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半迫使甚至迫使孩子走向劳动？

我曾在美国的制造业一线工作，也和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其它地区的工人并肩工作。我正在我的一本书里写下他们的故事。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我们受教育有什么用。这个世上有无数的人在遭受痛苦，我们有双休日，有在海滩和湖泊旁的美丽假期。她说，她为自己的自由感到痛苦。

我说，因为我们受了教育，所以能短时间看到更多的东西。阅读和思考赋能于我们，让我们看得更深。我们去看，去记录，去表达这些东西，都是有无比的意义的。

此中有深意，而我们无需辩解。

这里我想再次引用Seth的一段话。

“许多学者都曾探究：学者在世间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或许会被引向一个核心议题：如何对“社会苦难”进行“去自然化”处理——与他人携手，共同致力于揭示社会不平等的非必然性（即“去自然化”），从而揭露“符号暴力”与苦难之间隐秘的勾连。唯有如此，那些所固化并强化的社会不平等——方能被清晰地辨识、有力地挑战，并最终得以重塑。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我们社会科学家必须将目光投向这样一个核心课题：去理解并从理论层面加以阐释——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特定社会群体被边缘化、被遗忘，甚至被视为“理应承受”其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民族志研究——凭借其“深描”的细腻笔触与对细微之处的精准剖析——无疑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正如C.赖特·米尔斯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呼唤的那样：“理论家们！方法论者们！行动起来吧！”

Seth实在是非常勇敢的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为我也为这个世界有他这样的医生感到无比的感动。他的实践和写作，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力量。

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医生朋友们，我的学者朋友们，我所有热爱记录和讲述的朋友们。（暂无中文版）

因为讲述本身，体验本身，有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