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20年前，我对中印的预测到底哪里错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 ，作者：黄亚生，编译：|张谦和，编辑：赵澜清，原文标题：《编译 | 黄亚生：20年前，我对中印的预测到底哪里错了？》

既然本文是对2003年原作的反思，若完全撇开当年文章内容，只就这篇回顾文字加以评判，显然并不充分。回看《印度能超越中国吗？》一文，可以发现，黄亚生当年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彼时，中国改革开放虽已持续多年，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与制度地位，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逐步确立，其在资源获取和政策支持上仍处于明显弱势；而印度尽管同样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政策影响，私营经济传统却未曾中断。基于这一历史背景，黄亚生提出：如果中国不能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仅依赖外资驱动增长，其长期发展前景或受制约；而印度因对私营资本更友好，未来或许具备相对优势。放在当时，这样的批判逻辑确实合理。但二十多年的现实发展并未沿着他当年设想的方向展开。正如黄本人承认的那样，中国不仅调整了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而且持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给予其更平等的制度空间和更重要的政策地位，以至于今天，华为、小米、比亚迪以及最近爆火的张雪机车等一批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产业竞争力中无可争议的不可替代力量。相较之下，印度的发展并未充分回应他对于“印度优势”的期待。印度股市确实活跃，但股市表现并不等同于经济健康，更不等同于私营经济整体实力。印度的资本、资源与市场机会，仍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和既有大企业中。除少数早已成名的公司外，印度并未在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制造、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产业竞争关键领域，培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代表性企业。黄亚生或许看到了印度金融市场更“市场化”的一面，却忽视了印度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政策掣肘、基层治理低效以及本土寡头垄断等深层问题，也没有看到印度大型企业依赖本土市场保护和政商关系，拒绝在全球竞争中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当下印度的不少举措反而是在借鉴中国式发展路径：鼓励外资进入，出台产业激励政策，并放宽限制规模化的制度障碍。但出于国家能力、行政效率以及政治协调成本等因素，这些努力至今成效有限。黄亚生是“印吹死挺”吗？其实不是，他真正关注的始终是中国问题与中国发展前途。印度不过是参照，是一杆表达他对于中国制度不信任的枪。多年来，他确实看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真实症结，也提出过值得重视的警示；只是偏见，让他态度悲观。但二十多年来中国政策调整与现实发展恰恰说明，一个能够不断修正偏差、调整路径的制度，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韧性和能力。对黄亚生提出的问题，仍应认真对待；但对于中国在实践中展现出的纠偏能力，也不妨更具信心。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2023年，卡特中心邀请我就我与塔伦·卡纳（Tarun Khanna）于2003年合著、发表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Can IndiaOvertake China?”（《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写一篇反思文章。在较原始版本做了一些编辑上的修改后，我现在将它重新发表在我的Substack账号上。

在本文中，我将提供一些额外数据，以帮助界定讨论。我将展示两组简单直接的比较指标：中国和印度的实际GDP增长率，以及上证指数和孟买证券交易所指数的增长率。

当然，这两组数据并不能捕捉两国经济的全部情况，而且中国在很多很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印度。不过，我们的文章始终讨论的是以增长率而言的追赶超越，而从来不是两国的当下发展水平。请读者自行判断，我们文章中的核心预测——印度的增长即将提速——大体上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

多年来，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人因为这篇2003年的文章攻击我，说它错得离谱。这些人中，有些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些是自以为懂很多、其实懂得很少的人；还有一些人是基于偏见来形成观点的人。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我确实希望，那些更认真看待研究和数据的人，至少愿意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仍然可能有错，而在卡特中心发表的那篇文章里，我列出了一些我希望自己当年本该多考虑的问题。但如果你根据GDP和股市表现数据，认为我们在2003年提出的“印度增长即将提速”这一说法在大方向上是错的，我理应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提醒，我们的文章发表于2003年。请注意2003年前后的数据变化。

1.实际年度GDP增长率：

印度与中国之比（分时期平均值。由于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情况，2020年未被纳入2018—2025年的计算。）

——1990—2002：0.623（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印度实际GDP的增长率相当于中国实际GDP增长率的62%。下文所示数据的含义同理。）

——2003—2007：0.762

——2008—2012：0.732

——2013—2017：1.04

——2018—2025：1.358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基数效应——中国的人均GDP更高，因此其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自然会下降。这是原因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事实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一直高于印度，但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增长速度仍然比印度更快。

2.股市表现：

在2003年，我们强调了印度更加偏向私营部门的金融体系是它的优势之一。下面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和孟买证券交易所敏感指数（Sensex）的年均百分比增长率。（同样，因新冠疫情，未纳入2020年数据。）

——1990—2002：1）中国：11.4%；2）印度：6.12%

——2003—2007：1）中国：-4.6%；2）印度：13.8%

——2008—2012：1）中国：6.44%；2）印度：10.28%

——2013—2017：1）中国：-4%；2）印度：14.28%

——2018—2025：1）中国：6.8%；2）印度：12.24%

3.总而言之：

3a）实际年度GDP增长率：印度与中国之比（分时期平均值）

——1990—2002：0.623

——2003—2025：1.00

3b）上证综指与孟买Sensex指数的平均增长率（分时期平均值）：

——1990—2002：1）中国：11.42%；2）印度：6.12%

——2003—2025：1）中国：1.67%；2）印度：12.6%

像我这样的一个爱追问的人，想知道的是：“我们在2003年到底哪里错得离谱？”

下面是2023年由卡特中心发表的那篇文章：

围绕我们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存在很多误解。（那篇文章是与哈佛商学院的塔伦·卡纳合著的。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我在这里使用“我”这个说法，是因为这篇反思文章是我自己写的，而且我和塔伦在如何回顾我们那篇文章的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看法。）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这两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在2003年文章发表时，中国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印度则更多依赖国内私营部门。以下是那篇文章的核心主张：“通往经济发展的最快路径是什么？中国说，是欢迎外国直接投资（FDI），而且大多数政策专家也同意这一点。但与长期落后的印度相比表明，FDI并不是通往繁荣的唯一道路。事实上，印度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可能会赋予它一种长期优势，而中国则受到低效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掣肘。”这就是那篇文章的核心论点，而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印度被普遍视为一个增长失败案例，而外国资本则被视为经济成功的最佳路径。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从未声称——更不用说给出时间表——印度会在GDP总量上超越中国。大多数人根本不看标题之外的内容，而标题是编辑所拟定的，这在新闻业中是常见做法。以下是文章中唯一一处触及两国更广泛增长前景的部分，而且表述非常谨慎克制，绝不是一种强有力的预测：“中国和印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印度在整体上并未胜过中国，但它在若干关键领域表现更好。这种成功可能使它能够赶上中国，甚至可能超过中国。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不仅将表明本土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将显示出中国所追求的依赖FDI这条路径的局限性。”

我们在印度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讨论了民主，而且文中没有一句话说中国会因为它是一个集中制国家而崩溃。顺便一提，我曾写过一篇题为“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的文章。在2003年那篇文章中，我们写道：“中国和印度是世界未来的两大强国。”如果你能从这句话里读出一个“中国崩溃论”，那你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

二十年过去了，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些主张了。我会直接而坦率地说：有些地方我说对了，但也有些地方我说错了。

那篇文章的核心主张——国内私营部门是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完全正确的。你知道谁同意这一主张吗？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我或许还在中国政策转变中起过一点点次要的推动作用。那篇文章中关于中国的洞见，来自我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书Selling China（内地译名《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书中论证了，对私营企业的金融歧视为外国企业创造了大量投资机会。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5年在中国出版。出版社告诉我——虽然我没有直接证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曾把这本书布置给发改委的高级官员阅读，以回顾审查中国FDI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主管机构。）2007年，中国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实现平等，而这正是我在那本书中所主张的立场。（我并不是在为自己邀功，而且我也只是持这种看法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但大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自商界。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主张这一立场、并写出一本有详细数据和分析支撑的整本书的学者，是极少数。）我们在2003年文章中指出的问题之一——中国对本土企业的歧视——后来其严重程度有所下降。

我们绝对说对的另一点，是关于印度金融体系相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判断。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问题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并且正在压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早在2003年，我们就看到了印度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许多国际投资者当时没有看到——那就是，印度的股票市场监管更完善，而且更支持真正高效率的企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支持国有企业。中国和印度股市表现之间的巨大差异，充分验证了我们的看法。印度股市大幅跑赢中国股市，我认为在2003年没有多少人会预见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对的。（参见本文开头所列举的上证综指和孟买Sensex指数比较数据。）

我也要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有一些地方是错的。再次说明，这只是代表我自己。第一，在2003年，我没有考虑到政策变化；例如，中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私营部门政策变化。这是进行经济预测时普遍存在的风险。我们依据当时掌握的信息来做出预测，默认某些条件会维持不变，而我们必须记住，做经济预测也就是在预测经济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做学术的人来说，我们并不拥有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独特洞察，因此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约束条件。更谨慎的表述应该是：“在某些既定政策条件持续存在的前提下，这是我们的预测。”

第二，在我2003年的那本书和我们2003年的文章里，我对外国资本的理解过于狭隘。我当时想到的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建工厂，而不是外国资本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阿里巴巴是由软银和其他外国基金出资支持的。（当时阿里巴巴还不为人广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并不是与本土企业家精神相竞争，而是在为本土企业家精神提供资金和支持。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我充分承认了外国资本所发挥的这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我们2003年的文章中，我们敦促印度更加大胆地拥抱外国资本。我必须说，我对印度经济全球化推进得如此缓慢感到惊讶，而这很可能正是任何民主制度的一个弊端——它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

第四，我对一个国家扩大活动规模的能力有了更深的认识——无论是提供教育和医疗，建设工厂，进行新技术原型开发，还是扩大制造规模。不过，我也意识到，规模化过度也会带来风险，即削弱创造力、削弱思想的多样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会把糟糕的政策大规模推行到底。如何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因素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关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恰当的组合。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23年出版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How Exams,Autocracy,Stability,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台版译名《中国模式的终点：从科举帝制到数位威权，揭露中国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一书中作了非常深入的论述。

第五，至少对我而言，我后悔的是，自己最初是在媒体上而不是在一个更学术的场合提出这一命题。新闻性文章无法体现其中大量微妙之处。对“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这个问题，最准确的回答方式，不是机械地比较两国GDP增长率。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在考虑其增长基本面的前提下比较两国GDP增长率，也就是，把增长率与其增长基本面联系起来比较。听起来相似，但这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我认为，印度整体的增长基本面相较中国较弱，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因此，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实现5%、6%甚至7%的增长，令人难以置信。过去20年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在我2026年的著作Sta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我对这两个国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看法。存在这样一种情景：印度有可能在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中，持续展现出增长上的成就，而这种情景就是中国自己出现失误并推行糟糕政策的情景。恐怕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种情景。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中国仍然拥有更优越、更广泛的增长基本面，比如其人力资本质量、性别平等、企业家进取精神、制造业深度，以及其扩大技术应用规模的能力。我有意没有把基础设施列入这个清单，因为我认为基础设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最后，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我最深切地希望，两国都能把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搞对，希望两国经济都能有良好表现，并继续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改善各自公民的福祉。把中国和印度对立起来，是一种人为建构；作为讨论和辩论的话题、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当然是有意义且有趣的，但当两国做得好时，我们都应当为它们喝彩；如果它们犯错，我们也都应当批评。

我怀疑，那些不断攻击我、攻击这篇2003年文章的人，并不具备这种态度。他们之所以感到被冒犯，是因为我——一个出生于中国的人——竟然胆敢赞扬另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赞同他们的做法，我就不会选择我现在这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