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吴靖

独立思考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它也无法再向权威妥协。当一个人学会了用正确的尺度来衡量世界，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接受蒙着眼睛的愚昧。而这个过程，便是一个人的自我启蒙。

独立思考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读《奶酪与蛆虫》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传统，奠定了以帝王将相为主线的历史书写范式。直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祭出了“新史学”观，他批评中国二十四部所谓的正史是“知朝廷和个人而不知国家，知帝王将相而不知人民大众”。他的理想是以全新的视角和观念去书写人类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不是一人一姓的帝王将相史。这无疑是中国人史学观念的一次重大飞跃，但人民大众进入历史书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一生中的诸多细节可以被史书所详细记录。

真正的震撼来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1976年，一位名为卡洛·金茨堡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这部震惊世界的史学作品的书写对象竟是一位“反英雄”色彩的社会边缘人——梅诺基奥。金茨堡以十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档案为基础，讲述了生活在弗留利小镇的磨坊主梅诺基奥因言获罪，经历宗教法庭两次审讯，最终遭遇火刑的史事。《奶酪与蛆虫》以“通过底层人物的生活细节揭示宏观历史结构”的反传统宏大叙事特点，被西方史学界公认为“微观史学”代表作。

金茨堡笔下的梅诺基奥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虽能读会写，却诸事不顺，就像当今无数奔波忙碌的牛马。但从另一方面看，他是一名独立思考的孤勇者，因其不信基督救赎，视“上帝为一缕空气，众天使为奶酪中的蛆虫”而遭到两次审判（相隔15年），面对亲朋的退避、教士的斥责和审判官的威吓，皆未动摇其“离经叛道”的立场。

金茨堡巧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审判档案和精英文化、底层文化之间穿梭游走，通过梅诺基奥的眼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他的奇思异想、喜怒哀乐和挑战权威的决心，更洞见了十六世纪欧洲大众文化的瑰丽图景乃至欧洲历史的宏伟画卷。

微观史学

在阅读《奶酪与蛆虫》的过程中，或许有人会在脑海中跃出这样的疑问，金茨堡这种“以小见大”的史学新观念的思想根源在哪里？事实上，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950年代末。当时，金茨堡阅读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947年），后者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写下了这部影响深远的对底层阶级文化的反思之作。金茨堡深受其影响，便思考如何通过追寻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细节，来揭示历史的宏大结构。

到1960年代初，金茨堡在意大利的乌迪内翻阅一个十八世纪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汇编，其中有意大利宗教法庭1000次审判的手抄本目录。他无意间读到一条不过寥寥数行的案情介绍，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被告是一个小磨坊主，因为对上帝有不同的看法而受到指控。金茨堡想以后有机会再回来读这些档案，于是把卷宗编号抄在了一张小纸片上。谁知一晃就是7年。直到1970年，他才有机会读到审判的缩微胶片，便立刻被这些记录所触动。

事实上，这一晃而过的7年，正是意大利乃至欧洲史学面临重要转型的历史性时期。1966年，金茨堡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历史笔记》杂志，他们批评主流历史把过多的精力给予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而忽视了广大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这与当年梁任公对中国历代正史的批评何其相似）。那些有限的有关民众的研究，也常常是被扭曲的历史。到1970年代，当时全球左翼思潮的广泛散布，也给予了金茨堡在研究思想上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为《奶酪与蛆虫》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然而，要研究微观历史，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去发现庶民的声音。对此，金茨堡清醒地指出：“在文献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是由记录人来书写的。”下层人的声音哪怕能听到，也是“已经经过了重重过滤”。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史料，无数记录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已经被扭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庶民的声音，而所谓的“大众文化”也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因此，《奶酪与蛆虫》一书的写作，就是寻找底层声音的一个伟大历程。

以对小磨坊主梅诺基奥的两次审讯记录为例，其中包括了审讯者的提问、书记员的记录、最后的整理和抄写等。对此，金茨堡进一步表示，虽然梅诺基奥给儿子写的信可以视为他直接的思想表达，但是监狱和审讯给了他心理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因此，“作为历史文献而言，究竟有多大价值”，则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当我们读完这本书，发现经过金茨堡编织的这个结构巧妙、叙述迷人的历史叙事，这种价值已经完全地展露无遗。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呈现是随着印刷业和书面文化的发展，书籍不再由上层阶级垄断，像梅诺基奥这样的底层人士也可以读到一些“禁书”，从而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其他同时代的农民。金茨堡分析这个小磨坊主怎样理解那些文本，从而能够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智史，并由此去解读当时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当时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这个主题，其实正是金茨堡在本书中研究的焦点问题。这种“以小见大”的巧妙技法，乃是微观史学的核心要义。

更有意思的是，从本书的结构上看，完全不是学术著作的写作范式，倒更像是小说的谋篇布局。不到30万字的容量在历史书籍中绝对不算大，却又足足62章之多，有的章甚至只有1-2页，比如第24章“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只有短短11行文字，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章节。正是凭借如此精心编排的结构，哪怕几乎全部资料都是依据档案，却让读者有了读小说的感觉，把我们带入了“黑暗中世纪”的意大利乡村世界。

书面文化vs口头文化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由于交通的闭塞，即便是最小的定居点，也至少会有一座由水力或风力驱动的磨坊——这里是人们互相接触，彼此交流的重要场所。较其他人来说，磨坊主这一特殊群体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理念，并将其传播开来。梅诺基奥正是凭借着这一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通过书籍和阅读世界接触到了大量的思想资源。这让小磨坊主的宇宙撕开了一个口子，进而启发他诞生了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

对于梅诺基奥这般“小人物”，金茨堡称其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碰撞的产物。而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书面文化如野草般疯长而和口语文化交织缠绕的历史时期。在被审判的过程里，梅诺基奥直言自己的看法来源于读过的一些书籍，包括《圣经辅读》《圣母马利亚荣光经》《约翰·曼德维尔骑士》等十余本。虽然数量不多，但对于梅诺基奥这样一位阶层低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十六世纪底层人士而言，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了。

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梅诺基奥只能靠自己的苦思冥想去理解书中的阐述，去重构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金茨堡指出，这些理解与认识必然会产生许多的误读，未必就是书籍的原意，而是在有所歪曲的基础上的一种自我发酵，各种混杂的想法构成了梅诺基奥的认识论。他持续不断地在各种书中寻找他认为足以支撑他的看法的论据，这些论据有很多是不成立的。在此，论据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梅诺基奥那里落足扎根的方式和过程。后续的历史表明，来自阅读世界的自发热情，将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梅诺基奥关于“奶酪与蛆虫”的讲法是无稽的，但这种无稽的讲法里含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十七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将证明这种观点具有的正确性，尽管这种正确在梅诺基奥那里只能算是蒙昧的萌芽。梅诺基奥的普通与特殊，让他成为了传统的与口头的民间文化代言人。正如金茨堡在英文版前言中指出，梅诺基奥的手中无意识地掌握着一张阅读的滤网，他的过滤方式预示了一种口头文化的存在，这种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遗产不仅是梅诺基奥本人的，也属于十六世纪的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

通过阅读，梅诺基奥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快感。而这种快感只需要花“两个索尔多”，从威尼斯购买一本“粗制滥造、颠倒无序”的《圣经辅读》即可获得。梅诺基奥对自己的原创思想感到骄傲，并迫不及待地向最高宗教权威阐述它们，因为“审判官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从他身上，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种欲与权贵试比高的信念，还隐约窥探到了一种宗教宽容主义的愿景，在“不同的国度中，有人信这个，还有人信那个”，而非宗教裁判所那里认定的那个唯一的权威答案。

或许，梅诺基奥的言论在十六世纪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1960年代（正是《奶酪与蛆虫》酝酿的这段时期）却成为了现实。1962年—1965年，罗马教廷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此期间提出了要“与不同宗教进行平等对话”“与所有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甚至不再强调“教宗永无谬误论”。这一点恰恰印证了400年前梅诺基奥的“预言”。他渴望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里的“新世界”并非是那“新发现”的大陆，而是一个“有待建立的新社会”。

放眼十六世纪的欧洲，梅诺基奥绝非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他代表的是一大群向往美好生活的“底层民众”。人们对于“伊甸园”般生活的渴望，几乎遍布了当时所有的艺术作品之中。全世界最古老的美术馆之一——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中珍藏着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名画《安乐乡》（1567年），画中描绘的正是那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牛奶与蜜露”之地，反应了穷苦百姓对于乌托邦的无限憧憬。

烧不掉的是思想

公元前399年，一位70岁的老者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毒害青年”和“不敬神”，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公元1599年，另一位67岁的老者被罗马最高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罪名和苏格拉底是如此相似，也是“毒害乡亲”和“不敬神”。时光跨越了近两千年，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不过，1599年被处死的这位老者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如果不是金茨堡从宗教法庭审判连篇累牍的手抄本中发现了仅有几行字的案情介绍，也许梅诺基奥这个名字就将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噪音之中了。而正是苏格拉底式的独立思考和堂吉诃德式的孤勇，让他得以青史长存。

是的，梅诺基奥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家伙，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但并非完全不加琢磨就将《圣经》奉为圭臬。他觉得《圣经》里有些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比如耶稣是圣约瑟和童贞女圣玛利亚所生，她生出了他，又怎可能保持童贞之身呢？同时，他还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乐于与乡亲们分享他的思考心得，和乡亲们辩来辩去，试图说服对方。然而，当时的大环境极其保守和严酷，当权者想要牢牢掌握对权力的控制，对平民百姓进行家长式的洗脑灌输，对持不同政见的人更是进行迫害式的处置。

弗留利小镇人都听过梅诺基奥的渎神言论，也没人赞同过他的说法。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告发过他。这些善良、勇敢的民众，或许正构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的宝贵土壤。直到一个叫乌莱的教区神父匿名将他举报，梅诺基奥这才进入了宗教法庭的视线范围。在相隔跨度长达15年的两次审判中，梅诺基奥在法庭上从未供出向他传授“异端思想”的人，他坚称是阅读让自己有了这些想法，即使后来被严刑逼供，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在法庭上，梅诺基奥宣称拒绝包括洗礼在内的所有形式的圣事，他认为这些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些“商品”，是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的剥削和压迫工具：“教会的律法和诫令都不过是桩生意，他们就靠这个谋生。”而他对于权力和责任的思考，显然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的心思是高尚的，我希望有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教会并没有为所应为，也因为不应当有那许多的浮华夸耀。”最终，罗马教廷的最高宗教法庭对此案做出了批示，命令尽快处死梅诺基奥。

1599年8月，梅诺基奥被处以火刑。行刑当天，有人在广场角落藏了块发霉的奶酪。当火焰吞噬梅诺基奥时，不知是谁喊了句：“蛆虫还在奶酪里呢！”这句话像种子落进了土里，10年后弗留利爆发农民起义，叛军旗帜上画的不是十字架，竟是一块爬着蛆虫的奶酪。教会烧了梅诺基奥的身体，却烧不掉他的思想。审判档案里那个“书卷贩子”，后来成了思想家布鲁诺的助手。而布鲁诺在半年后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时，口袋里还装着梅诺基奥的言论摘要。那些被教会视为“异端呓语”的猜想，其实是底层民众对世界最朴素的追问。‌

独立思考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它也无法再向权威妥协。当一个人学会了用正确的尺度来衡量世界，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接受蒙着眼睛的愚昧。而这个过程，便是一个人的自我启蒙。梅诺基奥是最不起眼的普通人，却也是最孤勇的质疑者，他以批判性思考探究着这个世界。

近400年后，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在偶然间发现了他在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微弱痕迹，听到了他孤持的呼声，并以生花妙笔再现他的生平，让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不自由的专制年代里，还有这样一位孤勇、善良、独立思考的普通人。他像堂吉诃德般孤独地挑战着权威，并孤独地死去，却留下了一个永远令人仰望的孤勇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