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8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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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作者：代科卉
也许“一点点”的可能性，才让《我，许可》如此特别。
最近的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几乎不可能“安静”的电影。
鸭嘴钳、子宫息肉、性教育、母女关系、身体自主权、反向教育……近几年来最受关注也最易引战的话题，都被最近上映的《我，许可》搬上了大荧幕。
这是一个关于自愿独身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母女关系的故事。
情节并不复杂，25岁的“母单”女孩许可想做一个小小的妇科手术，却被医院要求家属签字。偏偏这时，母亲胡春蓉突然闯入她的独居生活。
一场关于身体、边界和爱的战争开始了。
4月3日，这部由文淇、秦海璐主演，杨荔钠执导的电影《我，许可》上映了，上映4天，豆瓣开分8.3，票房超8000万。在清明档这个没有“种子”大片的档期里，该影片成了一个意外。
有人在电影院里哭了半场，有人看完决定带妈妈二刷，认为这将会成为年度十佳。
但批评的声音也并不少。“像两个小时的抖音女性主义爆梗样板戏”，“自我感动式的表演型人格下的女性主义八股文”，不少人觉得它议题堆砌、全而不精、口号先行。
奇怪的是，骂归骂，观众还是走进电影院，打出高分，在评论区写下：“我许可这部女性主义电影不够完美。”
从《出走的决心》到《好东西》再到《我，许可》，近年来，每一部引发热议的女性题材电影，都陷入过相似的循环：先被批评太满、太说教、太像“金句收割机”，然后票房超出预期，然后是铺天盖地的“虽然不完美，但——”
为什么“不完美”的电影，仍然让人心甘情愿买票、打高分？我们究竟在为一部电影买单，还是在为某种迟迟未被说出的经验、某种尚未到来的关系，投下特别的一票？
“许可”在中文里有两个意思。
作为动词，它是“允许”“答应”。作为名词，它是一个25岁女孩的名字。
这两个意思在电影《我，许可》里，构成了一组贯穿始终的追问：一个成年女性的人生，究竟需要经过谁的“许可”？
电影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疑问。
“许老师，你的屁股流血了！”
校运会的跑道上，许可正在冲刺。眼看就要冲线，一抹血顺着大腿往下流。她摔倒在地，比赛输了，“赢得”了全场的注视。
去医院一查，子宫息肉。一个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小手术，却被她的“母单”身份卡住了——医生怕破坏阴道瓣遭投诉，要求家属签字。“我自己的身体我不能决定吗？”许可不解，开始辗转在各家医院。
这就是《我，许可》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成年女性连处置自己子宫的权利都需要他人“许可”？
还没等许可找到答案，她的母亲胡春蓉已经拖着行李闯入了她的独居生活。母女被迫同居，冲突乍起。
一进门，胡春蓉就开始“接管”：丢旧毛巾、塞脏衣服、唠叨冰箱里的剩菜。丢掉的毛巾是许可用惯的，新买的毛巾让她密集恐惧症发作；洗衣机早就坏了，胡春蓉不知道，水漏了一地。
一个说“不管你谁管”，一个说“你管得太多了”。饭桌上，一个说要辟谷，一个真炒了一盘鸡屁股。吵架、冷战、和好，再吵架、再冷战。
这是电影的第二个追问：母女之间，除了相伤、控制，还能有新的可能性吗？
电影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个屋檐下，两个人的位置开始慢慢错位。
胡春蓉走出家庭，去做保姆、卖小玩具，在陌生的社会里频频“闯祸”，反而像一个初入世界的年轻人；而许可则反过来，带她蹦迪、给她性教育绘本、教她如何使用导航，像是在完成一场漫长的“反向教育”。
那种单向的、“控制与反抗”的相伤关系，被一点点打破。
许可的状态，其实很像是今天许多年轻人的缩影。她的生活有一点理想主义，会在课堂上给孩子讲月经，把卫生巾放进教室的木盒里，说“没什么好羞耻的”；也有一点疲惫，体检报告上，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息肉，一个不落。
用她好朋友的话说，她活在“弹性的自我和谨慎的自由之间”。用最近流行的一个概念来说，则是“奥德赛时期”的青年。
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提出这个概念，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回故乡的故事，来描述青春期到成年期之间那段漫长的探索期。
这个阶段的青年们不急着结婚，不沿着“毕业、工作、成家”的固定轨道走，在反复试错中摸索自我，同时又隐隐有一种“卡住”的感觉。
许可正是如此，她的生活始终在一个未知的悬浮状，总是被“卡住”——卡在手术同意书上，卡在和母亲的关系里，也卡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不过，就如布鲁克斯认为那般，奥德赛时期也并非全然的消极：“这十年来的试错经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记，让他们明白自己热爱什么，厌恶什么。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内在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
许可也没有停在原地。她不断试探一种可能：如果规则不成立，我能不能自己做决定？
这种探索，在电影中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身体。
《我，许可》里的三代女性，各自被困在一种身体的困境里：许可的身体被制度卡住，胡春蓉的身体被婚姻压扁，黄薇的身体被审美裹挟。
三种损伤，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一个女人无法完全拥有自己的身体时，她还能拥有什么？
许可的困境，最直接，也最荒诞。
她只是想切除一个子宫息肉。但妇科诊室里，几个医学生站在旁边围观，没有隔帘。墙上贴着一张标语：“保护患者隐私”。医生拿起鸭嘴钳，没有润滑，直接伸过来。许可疼得整个人从床上滚了下去。
没有办法，许可换了一家医院。
男医生盯着病历：“家属不来我不能做手术。”再换一家，女医生答应可以做，但排队近两个月。私立医院不用签字，但手术费两万块，小半年的工资。
许可在一家又一家医院之间奔走，为自己的身体找一个解法。
而她的母亲胡春蓉，也在探索另一种身体的感受。
作为家庭妇女，胡春蓉的身体，从未真正属于过自己。她的身体长期是被功能化的，长期处在照顾家庭、服务雇主、忍受丈夫之中。
直到离开家庭，她来到许可身边。一次，她报名参加话剧工作坊，老师让学员们“体会自己的身体”，她愣在那里，说“听不懂”。
但她在慢慢学。工作坊中，胡春蓉学着在地板上滚动，感受身体的存在；被性骚扰后，女儿拉着她去报警；跟着女儿去看演出，在台下唱出自己的声音。
一天清晨，她收到一件新内衣——柔软的、带蕾丝的款式。
胡春蓉换上它，走到穿衣镜前，盯着镜子里那个中年女人的身体。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暖色的光镀满她全身。她看着自己，嘴角慢慢扬起来，下巴微微抖动，眼眶红了。
最后，她抬起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这一分钟，没有一句台词。
但一具被压抑了半辈子的身体，终于被看见了。胡春蓉通过“感受”，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珍贵的、曼妙的主体。
这正是这沉默的一分钟，母与女的变化，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电影并不只是将目光对准了这对母女的身体蜕变之上。
许可的学生、正值青春期的黄薇，要面对的是身体的“被观看”。因为长胖，她想买“避孕药”减肥，结果买成了“堕胎药”，被送进医院。
饰演许可的文淇，后来反复提起，她对这一幕感同身受。2017年，14岁的她穿着蓝色礼服站在金马奖领奖台上，照片出来后，网上开始说她是“胖女孩”。
那时她不过一百斤。之后将近十年，她都在和那个声音搏斗。“直到两年前，我才慢慢把这些想法放下。”
某种程度上，文淇就是黄薇，黄薇就是无数个女性。
三代人，三种损伤。
电影将镜头对准女性身体——每一种身体都在承受某种“损伤”，但电影给出的答案不是治愈，而是“面对”。
许可最终切除了息肉，问出：“这么简单的一个手术，怎么就那么难？”
胡春蓉站在镜子前，昂起头，决定离婚。
黄薇爬上了攀岩墙的最高处，大口大口地喘气。
影片里，最让人无法忘却的，一定是这一幕。
一天晚上，母女躺在床上。许可转过身子，笑眯眯地盯着胡春蓉。她伸出手指，一个一个地点过去：“鼻子像丰芽洞里的钟乳石。眼睛像漠河游弋的极光。耳朵像三亚海边的小贝壳。嘴像月牙泉。”
“我这么名贵吗？”胡春蓉有些害羞。“不，是丰富。”许可回答。
两人相互纠葛的关系，在此刻，终于找到了一个汇合点。
近年来，母女关系成了华语电影的重要主题。而导演杨荔钠，正是以“母女关系”闻名的创作者，她的“女性三部曲”始终对准母女之间最为纠葛、复杂的关系。
《春潮》里，女儿在母亲病床前说：“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杨荔钠用暗涌的恨意与窒息感，撕开了一对母女之间长达40年的创伤与对抗。
《妈妈！》里，85岁的母亲照顾65岁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底色依然沉重，讲述了一个"每个妈妈都是母狼"的故事，但温情终于多了一点。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许可》里，杨荔钠收起了尖锐的审视与控诉。她的镜头变得柔软、包容、有温度，拍出了两个被困住的女性如何互相看见、双向救赎。
她不再追问“谁伤害了谁”，而是试探一种新的可能：母女之间，除了相伤和控制，还能有什么？
事实上，这是近来不少电影尝试回答的问题。
《出走的决心》里，女儿晓雪成了母亲李红的支持者。《好东西》里，王铁梅和茉莉创造了一种新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她们是朋友、伙伴。
到了《我，许可》，这种可能性又进了一步。它不再只是“支持”或“做朋友”，而是更具体、更日常的“靠近”。
许可不能接受约会对象挑走她碗里的杏干，却把自己碗里的小龙虾主动给妈妈；她讨厌自己的房间被他人侵占，却又给了妈妈一把新钥匙......一点，又一点，这个自诩“自我边界很强”的许可，始终会往后退一步。
而母亲胡春蓉，也试着，一步一步往前走，她终于决定离婚，学着直面自己的欲望，尝试新的工作机会。
面对这样的“和解”，不少批评者说电影太理想化，认为“母亲转变太快”。
但文淇的回应，或许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底色：“电影结束之后，妈妈和女儿的关系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她们依然会吵架，依然会发生矛盾。但是，她们彼此靠近了一点点。”
也许正是这“一点点”，才让《我，许可》如此特别。
2026年初，影评人“切片计划”提到一个观察：全球范围内动画电影都在称霸影院。这背后，是人们对于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的期待——观众正在厌倦那些反复重述伤害的“创伤叙事”。
这个逻辑，或许能帮我们重新看待《我，许可》这类电影。
如今，大家越来越不爱看反复重述伤害的作品，需要的是“被看见的痛苦”加上“可触及的希望”。这些电影也许并不完美，但它们是朝向未来的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一部被骂“太满”“太口号化”的电影，仍然让人心甘情愿买票、打高分。
在一个被创伤叙事耗尽耐心的时代，一部“笨拙但真诚”的女性电影，恰恰提供了最稀缺的东西：一种“不用先完美、也可以被许可”的安慰。
影片的最后几幕，25岁的许可走进一片丛林。雾气中，她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旧式校服，扎着马尾，在阳光下蹦蹦跳跳。
那是少年时的胡春蓉。
许可转过身去，看着她，说：“妈妈，你不用认识我。可以的话，永远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