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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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周浩锴（编译），原文标题：《在伊朗，美国会重蹈伊拉克的“海湾泥潭”吗？｜IPP编译》
谈判破裂之际，有分析警告当前战事的演进正重蹈“海湾泥潭”的覆辙。此前，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谈判前扬言要摧毁伊朗文明、炸毁其关键基础设施，谈判桌上也急于求成、屡划“红线”，场外更是不间断施压。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权若认为无法与美国共存，必将导致战事陷入往复。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及伊朗代理人的活动，最终可能使美国在中东再次深陷“低烈度冲突”和“长期执法”的泥潭。
此前，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员丹尼尔·查德尔与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塞缪尔·赫尔方特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倘若美国像20世纪90年代对待伊拉克那样试图遏制伊朗，几乎必然会导致一轮又一轮反复对抗。若不想重蹈覆辙，美国就必须在战场与谈判桌上同时放弃“全胜”幻想，转而向伊朗提供一条以核控、限武和约束代理人为条件的关系正常化路径，并最终与这个“对手政权”达成基于共存的和平道路。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海军战争学院项目副教授、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在美国与以色列刚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外界便立即援引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类比：这场中东干预行动，令人想起2003年那场影响深远的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转发了一篇题为《如果伊朗不妥协，总统手中握着王牌：海上封锁》的文章。
与2003年一样，华盛顿此次同样是主动对波斯湾地区一个长期敌手发动了一场“选择之战”，其公开目标都是推翻对方政权。
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在4月7日停火宣布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总体上仍主要局限于空中和海上。特朗普显然明白，大规模地面入侵——更不用说全面军事占领——只会让美国再次陷入一场遥遥无期的海外纠葛，并在国内引发政治风暴。
如果说华盛顿在中东的种种失策确有教训可资借鉴，那么决策者与其盯着2003年，不如把视线再往前移，回到另一场伊拉克战争：1991年初由美国主导、旨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沙漠风暴”行动。
当时，美国赢得了现代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胜利之一，却随即跌入一个由自身一手制造、持续十年的战略陷阱。华盛顿摧毁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却让其政权继续存续。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鼓动伊拉克国内起义，却在关键时刻没有施以援手。布什及其继任者比尔·克林顿要求伊拉克拆除其核项目，却始终拒绝考虑与巴格达实现和解——哪怕伊拉克真的照办了华盛顿提出的要求。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策与战略的不一致。1991年至2003年间，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愿意与萨达姆政权长期共存，但他们同样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推翻方案。其结果是长达12年的持续性冲突。
在此期间，美军事实上承担起了“地区警察”的角色。整个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以强硬手段遏制伊拉克的做法，同时疏远了盟友与对手，也不断削弱国际社会对遏制政策本身的支持。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这种长期僵局又不断催生两党要求推动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压力，最终导致小布什在2003年作出了入侵并占领伊拉克这一后果严重的决定。
如今，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也面临陷入类似局面的风险。
美国官员已经完全淡化了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说法，而这一措辞上的转变，也通过新停火安排的条款被正式固定下来。要真正结束这场战争，后续仍需展开进一步谈判，而其结果很可能将是一项保留现政权的政治解决方案。正如1991年时的伊拉克一样，这一政权届时虽会遭到削弱，但仍有能力再次威胁邻国，以暴力方式镇压其统治面临的内部挑战，并动员全球舆论反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
4月12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方“带着诚意”到伊斯兰堡谈判，德黑兰指责万斯团队提出“无理要求”。图源：路透社
倘若美国像20世纪90年代对待伊拉克那样试图遏制伊朗，几乎必然会导致一轮又一轮反复对抗，不仅牵制美国军事力量，也会进一步侵蚀国际社会对美国中东政策所剩无几的支持。
相较之下，华盛顿应当向德黑兰提供一条通往外交与经济关系正常化的路径，以换取伊方遵守一套明确要求，包括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限制其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
老布什和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犯下的关键错误，是即便萨达姆政权已经按照美方要求作出配合，他们仍拒绝与之达成和解。倘若美国希望避免重蹈覆辙，其最大挑战将不在于如何动用军事力量，而在于学会接受一种保留伊朗现政权的政治安排。
在为“沙漠风暴”行动做准备时，老布什及其顾问心中所念的，是他们自以为从越南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为了避免重陷越战式泥潭，这届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一路打进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推翻萨达姆。相反，其目标是重建伊拉克、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海合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萨达姆的军事实力削弱到无法再威胁邻国的程度，但又不能削弱到造成地区权力真空，或引发伊拉克领土碎片化。
然而，这一植根于现实主义的战略，与布什在海湾地区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目标从根本上相冲突。他无法接受伊拉克独裁者继续掌权的局面。作为一名二战老兵，布什惯于将萨达姆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并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类比为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土扩张。1990年8月，布什宣称：“半个世纪前，世界原本有机会阻止一名残暴的侵略者，却错失了时机。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在这位总统看来，伊拉克问题的性质极为分明，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他始终没有真正厘清，“沙漠风暴”究竟是一场旨在恢复地区力量平衡的务实战争，还是一场旨在铲除邪恶暴君的正义战争。
原本旨在避免美国更深卷入伊拉克的行动，反而使美国在那里陷得更深。
布什似乎是在自己的认知中——即便不是在现实中——通过假定萨达姆无法在美国施加的羞辱性失败中幸存下来，来调和这种战略上的失调。华盛顿希望，摧毁伊拉克军队及其关键基础设施，能够激发伊拉克人民起来反抗萨达姆，或者促使政权内部出现一个更易于打交道的人物取而代之。布什甚至公开呼吁伊拉克人民“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曾自豪地宣称组建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多国联盟。图源：美联社
结果证明，伊拉克人民的确起义了，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会支持他们。自1991年3月起，民众起义席卷了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南部和库尔德人聚居的北部。但美军却袖手旁观，任由萨达姆安全系统的残余力量屠杀了3万至6万名什叶派民众，以及约2万名库尔德人。
在国内外要求援助库尔德人的压力不断上升之下，布什主导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拼凑的措施，其中包括于1991年4月在伊拉克北部空域设立禁飞区。尽管这一禁飞区最初只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旨在为向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美方人员提供掩护，但它最终被永久保留下来，并于1992年8月进一步扩大至伊拉克南部。
通过无限期巡控伊拉克空域，美国实际上承担起了在不推翻萨达姆的前提下遏制其政权的责任——而这种做法需要持续执法、周期性升级，以及在该地区维持长期军事存在。原本旨在避免美国更深卷入伊拉克的行动，最终却使其在当地越陷越深。
“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布什政府拟定了一项停火协议，将解除制裁与伊拉克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挂钩。起初，伊拉克政府试图隐瞒其非法武器计划。但萨达姆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无法瞒过联合国核查人员。到1991年底，他已秘密销毁了自己藏匿的大部分非法武器。
然而，在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中，责任并不只在萨达姆一方。从一开始，布什政府就没有给伊拉克任何配合联合国核查的激励。美国官员明确表示，伊拉克的配合绝不会换来制裁解除或外交关系正常化。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1991年春天对欧洲同行所说：“任何人——我再说一遍，任何人——都不应与一个由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开展任何正常业务。”如果真如布什所言，萨达姆就是希特勒的化身，那么美国自然也就几乎不可能与其谈判。
克林顿则进一步加码，延续了布什政府这一有缺陷的做法。公开而言，他选择的是遏制伊拉克；但实际上，他所能接受的只有政权更迭。这一政策最终证明是自我挫败的。和布什一样，克林顿坚持认为，只要萨达姆仍在台上，制裁就不应结束。而这尤其令人惋惜，因为伊拉克档案显示，萨达姆起初曾对这位新总统抱有希望，认为其当选或许会为伊美和解带来机会。1993年1月，萨达姆曾对其顾问表示：“我相信，（克林顿）执政期间，情况会发生变化。”
但克林顿拒绝了伊拉克方面释放的善意信号。
1998年4月21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萨达姆城向民众挥手致意。图源：AP
海湾国家在军事上无法与体量更大的邻国抗衡，因此，保障地区安全的责任便落到了美国肩上。美国此前在波斯湾原本规模有限、主要依赖“超视距”部署的海军存在，逐渐演变为分布在阿拉伯国家的一整套永久性军事基地网络。美国重新在巴林设立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在卡塔尔兴建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建在沙特和科威特的陆空设施，并在海湾维持近乎不间断的航母部署。
美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存在，也带来了其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最广为人知的，或许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弹：这最终导致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于1996年向美国宣布发动“圣战”。
实际上，对华盛顿在海湾部署姿态感到不满的不止本·拉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裁正在重创伊拉克社会，却并未真正伤及政权本身。食品和药品日益匮乏，而萨达姆及其核心圈层却依旧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盟友，也开始与克林顿日益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政策拉开距离。1996年，沙特和土耳其拒绝允许华盛顿利用其境内基地发动对伊拉克的新一轮轰炸。同年晚些时候，法国退出了执行禁飞区任务的联盟。
到1998年，当华盛顿与伦敦对伊拉克发动持续四天的密集空袭——即“沙漠之狐”行动——时，欧洲、中东和西半球多地都爆发了抗议。莫斯科还召回了驻华盛顿和伦敦大使，这也是二战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仍不计代价地执迷于“从远处推动政权更迭”的幻想。诚然，萨达姆绝非值得信任之人，但对美国而言，单纯的“配合”从来都不可能足够。1997年，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曾表示：“对于那些认为如果伊拉克履行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义务，就应解除制裁的国家，我们并不认同。”她还说，伊拉克必须“证明其和平意图”。
除非彻底交出权力，否则巴格达政权根本无从达到这一近乎不可能的高门槛。1998年，克林顿签署《伊拉克解放法案》，使政权更迭正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和此前的布什一样，克林顿既不愿接受萨达姆继续掌权，又拿不出一套可行的将其移除的战略。与此同时，对伊拉克的长期“警察式管控”，却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1991年之后，历届美国政府都陷入了一种幻觉：他们以为自己既可以遏制伊拉克、避免全面军事占领，又仍能推动政权更迭。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脆弱且极不得人心的现状，而这种现状需要美国长期充当“警察”加以维持，并不断削弱美国在国际舆论中的正当性。一个更可持续的做法，本应是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只要伊拉克按照美国要求行事，就可以获得解除制裁、关系正常化以及更持久和平的路径。
如今，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类似抉择。无论未来几周谈判将如何推进，这场战争最有可能的结局，仍是伊斯兰共和国虽遭削弱但并未垮台。如果特朗普政府放弃谈判，寄望于持续空袭和经济施压最终促成政权更迭，那么很可能会重演1991年布什在伊拉克所面对的那些失稳后果，包括民众动荡、领土碎裂的可能、暴力镇压，以及难民潮。
要避免这种结果，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做到20世纪90年代历任总统都未做到的事：找到一种方式，与对手现存的政府共处，无论这个政府多么令人厌恶。
特朗普必须准备好在德黑兰点头时，真正把“同意”当作答案接受下来。
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其逻辑很可能会类似于1991年的那份安排：作为交换制裁解除的条件，伊朗将同意拆除其核计划、限制其武器发展、停止对代理人的支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需要向美国民众及其盟友明确表明：如果伊朗遵守美方要求，华盛顿将努力建立互信，并为德黑兰提供一条通往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当然，从政治上看，这将极难推销。20世纪90年代，布什和克林顿都已把自己逼进了政治死角。1998年，克林顿曾坦率地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说：“要不是受媒体掣肘，我早就拿起电话给那个狗娘养的打过去了。但在美国，这样做的政治包袱实在太重了。我做不到。”
特朗普将不得不投入政治与外交资本，说服那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只满足于政权更迭的人。如果说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还有什么“积极一面”，那就是当他认定有必要时，往往更敢于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这使他在应对当年阻碍布什和克林顿与萨达姆谈出外交退路的那些政治约束时，反而拥有某种优势。
无论选择哪条路径，美国都将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即便是在冷战后权势最盛之时，华盛顿也未能把一场对伊拉克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战争，转化为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或许，1991年与今天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美国已不再拥有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若在这场战争之后长期推进对伊朗的遏制行动，将会进一步暴露美国实力的边界——尤其是在一个越来越由其朋友和对手都具备挑战其能力所定义的时代。
若要避免重演伊拉克政策失误之后接踵而来的灾难，特朗普就必须准备做到20世纪90年代那些领导人没能做到的事：即便面对一个最不讨喜的敌人，也要在对方答应时，真正接受这个答案。
*文章原标题为“How a Cease-Fire Can Lead to Disaster”，于4月9日发布于《外交事务》杂志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