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寂寂无名，却写了第一本贝克特传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邓安庆

一转眼，便是贝克特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了。这位1906年4月13日生于都柏林的荒诞派大师，如今长眠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他的一生值得细细言说，前提是我们对其人生际遇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此时必须感谢一个人：戴尔德丽·贝尔。她是首位为贝克特立传的作家。若没有她历时7年艰苦卓绝的工作，今日我们对贝克特其人其作的认知，恐怕会大打折扣。

如果你知道《塞缪尔·贝克特传》是她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她既非贝克特研究专家，也并不认识贝克特本人，会不会大感惊讶？而当时，贝克特已是名满天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围在他身边的作家、学者，随便哪一个，看上去都比戴尔德丽·贝尔更有资格为他立传。他为何偏偏同意了这个美国女人的请求？这一切“不合常理”的开端，结局却不错：《塞缪尔·贝克特传》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个新人刚一出道，便拿下了顶级大奖。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戴尔德丽·贝尔晚年回忆录《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1971年11月17日，贝克特与戴尔德丽·贝尔在巴黎首次见面。当时，贝克特65岁，刚在两年前成为诺奖得主；戴尔德丽·贝尔36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婚，有两个孩子，当时没有任何著作。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贝克特都没有理由让这样一位寂寂无名的年轻人来贸然地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事情却这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这里引申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捷足先登写贝克特传记？戴尔德丽·贝尔回忆道：“在我进入学术圈的时代，新批评主义渐衰，一股脑塞在‘法国批评理论’这块大牌子里的理论如日中天。文学的唯一正解来自作品本身，不来自作者生平或者他所处的世界（‘他’是首选代词，因为当时公认的文学经典基本上清一色出自男作家）。”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学术界看来，传记作品并非严肃的治学成果，它们只能当做消遣的读物，挖人隐私，传播八卦，不能登大雅之堂。具体到贝克特这里，学者们和批评家们针对贝克特的作品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持续的讨论，却鲜少去关注贝克特本人，正如那时《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里对时代精神的概括：“这是雅克·德里达的故事，作者不存在，读者也不存在。”

那第二个疑问紧接着出来了：一个有志于在学术界“混出名堂”的新手为何敢于冒险去写一本可能被学界不待见的传记呢？一个原因是戴尔德丽·贝尔个人的阅读偏好，她被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吸引，尤其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自然不会错过，紧接着就是贝克特了，“读贝克特的作品使我想去寻找很多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都基于作品源自的生活而不是自己或别人的理论思考”。作为前记者，“我知道认出好故事时的激动”。

也就是说，她认为贝克特的人生经历是值得去了解的，而不能像当时学者那样只沉醉于文学理论的阐发，“（贝克特）这个人的想象力使各国读者感到困惑，对看过的小说和戏剧充满好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疑问，让她意识到，“答案只能通过研究作者去寻找，而研究作者的唯一途径就是写一个长篇的人物介绍，或者一部传记”。

于是，有了第三个疑问：贝克特为何同意了戴尔德丽·贝尔的请求？其实早在这位冒失的美国女士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提出要给他写传记了，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理查德·艾尔曼（其撰写的乔伊斯传记是世人公认的佳作），不过都被他拒绝了。艾尔曼书中对传主私生活的披露，让贝克特不能接受。

而且，贝克特一直宣称他从不读有关自己作品的任何评论，可现实并非如此，外界对他作品的评论，他其实都有注意到，并且有鲜明的看法。但是让他失望的是，那么多评论把他解读成一个“浸淫在疏离、孤立和绝望中的诗人”，只有戴尔德丽·贝尔，“认出他在作品里刻画的都柏林名人，以及威克洛山、基尔代尔郡和莱克斯利普的实际地点”。这当然不是什么深刻的学者洞见，却意外地触动了贝克特，让他决定来会一会此人。

2

贝克特见到戴尔德丽·贝尔后，说的第一句话饶有意思：“这么说，要拆穿我其实是冒牌货的人就是你喽。”这话说得非常突兀，也让人很难理解，“他怎么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个笑话，莫名其妙失去控制，竟然欺骗了读者和观众。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小说和剧作不可逆转地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戏剧，他怎么能把自己看作赝品和骗局”？

在我看来，贝克特的心态可以理解：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并借此定位自己。而被他人书写是不可控的，那些赋予自己的光环一旦消失，就像是裸露在众人面前，尴尬之情在所难免。而从一个传记作家角度来说，写人当然希望写出传主的“真实”，否则光写他的一面，不写另一面，就很难做到“客观”。但风险也在于此：真实往往是伤人的。倒不是说真实就是写人家的不好，没有这么简单。而是作者眼中的“我”，跟被写者的“我”，是有反差的。同样一件事情，作者是如此看，而被写者是那样看。这个时候，该听从谁？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以把写传记的过程，看成传记作家和传主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过程。

先来看他们相互合作的部分。当贝克特问戴尔德丽·贝尔打算怎么写他的传记，“我告诉他，我会对他本人和其他人做正式的访谈，以调查事实。我希望他能回答我的问题，并且予以澄清、纠正或改进。另外，我可能需要一些文件，比如通信、照片和手稿，希望他能提供。我希望采访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我也希望他能让他们配合我。啊对，我最后说，他最好先别看我写的内容，等书出版以后再看”。

多年后，戴尔德丽·贝尔跟别的传记作家交谈，听他们讲述工作条件艰苦至极，才意识到自己对贝克特提出的要求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梦想的最优安排”。贝克特的确没有为难过她，虽然他曾很坚决地说：“我不会帮助你，也不会妨碍你。我的亲友会帮助你，我的敌人很快会发现你。”话虽如此，戴尔德丽·贝尔在后续7年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贝克特暗地里不少协助。毕竟没有他的允许，戴尔德丽·贝尔不可能得到他的那些朋友提供的各种信件、照片和诸多材料。

但贝克特这句话里的态度却也代表了他与传记作家的相处方式：他们不会成为生活中的朋友。戴尔德丽·贝尔在书中写到一个分外有趣的细节，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为了写好传记，戴尔德丽·贝尔搬到巴黎来暂住，她住的地方其实离贝克特不远，“那天，我正在专心读《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有关逐渐展开的水门事件，抬头看到萨缪尔·贝克特瘦长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他也喜欢在这个公园散步。我不知所措，慌乱之下斜靠在椅子上，用报纸挡住脸。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贝克特从我身边的这群老头面前经过，没看见我，继续向前走”。我甚至觉得，哪怕贝克特看见了她，也可能会假装不认识。贝克特就是要把他们的关系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而在戴尔德丽·贝尔这边，亦是如此。她把自己的家庭合照拿给贝克特看，就是让他明白自己跟他接触的唯一目的是写书，“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在别处”。她也曾思考过自己与贝克特的关系如何界定，是工作关系？还是一起参与的共同事业？或者是一同承担的项目？无论如何，“我可不想跟萨缪尔·贝克特成为朋友，尤其是私人朋友。我知道自己将向世界揭示他的很多私人历史，他无疑希望保密的历史，这种想法使我深感苦恼。早在当记者的时候，我也对写作对象的过去做过类似的调查，但我当时毫无歉意，因为那些报道写的是公众人物，他们私底下的行为影响他们的职业行为，有必要公之于众。现在，作为传记作者，规则似乎有所不同，我陷入思想斗争”。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一定有很多可以被人诟病的地方，可能有损于传主形象的细节要不要写？写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问题。

于是，就到了双方互相博弈的时候了。戴尔德丽·贝尔采访贝克特时想要使用录音机，方便记录，此举遭到了贝克特的激烈反对，这给她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他们只能用“只是两个朋友的聊天”式谈话。当戴尔德丽·贝尔想让贝克特谈论某事，比如他和女人的关系，见其不是很情愿，她便会说：“也许你最好能从你的角度讲一讲，这样可以确保我都弄对了。”

贝克特何其精明的一个人，他知道关于他们聊起的话题，采访者虽然知道，可也不多，“他也很巧妙地指引我去获得他希望我了解的信息，暗示我应该接受他的版本而不要再深入下去。我反过来也会利用他告诉我的情况，但只作为起点，去进一步调查并写下结论，最后放到书里。我写出来的东西常常比他告诉我的要细腻复杂得多，因为我有时同样依赖甚至更依赖其他人告诉我的情况”。

但很多时候，戴尔德丽·贝尔感觉到的是力不从心，“直到现在，我只告诉过一两个最信任的知己当年的真实感受：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提线木偶，他拉着线，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贝克特知晓戴尔德丽·贝尔做的所有工作，从图书馆档案室搜索书和剧作的评论，到去了何地采访过哪些人，并看到了什么样的信件、照片等。但一旦“过线”，即戴尔德丽·贝尔要去接近贝克特不想让人所知的情况时，“他就会言简意赅，出口刻薄，对我的工作表示不屑”。

有一个风险始终是戴尔德丽·贝尔无法回避的：如果她写出了一本贝克特不能接受的传记，惹怒了人家，不允许她拿去出版，该怎么办？而这极有可能发生的，不是吗？贝克特自然希望这本传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成的，所以他需要牵引着她往自己希望的方向而去，“他试图在自己还活着并能享受这种感觉的时候影响后世对他的看法”。

一开始，贝克特可能并不觉得戴尔德丽·贝尔能完成这部传记作品，心态上是轻松的，还有点无所谓，但随着传记工作的推进，他越发意识到对方是极为认真且勤勉地去做这个事情，这本是一个优良的品质，但带来的后果就是对方会侵入到他的“禁地”，这让他不适，甚至排斥。而戴尔德丽·贝尔虽然担心惹怒贝克特，但她还是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推进工作，哪怕后果很可怕也在所不惜。

事后来看，贝克特还是展现了他的风度，他多次跟戴尔德丽·贝尔强调：“我的话就是我的承诺。”既不帮助她，也不阻碍她，“我认为这是他含蓄地允许我探究生命里可能让他尴尬、羞耻或者不快的话题。这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认为这本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是牢牢记住这些想法把事情做完的时候了”。

戴尔德丽·贝尔虽然之前从未写过传记，但她做记者的经验发挥了作用：“每一个故事都需要多个信源。我知道，我写的关于贝克特的很多东西对外界来说都是新的、未知的，所以每句话都必须经过最大限度的事实审核。”她极为彻底执行了这条原则，写进传记里的任何信息必须有3个不同信源，且是3个人都必须告诉她同样的故事，透露到当时为止不为人知的事实，且都是他们独立提供的，而不是经由她诱导提示才提供的。

遇到那些最为敏感的信息，至少要有3个信源，有时候多达5个，否则不予采用。另外，她在调研过程中，尽可能采访到所有认识贝克特的人，自然这里既会有贝克特的亲朋好友，肯定也有贝克特的“敌人”，这样既有正面的素材，也有负面的素材，“我有足够的经验明白这点：就像记者们经常说的，任何一篇报道的操作方式都是别给自己挖坑，除非你写的是吹捧之作。如果贝克特的行为有什么不适当，我至少要考虑过这些方面，多半也要写一写”。

可以想见，采访那么多人，跑那么多地方，收集那么多资料，而且还要学会甄别、比对、取舍……这样的工作量何其大，“要给一个极度复杂的人作传；在动笔写第一个字之前，各种信息和观点都需要大量细致的辨别、筛查和解释。这项事业之艰巨使我夜不能寐。我有时半夜醒来，陷入我所说的‘凌晨4点像野马狂奔一样的焦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脸面不写这本书”。

而且在这个过程，她因为是女性，总是面对男性的无礼举动甚至是性骚扰，还得面对说她只管工作却不顾家庭的无端攻击……还好她坚持了下来。自1971年11月17日动笔，至1977年2月28日完成《萨缪尔·贝克特传》终稿，前后历时6年3个月11天。此后，这部书稿又历经漫长而艰辛的出版历程，直至1978年5月才正式问世。然而书籍面世后，迎来的并非全是赞誉。有媒体在采访戴尔德丽·贝尔时，竟阴阳怪气地发问：“你跟贝克特睡了多少次才得到这个独家内幕？”一言可见，她当时身处的境地何其荒诞。多年的辛苦，换来的却是这般无端的恶意揣测与荒唐质问。或许，为一位荒诞派大师作传，最终自己也切身领受了现实的荒诞，也算是一种别样而深刻的沉浸式理解吧。

《萨缪尔·贝克特传》问世后，虽在当时的学术界饱受非议（那些男性学者视戴尔德丽·贝尔为“侵入贝克特世界神圣领地”的“小丫头”），却在世界范围内悄然流传开来。作为首部聚焦贝克特生平的传记作品，它为后世的贝克特研究奠定了珍贵的文献基础，留存了大量一手素材，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遥想当年贝克特那句半调侃半认真的话，“这么说，要拆穿我其实是冒牌货的人就是你喽”，某种程度的确算是一语成谶。戴尔德丽·贝尔真的“拆穿”了他，但与此同时她又用极为扎实的写作“重建”了他。我们不知道贝克特如何看待这本传记，他的行事风格就是保持缄默，不会留下任何评语。但戴尔德丽·贝尔多年后谈起他，依旧感激不尽，“我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认识很多可敬的人物，没有一位的人品比得上萨缪尔·贝克特”。我深信这番话出自她的真心，而贝克特，也完全当得起如此至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