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共情恐怖主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坡原创 ，作者：西坡

在和平社会里，也总会有些人共情恐怖主义，虽然他们变成恐怖分子的几率微不足道，但这种心态的蔓延让人不安。我们本能地想要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擦肩而过的人，究竟看待世界。因为这可以帮我们推想，将来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什么样的隐藏秩序会浮出水面。

好比说，疫情三年就清除了我的许多幻想，我发现从前自己不满意的一些事情，被归因错了。事实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还记得那个曾遮天蔽日的短语吗，“非必要不”，我们都曾用它给自己设想的“人的生活”划线，每个人划的就是很不一样。我接受这个现实，我调整我的预期，但我坚持我个人生活的目标。

同理，恐怖主义离我们很远（目前看），但对恐怖主义的共情并不远。我们需要识别这种心态，然后与他们保持距离。

要识别他们，首先需要理解他们，而不是简单贴个标签，划个敌我。也就是站在对方的位置，借用对方的思维，看清楚他们的共情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理解不是认同，理解了才能预测。自诩理性的人，有义务理解非理性的人，这就看谁能预测谁，否则有可能你才是非理性的那端。

我曾经写过：

“每个社会都有边缘群体、边缘人格。我们社会的独特问题在于，大量的主流人群却经常表现出边缘人格。所谓边缘人格，就是用一种预设强烈立场的的情绪化的态度，面对他人与世界。对他人的评判要么是过度理想化，要么是过度贬低，看不到灰色地带和人性的复杂性。这是源于他们不曾为自己而活，所以无法理解他者的存在，只能把对方简化成或黑或白的一片拼图，来填充自己内心的不确定地带。”

我现在依然这么看，只是觉得这段话里的“不曾为自己而活”，太过浮泛。

先来定义一下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以小搏大”的斗争策略，自古有之。但我们熟知的恐怖主义，是在现代技术、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最重要的两个条件，一个是炸药，一个是摄像头。

比较技术性的一个定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通过针对非战斗目标的象征性暴力，制造超常规社会恐惧，以期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非对称博弈策略。

通俗来说：用针对平民的暴力或其威胁，制造恐惧，以达成政治目的。

尤瓦尔·赫拉利的一个说法也可以参考：

“恐怖分子其实是在执行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手上没有军队，却想用暴力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平衡。”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那么恐怖主义就是政治的出老千。

恐怖主义的幕后操纵者，知道自己在军事战场上无法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赢得胜利，但是又被“必须赢”的念想控制了大脑，于是把匕首刺向对方的非武装地带。

那么对恐怖主义的远程共情又是怎么发生的？

共情的基础首先是“共敌”。共情者和恐怖主义者共享同一个敌人。

但“共敌”不是共情恐怖主义的充分条件。据说亚历山大小的时候，看他爸爸天天打胜仗，很焦虑，抱怨说“再这样下去，世界都被他征服了，还要我干什么”。这是英雄的态度，强者的态度。

“共敌”之外，还得“共无力”。也就是共情者和恐怖主义者一样，内心承认但嘴上不承认，自己对敌人无能为力。

西蒙娜·薇依说：“人类心理机制。凡受苦者都试图把自己的苦楚传递出去（或虐待某人，或唤起对方的怜悯），以便减轻它；而他也确实借此减轻了痛苦。若是一个陷入极深处的人，没有人怜悯他，他也没有力量去虐待任何人（如果他没有孩子或一个爱他的人），那痛苦就会留在体内，毒害他。”

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恐怖主义的共情者，通过喊一些口号，确实得到了一种压抑的释放。除非你也有释放的需求，否则不要和他们对线。而我认为这种释放从长期来看是有害的，只会让人不断回避现实。

总之，“共敌”加上“共无力”再加上“还是想赢”，制造了恐怖主义的共情者。他们幻想中的“胜利”，与自己或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实际利益通常是无关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更抽象的世界里，一个遥远的符号攻击了另一个遥远的符号，就能在他们身上唤起强烈的生理反应。

注：图片来自艺术家方力钧的展览“大浪淘金”，摄影/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