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国安会前伊朗事务主任：时间站在伊朗一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周浩锴（编译），原文标题：《白宫国安会前伊朗事务主任：时间站在伊朗一边｜IPP编译》

上周末，美国与伊朗未能在巴基斯坦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乍看之下，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对伊朗核计划施加重大限制，并限制伊朗的导弹武库及其对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等代理人的支持。伊朗方面则希望将其对海峡的控制转化为收益，获得全面制裁解除（包括被冻结资产的解冻），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更重要的是，得到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恢复对伊战争的持久保证。

图示美伊停火谈判核心诉求存在明显分歧。

此次谈判之所以带上了异乎寻常的紧迫感，部分原因在于，伊朗发现了一张新的王牌：它有能力有效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这一手段在制造谈判筹码方面效果显著，以至于4月13日，特朗普也启动了自己的封锁，誓言阻止任何与伊朗港口发生往来的船只进出海峡。

特朗普这场“反封锁”能否奏效，取决于伊朗是否比美国更能承受短期经济痛苦。尽管美国和伊朗的立场看起来南辕北辙，但结束战争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以极其有限的收益为代价，给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此同时，伊朗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数千名伊朗人丧生，而伊朗为挺过美以攻势，也付出了牺牲其与海湾邻国关系的代价。

随着华盛顿和德黑兰进入这场冲突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正在演变中的伊朗政权。尽管迄今为止该政权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但它仍面临系统性问题，并且正处于转型的早期阶段。

因此，美伊谈判的命运，将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应对伊朗国内政治变化，以及他对于“什么是可以实现的”的判断，是否符合伊朗的现实。

从短期看，特朗普需要在战术上保持灵活，在尽可能少让步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但从长期看，他则需要一套连贯的战略——而这恰恰是他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未能制定出来的。

“桥头巨魔”（THE BRIDGE TROLLS）之战

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悖论式且很可能长期存在的遗产是：伊朗在军事上遭到重创，却也重新建立起了威慑力。

过去几十年来，伊朗的安全架构大体由三个彼此分明的支柱构成：导弹计划、制造核武器的潜在能力，以及对哈马斯、真主党等非国家代理人和武装组织的支持。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打击了这三大支柱。以色列重创了哈马斯和真主党，并于2025年6月与美国一道摧毁了伊朗大部分核基础设施。及至2026年2月28日以美对伊朗发动攻击时，伊朗的导弹计划看起来已是其仅存的威慑或报复手段。

然而，最新一轮交火所证明的是，伊朗手中其实还有另一项工具：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已经表明，它只需付出相对有限的代价，就能够切断这条狭窄水道的通行。海峡对全球贸易和美国利益的影响，是伊朗其他工具所无法比拟的。

伊朗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相对廉价且简易的技术手段，使其封锁海峡的效果极具杀伤力。战争刚一开始，伊朗便袭击了至少两艘其声称“非法穿越”海峡的船只。事实上，这两艘船与伊朗政权本身存在关联，但破坏性后果已经造成。袭击引发海运保险机构恐慌并撤回承保，致使大量船只滞留在波斯湾。今后，伊朗只需复制类似策略，便足以控制海峡并施加相当可观的影响力。要让商业航运陷入停摆，并不需要多大代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其所称的通过海峡时应遵循的允许航线，“以避免可能与水雷发生碰撞”。图源：BBC

这一新获得的筹码，给德黑兰带来了巨大优势。已有数十艘船只为穿越海峡向伊朗支付高额“过路费”。如果伊朗在战后继续这样做，那么在其极度缺乏现金的时刻，这将成为一条重要收入来源。

更重要的是，自以色列于2024年重创真主党以来，海峡如今实际上成了伊朗一直欠缺的那种安全保障；数十年来，真主党对以色列及其他对象构成威胁的能力，一直是遏制外部对伊朗动武的重要因素。今后，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所有美国领导人，在考虑再次对伊朗发动战争或放任以色列实施打击时，都会更加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知道，伊朗有能力扰乱全球经济。

特朗普正试图通过建立自己对海峡的封锁，来复制伊朗所取得的成效。此举或许会增强特朗普在短期谈判中的筹码，因为这将剥夺伊朗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过海峡的能力，并掐断伊朗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时间站在伊朗一边。对伊朗政权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战争，因此它更有动力在更长时间内承受痛苦。伊朗已经顶住了近五十年的经济胁迫。若谈判破裂，伊朗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此让全球经济承受代价。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必须顾及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国内舆论。伊朗正赌的是，先退让的会是特朗普。

调整预期

从长期来看，美伊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伊朗政权自身的未来走向。目前尚不清楚，伊斯兰共和国会否以某种“朝鲜式”形态走出这场冲突——采取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艾哈迈德·瓦希迪似乎偏好的那种“焦土政策”——抑或将由特朗普政府所认为的更务实、也更善于权宜应变的人物所主导，例如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

每一位仍留在台上的革命卫队领导人，如今都多少带上了某种脸谱化色彩。

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左）于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交谈。图源：AP

但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维持整体运转的能力，强于许多人的预期。2月28日之前，主张推动政权更迭的人士以及美国、以色列的战争规划者普遍认为，只要清除像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安全事务负责人阿里·拉里贾尼这样的核心人物，政权就会随之崩塌。尽管如此多领导人的死亡，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引发残酷的内部倾轧，但迄今为止，伊朗的决策机制却表现出分散、灵活、连贯且果断的特点。

就连伊朗谈判团队的构成，也体现出这种态势：阿巴斯·阿拉格齐（伊朗外交部长）和阿里·巴盖里·卡尼（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外交政策副主任）这两位政治对手，尽管路径主张截然相反，仍暂时搁置分歧，以统一阵线代表伊朗出面谈判。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内部政治的影响力，远低于其自以为的程度。特朗普曾押注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屈服，但这一做法失败了。如今，随着其海上封锁启动，他似乎正试图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对伊朗施压，而要在一个被压缩的时间表内做到这一点，将十分困难。

特朗普想要摸索出一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领导人，就像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干预伊斯兰共和国内政的美国领导人。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曾试图扶持体制内的温和派，而乔治·W·布什和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推动政权更迭。然而，这些尝试无一成功。

使谈判更加复杂的是，伊朗领导人往往高估自己手中的筹码，而且并不真正理解他们面对的美国对手。作为一名先后服务于多个美国政府的谈判人员，我曾近距离见证这种互动模式，包括在2021年和2022年，当时伊朗与拜登政府正就重返特朗普于2018年退出的伊朗核协议展开谈判。

那些谈判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在于，伊朗认为谈得越久，它就越能榨取更多让步——例如取消额外制裁，哪怕这些让步本身并无关紧要。但这种判断源于对美国的根本性误读。乔·拜登总统最终叫停谈判，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伊朗的拖延正在削弱协议本身的价值。在他看来，德黑兰一边斤斤计较、层层加码，一边却在不断推进其核能力建设，而这恰恰是美国试图加以限制的。

如今，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犯下类似错误的风险。双方大概都希望找到一个台阶，但极限施压式的要求，再加上对对手缺乏准确理解，极大压缩了谈判成功的空间。特朗普似乎仍然相信，进一步施压会改变伊朗的战略盘算；而伊朗则依旧寄望于，特朗普最终会在某个时点退让。

别急着抱太大希望

事后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可能都高估了战前伊朗的脆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当时如此，如今亦然，始终深陷创纪录的高通胀以及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

比如，伊朗的地下水储备正被迅速耗尽。去年夏天，德黑兰一度有半天时间自来水断供，官方媒体甚至警告称，部分人口可能不得不迁移。几个月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公开承认，政府已无力满足本国民众的基本需求。德黑兰数十年来没有把资源用于社会项目，而是持续投入其核计划和代理人网络，而到2025年6月，这些投入实际上已几乎失去价值。

今年1月，伊朗政权安全部队杀害至少7000名伊朗抗议者之后，这一政权一度显得十分脆弱。假如当时美国什么都不做，德黑兰领导层今天的处境很可能会比现在更糟。这场战争却在无意之中给了该政权一线生机，只不过这种续命只是暂时的。即便拥有了新的威慑手段，并可能获得新的资金流入，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没有解决战前就已困扰它的任何系统性问题。

近期不要期待出现任何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突破。伊朗原本就不可能因军事压力而屈服，恐怕也不会因经济胁迫而就范。恰恰相反，伊朗很可能认为，在海峡关闭的情况下，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因为它比世界其他国家更能承受经济压力。毕竟，伊朗已在多年制裁之下艰难支撑至今。

因此，特朗普政府眼下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在尽可能小的代价下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结束战争，并找到让海上航运重新通过海峡的办法；理想情况下，还应避免让伊朗在这条水道上设立事实上的“收费站”。若是在几周前，美国或许只需承诺美以停止打击，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现在，这个代价很可能已经更高了。

战后的伊朗，可能会进入一段过渡期和内部权力斗争期。在这一过程中，伊朗领导层不可能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伊斯兰共和国性质的让步。较为有限的协议或许仍有可能达成。比如，伊朗可能会交出其高浓缩铀库存，以换取制裁缓解。但在一个领导层交替的阶段，尤其是在伊朗自认为赢得了这场战争之后，任何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协议都不太可能出现。

较为积极的一点在于，未来某个时点，最终从伊朗权力真空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将不得不作出选择：是重复老哈梅内伊那套已经失败的路线，还是把稳定与普通伊朗民众的福祉置于更优先的位置。遗憾的是，特朗普无法决定伊朗的时间表。对他而言，最现实的选择，是现在就退出这场战争，同时准备一套清晰、可信且简明的对伊政策设想，明确美国希望从伊朗得到什么、又愿意拿出什么作为交换，并寄望于伊朗的下一位领导人会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文章原标题为“A Test of Wills in Iran-Trump Is Still Underestimating Tehran’s Resolve”,于4月14日发布于《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