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9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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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周浩锴（编译），原文标题：《美国前国安顾问：对华科技竞争，美国需占领四个“制高点”｜IPP编译》
沙利文指出，中国除了创新追赶能力的提升，更在通过生产能力、规模优势和对关键投入品的控制，把技术进步迅速转化为覆盖经济与国家安全体系的现实力量；美国要有效应对，就必须在持续创新之外，重新掌握先进制造、关键供应链、技术扩散和制度执行能力，以一场着眼数十年的国家工程，重建技术优势与战略主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治国方略与世界秩序实践讲席教授。他曾于2021年至2025年担任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如今，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以及更广泛塑造世界格局之争的核心战线，美国必须再次作出调整。这场竞争正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前沿领域展开。华盛顿若想胜出，就需要对何为成功作出清晰界定，并制定一套明确且连贯的实现路径。
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中国本质上与美国跑的是同一场比赛，只不过落后几步。中国一度被视为一个“模仿者”——善于复制、创新滞后，且最终仍依赖于获取西方技术。美国的领先地位则被认为是稳固的，甚至具有延续性。
但这一判断并未被现实所证实。中国在创新上不再仅仅是追赶美国。中国正奉行一套逻辑：将生产能力、规模优势以及对关键投入品的控制，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
美国更多聚焦于维持自身在创新突破上的领先，确信这些突破会自然外溢并转化为经济、军事和软实力；而中国则更关注这种“外溢效应”本身，力图将技术进步转化为覆盖整个经济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实际能力。换言之，中美开启了不同的赛道。尽管这种转变是逐步发生的，但其后果如今已无法忽视。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国已经或正在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诸多基础层面上建立起主导地位。
美国人往往倾向于关注哪个国家能率先实现下一项令人瞩目的创新。但这种框架既会误导判断，也会适得其反。这场竞争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终点，其横跨广泛多样的领域。倘若他国在技术部署上更快，那么率先发现新的突破已不再足够；倘若对生产至关重要的投入品和产能并不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那么仅仅在设计上领先也同样不够。华盛顿的目标，必须是在这些不同维度上同时建立起优势。
成功意味着要培育一个能够持续推动创新的技术—工业基础，迅速调整美国军队以威慑重大冲突，并推动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标准向外扩散；与此同时，也要在共同利益问题上保持与中国开展合作的空间，以避免陷入一场使整个世界都更糟糕的“逐底竞争”。
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成为21世纪美国治国理政的核心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跨越党派界限、并能够延续多个政府任期的观念转变。但现在就把这种转变固定下来，已具有紧迫性，因为技术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直接转化为地缘政治力量。而且，美国也在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权力运作的一项组织原则。北京的产业政策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其战略设计也着眼于长期。中国领导层正试图让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形成依赖，同时让中国摆脱对外部的依赖。并且，他们判断，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并不需要在每一个前沿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相反，中国需要控制那些具有杠杆效应的关键节点——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和现代军队赖以运转的投入品与系统。北京已经掌握了其中若干节点，包括稀土加工、药品前体原料和电池，并正努力在机器人等其他领域占据类似位置。
与此同时，中国在实现技术突破方面也已大为进步。以电池产业链为例，在掌握该产业链之后，中国得以在电池创新上迅速领跑，如今生产了全球70%以上的锂离子电池，并控制着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电池单体制造产能。现在，中国正试图在生物技术产业复制这一模式。
中国之所以能够推进这一宏大战略，与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与华盛顿不同，北京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以更快速度和更强协同性将庞大的国家资源导向国家目标。国有银行、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和监管体系彼此配合、协同推进。军用与民用领域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分隔，因此民用技术突破能够直接流入国家安全体系。
与此同时，国家也不受自由市场约束，这意味着它可以以惊人的规模调动投入资源，并为高度激烈的竞争提供补贴；在这种竞争中，大多数受扶持企业会失败，但少数“冠军企业”会脱颖而出，并有能力主导全球性产业。为了换取长期收益，短期低效和大规模资本错配都被视为可以容忍的代价。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国体制斥为过于僵化，不适合进行前沿创新。毫无疑问，美国体制——民主、资本主义、有限政府、世界一流大学、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一个由市场自行决定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孕育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革性突破。美国既无法复制中国的路径，也不应试图这样做。但美国人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竞争方式，在这一更为广阔的赛场上展开较量——不仅要持续创新，还要能够生产先进技术，并掌控那些将为其经济和国防工业基础提供支撑的关键投入品。
一项有效的美国技术战略，应当致力于确立并守住四个“制高点”。所谓“制高点”，是指能够带来持久结构性优势的位置。它能够产生具体、可衡量的结果，将政策与美国民众的现实生活直接连接起来。
首先，美国必须重振其技术—工业基础。这不仅是为了维持其在创新前沿的地位，更是为了形成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先进技术能够在多元化、韧性更强的供应链中，并在与盟友和伙伴协作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生产。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必须着力于快速创新与快速适应，这对于在多个战区遏制中国至关重要，尤其关系到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维持。
华盛顿还必须构建一种民主的数字秩序，使美国技术成为主导性范式，并以高标准的安全保障、透明的融资机制以及对人权和数据隐私的尊重为支撑。
最后，这一路径还必须为中美关系确立起一个最低限度的稳定基础，并推动两国开展有实质意义的合作，以防止滑向一场令所有人都受损的“逐底竞争”。
这些“制高点”彼此之间是相互强化的。一个得到重振的技术—工业基础，将支撑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能够遏制台海战争的军事创新，将保护美国产业，并维护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一个以民主价值而非威权价值为根基的全球数字秩序，则将塑造出一种让不同背景、不同信念的人都能够自由参与其中的经济体系。其他方面亦是如此。
对这一战略而言，有三大类技术至关重要。
第一类是计算技术，包括半导体、量子信息系统，以及尤为关键的人工智能。
第二类是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涵盖从药物发现到建筑材料的合成生产。
第三类是清洁能源，尤其是由电池、电机、芯片和电力电子构成的“电动技术栈”。
这三类技术之间是相互支撑的：更强的算力和更充足的清洁能源将提升人工智能能力，而更先进的生物技术和更强大的电动技术栈，则会把这种进步转化为科学与产业层面的实际收益。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占据并守住这些“制高点”，它就能形成持久的杠杆优势。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是创新落后，还包括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行动自由。随着美国工业实力被逐步掏空，对手施加的压力也将削弱华盛顿对关键军事技术供应链的掌控能力，美国经济活力与军事威慑力都将随之受损。随着对报复的担忧不断加深，美国将更难对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胁迫行为与不公平做法采取防护性反制措施。而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它为本国民众提供机会与安全的能力也将一并减弱。
近几十年来，美国逐渐形成一种看法：技术设计和科研天然是美国的强项，而制造业则只是一个成本中心，可以安全地转移到海外。但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创新无法与生产相分离，因为制造环节一旦外流，工艺工程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也会随之流失。久而久之，这种知识外流会侵蚀支撑技术领先地位的反馈回路。历史已经表明，投资于一个多元且富有韧性的制造业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曾梳理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拥有工匠和技工背景的人，后来成为推动发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创新型工程师。一个国家如果其人民不再亲手制造、不再改进技术，就会逐渐丧失推进这些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一个任由其整体工业基础走向萎缩的国家——放弃制度性知识、放松对供应链的掌控，并失去生产体系应有的深度与多样性——也将更难在某些关键领域建立起实力。美国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要重振美国的技术—工业基础，华盛顿必须推行一项双轨并进的国家战略：第一，推动创新和先进制造；第二，保护这些进步成果，防止其受到不公平竞争和恶意利用的侵蚀。
推动创新，要求美国更好地调动和利用其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战略资本。这首先要从移民政策入手，使最优秀的科学与工程人才更容易来到美国，并在美国长期留下来。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工程师来自其他国家，而让这些高技能人才在美国发展职业生涯，显然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美国政府还应大幅强化联邦研发投入，将其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高位；对基础研究进行大规模注资，其战略投资回报将超过其他任何一项联邦支出。与此同时，加大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也将有助于为充足的电力供应奠定必要基础，从而为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支撑，同时避免电价飙升及有害的环境后果。
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立法里程碑——这两项法案都聚焦于提升美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的产能——表明政府行动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发展。但美国仍需要一套更全面、更一体化的产业战略。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是“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即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旨在尽快研发并部署疫苗的政府计划。
“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一项联邦计划。计划通过政府出资和承担风险，把很多原本串行进行的步骤改成并行推进，比如一边做临床试验，一边提前建设产能、签采购合同。图源：美国白宫
该行动的成功表明，只要目标明确且具备政治支持，美国政府就能够迅速协调风险、需求与供给。美国应发起类似的动员，推动先进电池、无人机等前沿技术的本土生产，并在美国工厂内部署更先进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这一路径尤其有助于那些缺乏资金和内部专业能力、难以自行完成现代化改造和扩张的中小制造企业。任何成功的政策，也必须着眼于帮助工人转向高技能岗位，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可被轻易替代和牺牲的对象。
落实到实践层面，这意味着要部署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政策工具，推动私人资本流向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尚未吸引到足够成长资金的领域。具体措施应包括：增加定向公共投资，设定价格底线，利用政府采购力，并为企业与国内生产商签订长期采购合同创造激励；同时推进生产和建设许可流程改革，因为这些程序目前往往会拖上数年、甚至数十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在拜登政府已开启相关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国内重稀土和磁体加工能力的投资，就是运用这套政策工具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项成功的产业战略，还取决于能否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作出连贯明确的回答：哪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这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判断与裁量的问题。拜登政府之所以将汽车产业视为战略性产业，一方面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工业能力，能够在危机中被迅速转用于其他用途，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转向呼吸机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汽车产业本身是众多其他行业的重要客户，从钢铁、铝材到玻璃和电子产业皆是如此。这意味着，只要汽车产业保持繁荣，其带动效应就会扩散至多个行业。其他政府或许会对哪些产业应列入这一清单作出不同判断，但为了确保决策严谨且清晰，它们应当设立一套具体标准，用以解释这些选择。学者克里斯·米勒提出，这些标准应包括：相关行业与国家安全具有明确关联，容易出现集中化和垄断化，难以在危机中迅速重建，且对其所在产业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
也有人主张，至少在一个前沿领域——清洁能源——美国应当退出竞争，接受中国将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世界工厂”。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中国愿意为世界其他国家补贴廉价太阳能板、电动汽车和电池，美国就应该顺其自然；毕竟，美国消费者也可以购买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但问题在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目前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此时就断言“大局已定”，显然为时过早。而且，在美国刚刚摆脱对外国石油旧式能源依赖之际，如今忽视清洁能源，只会让美国陷入一种新的能源依赖。电动汽车及其背后的供应链，正是美国工人应当参与建设的那类清洁能源产业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必须将产业战略运用于生物技术产业，以扭转合同研究组织——即帮助生物技术企业开展试验和研究的机构——向中国外迁的趋势。
这些投资也必须将韧性纳入考量。中国已经通过在贸易争端中切断加工稀土和磁体供应，表明其有意将依赖关系武器化。有人合理地提出疑问：供应链的全面韧性是否真的可能实现？
的确，即便华盛顿解决了某些脆弱点，其他脆弱点依然存在，新的脆弱点也可能继续出现。诚然，要在所有关键物资上都实现完全且持久的韧性，恐怕难以企及。但即便如此，减少脆弱点仍然更为有利：用赌博术语来说，这相当于减少了对手手中的“高牌”数量，而在一场多阶段博弈中，这一点可能至关重要。首先，华盛顿应聚焦于高优先级投入品——也就是那些一旦遭到中国限制，就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广泛而直接冲击的物资，以及那些补救起来在操作上难度高、见效又慢的领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拜登政府在2022年动用了《国防生产法》项下的一整套广泛授权，以确保大容量电池所必需材料的可靠且可持续供应，包括锂、钴、石墨、镍和锰。
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应是自给自足，而应是多元化。这将要求美国同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曾在拜登政府任职的库尔特·坎贝尔和杜如松在本刊撰文提出，应追求一种“盟友规模”——即美国及其伙伴协调各自产业战略，使一国作出的投资能够强化整体能力。
如果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能够在对华“去风险”问题上形成一致，并在关键产业中协调技术标准，它们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立支撑的、繁荣的生产生态体系。这也正是拜登政府在与欧盟、七国集团及其他关键伙伴协调政策时所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削弱了这种盟友协同。未来几届政府必须付出坚定而持续、很可能长达多年的外交努力，才能重新赢回盟友的信任。
最后，推动创新的努力不能只关注发明和生产，还必须重视扩散——确保这些发明能够被广泛应用。正如政治学者杰弗里·丁所指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在既定投入下所能产出的总量——始于制造，但并不止于制造。技术竞争中的持续成功，要求发明成果能够被整个经济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广泛采纳。冷战时期，苏联正是在这一点上失败，而美国则因此占据上风。
推动创新和制造固然至关重要，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富有韧性的技术—工业基础。美国的新战略还必须包括积极的保护机制，以守住这一基础。以被称为“倾销”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为例。在许多行业中，中国正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在全球市场出售其过剩产能，从而挤压竞争性制造商，令其退出市场，而中国企业则继续维持主导地位。
要反制这种做法，一项现代产业战略必须包含针对中国战略性领域产品——如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的关税措施，而不是对更广泛的中国经济全面出手。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并不总是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的国家，如巴西——也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感到担忧，并正在采取各自的应对措施。
美国还必须保护其最先进的技术不被潜在滥用。这一议程的核心是先进半导体，因为它们对于提升维持人工智能持续领先所需的算力至关重要，而人工智能领先反过来又将加速几乎所有其他科学领域和军事能力的进步。
与中国全面脱钩并不明智；农业和基础生活用品等非敏感领域的商品流动，确实让美国家庭受益。但若放松对先进计算的出口管制，无异于主动放弃美国及其盟友当下所拥有的最具决定性优势之一。政策制定者也不应被这样一种说法所吓退：现有美国出口管制已经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中国建立本国半导体供应链。事实上，在这些管制措施尚未被提出之前，中国领导层就已将此列为国家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并向国内芯片产业投入了大量关注和公共资源。
最佳路径，就是我所称的“小院高墙”。这意味着，美国在管控对象上应有所选择，划定一个“小院”，只聚焦那些将决定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走向的最敏感技术；与此同时，再以严密限制构筑一道“高墙”，把这个“小院”牢牢围住。拜登政府对芯片的管制，正是这样操作的。其对高端生物技术设备实施的出口管制，以及对美国资本投资中国量子计算等敏感技术生产领域所施加的限制，也都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方法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
为了更好保护美国免受敌对渗透，华盛顿还必须区分不同类型技术的风险等级——例如起重机、民用娱乐无人机和家用电器——尤其是那些依赖中国技术或与中国技术相连、因而容易受到外国操控或监视的产品。
一项有效的美国技术战略，另一个关键维度在于加强以威慑重大冲突为目标的军事创新。若台海局势生变，将引发历史性规模的全球经济冲击。华盛顿在军事上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阻止这场战争发生，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军是否能够采用新技术，并与伙伴共享这些技术。
“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同样适用于软硬件领域的技术突破。廉价且大量可得的空中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以及分布式传感器，将成为迫使对手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关键手段；与此同时，远程精确打击等高端能力，以及排雷等传统系统，仍然不可或缺。新的作战概念和更新后的指挥控制框架也同样重要。军队不能拿过去的作战方案去打未来的战争。比如，拜登政府提出了“综合威慑”概念，以统摄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多重领域和多种平台。这种扩散式部署将确保美国及其伙伴部队即便在遭受密集导弹打击或网络干扰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感知、机动和打击能力。
人工智能正是这些转变的核心。由人工智能赋能的系统，已经在优化后勤、分析情报、发现网络脆弱点以及识别军事目标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将日益塑造军队训练、规划和作战的方式。中国也已经在整合人工智能能力，以绕开美国在战场感知和后勤优化等传统优势。华盛顿必须加快跟进。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内部全面部署人工智能，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推进，也需要文化和组织层面的变革，包括更新采办和采购方式，以及围绕人机协同团队建立新的规范。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框架必须优先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以负责任的方式采用人工智能。围绕五角大楼是否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监控美国公民，或用于构建致命性自主武器的争论，已经表明，关于人工智能军事用途的规范并未跟上其能力发展的步伐。美国必须形成一种立足法律与价值的共识，以确保人工智能既合乎伦理地使用，也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做无疑会让美国在军事创新竞争中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其竞争对手未必会受到与美国相同原则和约束机制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这仍然是必要之举。
有效的军事创新不能仅仅建立在美国自身能力之上。它必须建立在网络化防务基础之上，将先进技术整合进盟友军队体系之中，从而实现力量的倍增，而非只是简单叠加。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就是一个例证。AUKUS通常被视为一项围绕核潜艇展开的狭义协议，但更准确地说，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技术加速器——一种能够在无GPS量子导航、水下作战等领域实现高效技术转移和能力部署的机制。与此同时，北约也已启动了自身的防务创新加速器。
二战结束后，华盛顿构建起一套国际贸易、法律与标准体系，为共同增长与繁荣营造了安全和经济条件。而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世界其他国家选择接受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样，如果美国想在当下的技术竞争中取胜，就不能只打造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它还必须让全球接受其数字基础设施。
北京已经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一种“中国版”的数字基础设施，通常将通信硬件、云服务、监控系统、支付平台以及配套的低成本融资打包提供。这些输出并非中性的；它们在默认设定上优先服务于国家控制、审查和监控。实际上，北京输出的是一套威权主义的“操作系统”。美国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
如果全球数字经济运行在美国的技术栈之上——包括云架构、芯片设计、安全协议和技术标准——那么美国就有可能确保一个将民主价值嵌入21世纪代码之中的未来。反之，如果美国拱手让出这一阵地，威权国家就可能掌握全球商业与通信的基础骨架，把国家控制置于公民福祉之上，并由此带来后门监控、数据攫取、宣传操控和胁迫等一系列后果。
要赢得这场“扩散竞争”，就需要大规模开展商业外交。美国政府应与美国企业协同合作，降低世界各地获取美国技术的门槛。为美国技术提供融资支持、技术援助，以及推动与美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都将有助于提高其采用率，尤其是在那些中国已经提供带补贴、可直接部署技术组合的地区。
在这场竞争中，标准与治理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硬件。标准往往晦涩且不受重视，但它们实际上是全球技术体系的“语法”，决定着系统如何交互、数据如何治理、风险如何管理。这些标准由众多国际机构制定，而这些机构对未来技术格局拥有巨大影响力，其覆盖范围从人工智能安全和数据隐私的“交通规则”，一直延伸至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美国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像现任政府似乎正在做的那样选择退出。
尤其是，美国应优先推动建立人工智能系统的标准化评估机制——在系统发布之前，就测试其为何能够运作，以及它在现实使用中是否、又会如何失效。鉴于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之间正在不断加深融合，华盛顿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应支持为合成生物学建立安全护栏，包括共同的筛查协议、对特别危险用途划定红线，以及在实验或系统出现意外失效时建立事故报告规范。
那些认为强调风险与安全会拖慢美国在对华技术竞争中步伐的人，把逻辑弄反了。确保安全性与可信度，并不会拖累美国及其盟友，最终反而会使它们行动得更快。不确定性会催生谨慎：当政策制定者和产业界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缺乏信心时，他们会更不愿意采用新能力。美国现在应当在协调并塑造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努力方面进一步加强投入，而不是选择后退。
在致力于巩固上述其他“制高点”的同时，美国技术战略还必须为中美关系中的稳定与合作留出空间。这必须成为整个战略的核心支柱，而不是事后的附属考虑。中美两国都不会消失，双方都必须学会与彼此共存。如果这两个大国不能携手避免最坏风险，或者陷入一种不断失稳的螺旋式下行，那么这场竞争最终将以对所有人都构成灾难的方式收场。
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都将继续推动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但如果竞争不顾风险，就可能导致危险的扩散，甚至失去控制。正因如此，拜登政府才在2024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推动北京同意在人类使用核武器的决策上继续保持人为控制。
同样地，在中美两国努力降低对关键投入品依赖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围绕贸易限制展开针锋相对的报复，因为那样带来的伤害很可能大于收益。清洁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不应掩盖双方在应对气候危机以及推动癌症等疾病治疗进步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如果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尤其是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缺乏深入而持续的沟通，那么军事能力的增强反而可能提高战争爆发的风险。
竞争并不排斥合作。随着技术能力的增强，美国将在争取风险管控协议方面拥有更大筹码。但如何找到恰当平衡，并不存在一套机械公式或固定算法。实现这一点，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试错，也难免伴随一些摩擦。即便如此，2024年续签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仍表明，两国在推进竞争性政策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广阔的科学合作空间，能够在人类共同受益的科研事业上继续协作。该协定推动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特定数据库和科学实地站点的对等准入等问题上形成共同标准。关键在于，美国决策者不能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走得过远，哪怕那样做在某些时候看起来似乎更容易。
一旦美国明确界定了自身战略，就必须付诸执行。要把这件事做好，就意味着必须正视一个不断扩大的鸿沟：国家的战略雄心与其实际交付能力之间的落差。要弥合技术与制造领域的这一差距，就必须调整驱动美国资本市场的激励机制。华尔街机构更青睐软件投资，因为它们看重软件可扩展性所承诺的高回报；相比之下，它们对资本密集、利润率较低的工业生产投入的关注和资金都要少得多。
如果一项战略寄望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硬件制造配置资本，而这只手却只追逐下一个软件“独角兽”，那么这样的战略注定会失败。美国政府必须同私营部门合作，纠正这种错位，利用税收抵免、贷款担保和风险保险等公共政策工具，使原本吸引力不足的投资对私人资本而言也具备财务可行性。与此同时，在部署先进设备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投资于培训、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增长。这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竞争力，也关系到美国工人的切身利益。
执行层面的另一半挑战来自政府官僚体系。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重程序、轻结果的体制：许可要求可能让新项目建设拖延长达十年；采购规则扼杀创新型国防初创企业；资金拨付僵局则让科研机构长期“挨饿”。拥有否决权的人太多，而真正被赋予拍板推进权力的人太少。
如果国家治理不能服务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物质福祉，那么再高明的治国术也意义有限。一套有针对性、着眼长期的对华竞争战略，如果能够把技术—工业主权、通过军事创新实现威慑、以及民主数字标准置于优先位置，同时避免滑向“逐底竞争”，就将创造优质就业，并大幅提振符合公共利益的投资。它还将使军事支出服务于防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帮助社会吸收即将到来的技术冲击；并管控大国竞争带来的风险。同时，它也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公民自由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议程上，不存在任何一个政党或派别的目标与之完全无关。
这项工作将以数十年为计，而不是几年。美国追求的不能只是率先实现下一项突破所带来的短暂荣光。相反，它必须通过让资本与战略对齐、赋权制度果断行动，并以二战后时期的紧迫感和数字时代的灵活性推进建设，去争取并守住这些“制高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工程，而美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完成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