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骂战，事关无数人的命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然而｜一场骂战，事关无数人的命运》

在本月的一个周末

2026年4月的一个普通周末，一场注定载入AI史册的公开论战在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

事情的导火索很简单：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预言，AI将在1到5年内消灭50%的科技岗位、初级律师、咨询顾问和金融从业者，失业率可能被推高到10%到20%。这段视频在Fox News上播出后，被一位不愿具名的网友转发到了X平台。

接着，Meta前首席AI科学家、图灵奖得主杨立昆（Yann LeCun）出手了。

他转发了那条帖子，语气毫不客气：“Dario错了。他对科技革命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这件事根本不懂。”紧接着，他抛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这个话题上，别听他的，别听Sam（Altman），别听Yoshua（Bengio），别听Geoff（Hinton），也别听我的。去听那些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的经济学家。”

这条推文迅速引爆舆论场。有人站杨立昆，也有人力挺Amodei。一场关于AI与就业未来的路线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恐怖预言的底气

Dario Amodei的这个令人惊恐的预言，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2025年5月，Dario Amodei首次提出“1-5年内消失50%入门级白领岗位”；2025年9月，在一次AI峰会上，Dario Amodei重申，强调“这已经发生了”；2026年1月，Dario Amodei发表2万字长文，系统阐述AI作为“通用劳动力替代品”的观点；2026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预言，AI将端到端接管软件工程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他掌管的Anthropic开发的Claude系列模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并在替代人工。

在那篇2万字的长文中，Dario Amodei对他的预言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第一，AI是“人类通用的劳动力替代品”。Amodei一个核心的判断是：AI并非取代某个特定的工作岗位，而是作为“人类通用的劳动力替代品”。这意味着，它不会只冲击一个行业，而是可能同时摧毁金融、咨询、法律和科技等行业的就业岗位，使劳动者无法“转换方向”。他将这一挑战称为“文明级别”的考验。

第二，冲击的速度前所未有。Amodei反复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他举例说，Anthropic内部工程师已基本不手写代码，只负责提出需求、审查模型生成的内容和把控整体架构。他断言，模型实现端到端完成软件工程师全部工作，可能仅剩6到12个月。与此同时，他还大胆预测，到2026或2027年，AI模型将在多个领域达到“诺奖级”水平。

第三，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Amodei描绘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矛盾图景：GDP可能以5%到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失业率却被推高至惊人的10%到20%。这种“增长但不分享”的模式，将加剧社会不平等。他呼吁政府干预，采取累进税制，用AI公司的盈利来支持社会适应这一冲击。

面对Amode冷酷的预言，也有人不以为然，讥讽为这是AI技术“推销员”的夸大其词。

不要贩卖恐慌，去读历史

直接说出这句讥讽挖苦的话的，就是杨立昆（Yann LeCun，他是地道的法国人啊，但这个中文名字也是同样的地道，据说是他自己取的）。杨立昆的核心观点是，事情远不是那么悲观，AI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会创造出数量更多、当下无法想象的新工作，最终会带来“就业扩张”。

AI是会一去不返地淘汰很多工作岗位，还是在淘汰这些旧岗位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这是近年来关于AI对就业影响的争论中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关键的问题不在简单的判断，而在论证的逻辑。我们听听杨立昆的论证逻辑：

第一，Amodei预言是卢德谬误的现代重演。杨立昆反复提及1811年英国纺织工人砸毁蒸汽织布机的“卢德运动”。他说，历史证明，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就业总量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持续扩张，只是岗位形态变了，工人从编布的变成了开机器的。他反复提及这样一个数字：当今60%的职业，在80年前根本不存在。他认为，历史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慌，最终被证明是误判。

第二，AI是“员工”，人是“老板”。杨立昆不赞成将AI描绘为是人类的替代者。他将未来的人机关系描述为：AI是数字员工，而人类则是它们的“老板”。“我们会指挥它们，不是被它们替代”。他甚至描绘了一幅更激进的图景：未来每人都是CEO，手下至少有一群智能助手。

第三，AI圈内人没资格做经济预测。他说“别听我的”，实际是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AI大佬都排除在外，将话语权交给经济学专家。他点名的五位经济学家——Philippe Aghion、Erik Brynjolfsson、Daron Acemoglu、Andrew McAfee和David Autor——都是数十年来研究技术与劳动力关系的权威。

但批评者指出，杨立昆的乐观可能是对历史经验的误读，也是对这场人工智能革命的误读。实际上，就是他推崇的Acemoglu，其观点恰好是与他的观点相反的。

工业革命的逻辑真的会重现吗？

乐观主义者的理由，主要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如同杨立昆所说，在工业革命中，旧的岗位消失了，同时，大量新的岗位会创造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消失的岗位更多。问题是，在这次人工智能革命中，这种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会重现吗？

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次AI对就业的冲击不是历史的重演，在这次冲击中新创造的岗位会远远少于消失的岗位，人类面临的失业问题将会是史无前例的。

我宁可相信这些观点不是危言耸听。

杨立昆很推崇的Acemoglu教授就认为，历史上的一些技术进步之所以能推动就业，是因为创造了大量“新任务”。但生成式AI目前主要是侧重于“自动化”，是对现有任务的替代，对创造“新任务”贡献不大。他甚至警告存在着一种“平庸自动化”（So-So Automation），即企业可能会为了短期省钱，用并不成熟的AI替代人力，这不仅导致失业，还会因服务质量下降而拖累社会效率。他特别担心的情景是，如果科技公司一门心思搞“替代型AI”，而不去开发那些能帮助人、与人协作的AI，就可能导致GDP虚高（他称之为“幽灵经济”），但真实的消费却崩溃了的局面。

大家更熟悉的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这些年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AI会让大量人沦为“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赫拉利认为，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存在感的深刻危机。他说，最终，AI会在所有工作上超越人类，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领域的创作和研究。他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几十亿个AI代理会像“数字移民”一样，涌入并抢占我们的工作。当人类在经济上彻底“多余”，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这比单纯没工作更可怕。

斯坦福大学教授、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通过对数百万条数据的分析发现，AI的冲击正在消灭职业阶梯的“底层”。他的数据显示，高AI暴露行业中22至25岁年轻人的就业率相比其他年龄组下降了13%，美国前15大科技公司的初级岗位招聘更是直接减少了25%。他的实证研究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如果年轻人失去了进入职场的第一步，未来的高级岗位也就失去了人才储备，整个社会的职业发展阶梯可能就此断裂。

态度最耐人寻味的，是有末日哲学家之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他的判断很肯定，AGI或超级智能最终会接管所有人类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之下，他甚至不再关心失业的问题，因为关心也没用，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而去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全面失业的社会。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后工作时代”的社会里找到意义，以及如何确保超级智能的目标和人类的利益保持一致。

可以说，这是尼克·博斯特罗姆是在看透了末日之后提出的一种深度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