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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认为老哈梅内伊是更可控的谈判对象,因其高龄求稳倾向明显;但伊朗权力结构因关键人物死亡转向强硬派主导,导致美伊谈判空间被压缩。 --- ## 1. 老哈梅内伊的求稳决策逻辑 - 高龄(86-87岁)使其更倾向妥协,如以核问题为杠杆而非激进发展,2016年奥巴马时期策略曾奏效。 - 2024年以色列多次袭击后,伊朗报复克制(如仅象征性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试图引导美国恢复制裁解除框架。 ## 2. 伊朗权力结构剧变与强硬派崛起 - 2026年老哈梅内伊身亡后,继任者拉里贾尼(务实强硬派)成为核心协调者,但2027年3月被暗杀。 - 军方(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最高安全委员会掌控决策权,新任官员均为强硬派,文官系统被边缘化。 ## 3. 特朗普政策对伊朗温和派的打击 - 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谈判策略(如借谈判掩护斩首行动)压缩了温和派空间,使其无法保证谈判成果。 - 伊朗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妥协努力因美国不信任而失效,强硬派借机巩固权力。 ## 4. 当前伊朗决策层的“三驾马车” -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战时总参谋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构成军方主导体系。 - 佐勒加德尔直接否决美方“铀浓缩暂停20年”方案,凸显军方对谈判的强硬立场。
2026-04-22 19:29

特朗普意识到,老哈梅内伊才是最好的谈判对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4月21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延长停火,理由是伊朗内部“意见不一”。


“意见不一”虽然不直接构成延长停火的理由,但说的确实也是事实——现阶段伊朗内部强硬派有全面掌权的架势,温和派日渐式微。


就在特朗普再次延长停火的同时,伊朗明确拒绝4月22日前往伊斯兰堡谈判,并表示已做好开火准备。


通常来说,老年人承受风险的能力与意愿低于中年人或青年人,一个常见的例子:刚毕业的小青年敢于背负三十年房贷,而老年人哪怕银行放宽年龄限制,也大都不愿意长期借贷。


同样的逻辑其实也适用于政治决策,即高龄政客更求稳。


以老哈梅内伊为例,他深知伊朗如果激进发展核武器必然会招致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甚至是全面战争,因此更倾向于是用核问题作为杠杆去撬动美伊关系,迫使美国解除制裁。


这一策略在奥巴马时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可惜被特朗普给打断。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过去两年老哈梅内伊应对外部压力时的决策,其妥协、求稳的姿态十分明显,毕竟已经86、87岁了,早就过了血气方刚的年龄。


举例来说:


2024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后,德黑兰向以境内发射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但几乎都被拦截了。


7月,以色列在德黑兰成功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伊朗完全保持沉默。


9月,以色列空袭导致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动了一轮打击,可力度同样不大。


以至于中东地区的“抵抗组织”成员都开始对德黑兰丧失信心,严重怀疑其是否拥有与敌人作战的意愿。


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期间,遭受大规模空袭的伊朗终于向以色列发起猛烈报复。


然而对于轰炸其核设施的美国,德黑兰再次认怂,只是象征性报复了一下美军驻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且事前通过中间人预报了攻击。


不难体会,老哈梅内伊非常希望用一种克制的回应方式向美国传递信号,引导华盛顿恢复奥巴马时期的美伊关系框架——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就是老哈梅内伊推出来跟美国恢复交往的人选。


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伊朗知道拜登政府不可能启动美伊谈判,但仍通过释放“善意”的方式押注哈里斯当选,只不过事与愿违。


有朋友要质疑了,特朗普年龄也不小,难道他不愿意求稳吗?


这就不得不说美国和伊朗的风险承受能力——打一场地区战争对美国而言风险整体可控,对伊朗则是关乎身家性命。


老哈梅内伊在1981年至1989年间担任总统,1989年6月起担任宗教领袖长达三十七年,无论他强硬也好、软弱也罢,伊朗内部的各派力量都只能接受。


2月28日老哈梅内伊身亡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成为德黑兰决策圈里的核心人物。


伊朗高级官员、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和前外交官均透露,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暗杀,哈梅内伊早在2026年1月就已经正式任命拉里贾尼负责中央执政。


此后拉里贾尼领导了一系列危机管理工作,包括应对抗议活动,与美国谈判,与俄罗斯、卡塔尔和阿曼的关系协调,以及战争爆发后的军事回应等,其意见在德黑兰体制中极具分量。


从政治结构上讲,伊朗内部有三股主要力量,分别是宗教集团、军事集团和文官集团,想要平衡三者绝非易事,而拉里贾尼事实上是仅次于老哈梅内伊的“意见协调者”,其立场强硬但仍在务实主义范畴内。


与单纯的军事将领不同,伊朗核心政治人物必须经常亮相来向民众展现自身影响力,否则会被视为胆小、怯弱——小哈梅内伊目前以受伤为由迟迟不露面,已经影响到其威信。


3月13日,拉里贾尼公开参加集会,导致目标暴露,四天后遭以色列空袭暗杀。


当时便有分析指出,拉里贾尼的死亡将削弱美国或伊朗透过低成本政治方案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在老哈梅内伊和拉里贾尼接连身亡后,伊朗内部已无能够平衡各方力量的拍板型人物,这种情况下,拥有军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最大实力板块,文官系统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至于此前被部分西方媒体寄予厚望的伊朗国防军,其实际表现出来的立场更接近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而非文官系统。


伊朗国防军跟伊斯兰革命卫队固然存在分歧,但那更多是内部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也从未“只打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打伊朗国防军”,后者遭受的空袭与斩首行动并不比前者少。


我们不妨再从人事细节角度去推断目前谁在伊朗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强。


自老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以来,包括宗教领袖在内的所有空缺岗位,全部是强硬派人员继任,新上任的温和派代表一个都没有。


除小哈梅内伊上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力挺外,接替拉里贾尼出任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的佐勒加德尔也是标准强硬派。


有消息称总统佩泽希齐扬等人曾反对佐勒加德尔的任命,但最终不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


最高安全委员会在流程上拥有对美伊谈判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在第一次伊斯兰堡谈判期间,正是佐勒加德尔否决了美方“全部高浓缩铀外运+暂停铀浓缩20年”的方案。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和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相当于战时总参谋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正隐隐构成德黑兰的战时“三驾马车”——军方通过最高安全委员会掌控了实际决策权。


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有意见分歧,也常常会形成所谓的“强硬派/主战派”与“温和派/主和派”。


从性质上来说,“强硬派”与“温和派”都是为了组织好,只不过思路、方法不同,“温和派”跟“投降派/代理人”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具体到伊朗,近些年对“温和派”打击最强烈的并不是其内部的“强硬派”,而是特朗普——特朗普本人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不仅在谈判桌上反复无常,还屡屡借谈判为掩护对伊朗实施斩首行动。


美国的这些行为让伊朗“温和派”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敢就重大谈判成果进行对内保证,自然也无法向“强硬派”索要关键让步。


即伊朗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让步,而是让步了也未必会有确定、可约束的回报,整体博弈环境大幅压缩了伊朗“温和派”的回旋空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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