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无法真正理解农村经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苏瑞颖丨为什么经济学无法真正理解农村经济？》

在阅读这批书之前，我一直用自由市场的思维框架思考农村经济，认为只有实现规模化农场才能发展农村经济，只有招商引资才能带动农村发展。阅读这批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十分片面—仅用经济学的视角是无法真正理解农村经济的，理解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自身的场域，而这个场域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农村经济，何去何从？我认为，需先理解农村市场的复杂性、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农民的复杂性。

农村市场的复杂性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村市场通常是定期性的，而非连续性的。以“赶集”为例，商贩会在特定时间挑着商品参与A镇的集市，几天后又会前往B镇赶下一场集。这种赶集模式，正是中国传统行商的原型。商贩为何要如此流动？实际上，任何单个农村市场的服务区域所承载的总需求量，都不足以让商贩获得维持生计的利润。只有通过交易活动的周期性，才能将分散的需求集中到特定日子。

一方面，传统农村市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有限的交通水平产生了距离阻力，而市场的周期性恰好弥补了交通条件的短板。假设所有资源均匀分布在纬度、海拔相同的平原上，从几何学等距离原则来看，每个基层市场的服务范围会接近正六边形。在稳定状态下，基层市场区域会呈现出基本离散的特征。农产品不仅在基层市场内流动，还会向上层级市场流通。收购代理人承担着农产品在垂直市场中的流通功能，将基层市场的商品转运至中间市场；随着市场层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代理人会分化出更为专门的经济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市场在中心功能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其交易活动被官僚机构控制和征税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基层市场的规模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人口越稀疏，基层市场的服务区域就越大。

随着交通运输系统的升级，传统农村市场也发生了相应转型。当一个中间市场通过现代道路与更高层级的市场连接，它自身会随之走向商业化，其周边的基层市场则会逐渐消失。一方面，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农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成倍增长，这促使他们向能提供更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高层次市场流动；另一方面，农民在高层次市场销售农产品，能获得更高的收购价。在传统市场体系中，新基层市场的出现会导致原有基层市场的服务区域缩减；而一个集镇要发展成为现代化贸易中心，其依赖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基层市场的缩减实现自身规模的扩大。

从上述市场转型中可以观察到，除基层市场外，整个市场体系呈现出多中心、非离散的状态。这种市场网络形态，很难与行政区域划分完全重合。1959-1961年恢复农村市场期间，基层干部试图将自然形成的市场网络纳入行政单位范围，计划者希望在恢复市场的同时，保持对流通渠道的集中调度和价格控制。但最终结果是，仅强调“县-乡”纵向流通链条、忽视横向流通，不仅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原有逻辑，还增加了运输距离，牺牲了时间效率。这种看似合理的国家干预，实际上抑制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活力。

农业生产的复杂性

中国农业转型的本质，是推动小农农业向规模农业转型。但需要明确的是，无限制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并不科学。农民群体早已深度分化，并非均质的经济个体，盲目追求大规模农场、推崇资本下乡，很容易忽视中坚农民与普通小农的真实生存处境。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时期，集体化的大规模农业并未能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劳动力数量固定的情况下，集体农场无法像企业那样通过解雇劳动力来优化人力配置；其次，集体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生存压力，集体化的大规模农业会陷入无限度的内卷化生产，延续了小家庭农业的过密化生产模式。为了维持生计，家庭劳动力会通过发展副业补充收入。后来，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副业”逐渐取代“主业”，农村家庭逐渐转变为“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半工半农经济单位。在此过程中，农民群体也出现了分化，各类农民会根据自身的劳动力禀赋和就业机会成本，决定是完全外出务工，还是流转他人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时期，农业现代化最直观的标志是土地经营规模庞大、集中连片，种植作物标准化、专业化程度高，农田机械设备取代了传统农具。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现代美”，并不等同于经济层面的“高效美”。

为了完成农业现代化目标，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农村的大农场主。一方面，资源通过项目制的方式流向大户，便于政府实施政治管控；另一方面，也规避了组织分散小农的难题。孙新华在对皖南河镇农业转型的研究中发现，政府通过“再造水土”“再造市场”“再造服务”三个层面的举措，构建了鼓励大户、排斥小农的机会结构，从而推动当地农业转型。“再造水土”为规模经营提供了配套的农田和水利体系；“再造市场”解决了分散土地集中定向流转的问题；“再造服务”则为大户的农业生产搭建了全面的服务体系。在此过程中，部分小农被迫退出农业生产领域。

但这些在政府扶持下实现规模经营的大户，初期往往难以实现盈利：尽管其耕种规模和资本化程度远高于普通农户，土地产出率却低于普通农户；此外，由于雇工成本较高且监督效率低下，大规模经营的特大户面临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大户会将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进一步转包给更具“韧性”的家庭农场，即从“雇工大农场”的横向一体化模式，逐渐转向“公司+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盈利：一是通过外包土地，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转移给代管户；二是在流转过程中，通过提供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等社会化服务获取收益。

综合来看，中国农业转型可归结为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土地流转的土地规模化，二是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服务规模化。这两条路径的选择，都需立足农村实际，兼顾不同农民群体的需求，避免脱离农民分化的现实。

农民的复杂性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黄宗智认为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部门。这种在城市中的低层次就业也被称作“非正规经济”，并且占据了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这些农民并未真正脱离农村、融入城市，而是处于“半工半农”“离乡不离土”的过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并不完全是“理性经济人”。

农民在城市从事的非正规工作，往往缺乏劳动合同、社保保障，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不稳定，但这种低门槛的就业形式，却能让他们快速获得现金收入，补贴农村家庭的教育、医疗、农业生产等开支。与此同时，农民的乡土情感和身份认同，让他们无法彻底割裂与农村的联系，他们会定期返乡探亲、参与村庄事务，会将部分收入投入到农村的房屋修缮和土地改良。

从历史回望，才看懂农民身上的矛盾。黄树民通过观察林村（某闽南村落）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后的完整历史，发现林村的村民在生存和发展中被动选择，主动求生。主人公叶文德作为普通农民，在大跃进饥荒中经历生存危机，是政策失误的受害者，却也曾为了自保与出路，主动迎合政治运动、参与批斗，成为权力体系的被动参与者。林村农民社会关系更加矛盾。私下里，他们坚守宗族情义，照顾邻里亲戚、维系乡村人情伦理，但在政治运动与生存压力下，又会出现互相揭发、争抢工分、私藏粮食的功利行为。

面对国家权力，农民既敬畏顺从，依赖国家分地、政策扶持维系生计，渴望通过体制获得安全感，又以隐性方式与权力博弈在饥荒时瞒报产量、私藏粮食，应付上级检查时“演戏”敷衍，用隐形的抵抗消解严苛政策的压迫。

综合以上，我想发展乡村都需建立在理解农村市场、农业发展与农民的复杂性上。

阅读书目

黄宗智《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

黄宗智《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孙新华《再造农业：皖南河镇的政府干预与农业转型（2007-2014）》

陈义媛《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贺雪峰《谁是农民：三农政策重点与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选择》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

袁明宝《小农理性及其变迁：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