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7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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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杨照
《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作斗争》
假期前的周一，总是格外难熬。尽管每天都把辞职挂在嘴上，也不得不承认，工作还是最主流的赚钱方式。随着就业市场越来越严峻，人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一种普遍的无价值感也开始蔓延。
不工作到底行不行？我们的价值必须跟工作绑定吗？该如何与自己的无价值感共处？
资本主义赖以建立有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大家要勤劳工作，这个价值观与新教伦理有关。在新教徒看来，工作不是要改变自己的现实待遇，也不是要改变上帝已经安排好的位置，而是为了证明上帝是对的，不能改变上帝的绝对权威。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是手段，但不是目的，有许许多多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古希腊时代，人们关于理想社会最美好的想象，是一群人坐在那里探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如何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是古雅典市民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背后有不能忽略的重要基础。当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在讲市民的时候，这里的市民是不用工作的，工作由奴隶来承担。奴隶进行生产，养活了这些市民。
市民们不需要将时间和精神花在生产上，才能探索人如何活着。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减掉了工作，才有余裕探索如何最有意义地运用这长长的一生。
这其中包括如何训练你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会产生体能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如何训练你的心灵，这才有了非常发达的西方哲学；进一步地，如何和美的事物产生最亲密的接触，古希腊艺术由此延续下来，成为整个西方的美学源流。
到了中世纪，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对越下层的人来说，工作越重要。工作仍然是手段，是社会角色的需要，为你提供生活所需。但在那样的系统下，你只能想象离开工作，拥有自己的生活。
而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工作的意义被新教伦理改变了。你不能离开工作，因为工作是证明你和上帝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上帝全知全能的规划和分类中，你必须借由工作去证明自己被放在了对的范畴。在新教伦理的结构下，你靠着工作换得了财富，如果因此松懈转而追求生活，就会出现在上帝的黑名单中，将来要下地狱里去，而你本来是可以上天堂的。
因此，只有持续地勤劳工作，履行被赋予的现实职责，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是一种几乎永远没办法解决的焦虑，由此产生了一种深植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精神特质，甚至可以称为病理特质：
对工作和工作状态的高度依赖。
我们从来不曾处于新教的传统之下，后来西方也摆脱了这套新教伦理，但这种对工作的崇拜和执迷留了下来，控制了所有人。
资本主义把每个人都放到了市场上，市场决定你的价格，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有用还是没用。而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价格，靠的不是你的德性，也不是你有多聪明、多有品位，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可能性。
这套系统是那样的残酷严苛，我们的精神一定会出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人在取得了自由之后，选择了社会性的自我，而不是真实的自我。如果没有社会性的自我，你的真实自我就没有市场上的价格，无法因此获得安全感。
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通过工作所形成的市场价值来定义和了解自己，于是就产生了所谓人自我价值的外向性，意味着你没有勇气和能力内在地自我定义。你作为人的基本价值，跟所有的商品一样，必须被放到市场上，迎合市场的需要。
价值的高低变动同样取决于你能够在市场上提供什么，包括你的人格、个性、外表、动机，以及这一切能够转化成什么样的工作潜能，这是整个资本市场对于人的衡量。
由此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你不可能忽略种种市场的限制。你以为你拥有选择，实则不然。外在市场对人价值的决定性会持续干扰你，你无法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要拥有什么样的自我。
另一个更麻烦，资本市场带来了恒常的焦虑。一种是内在的自我焦虑，你永远没办法以自己的力量去肯定自己的价值。你的价值随时都不确定，因为它不来自于你作为一个人的性质，而是你进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架构后，各种不同的供需力量所产生的变化影响。
换句话说，你的自我价值缺乏自主性，必须随波逐流。即便你为自己的市场价值上升而高兴，但高兴也是短暂的。
我们对自我失去了掌控，因而产生焦虑不安。所有的自我价值必须在市场中，还要和其他人对比或者竞争。不管你喜不喜欢，基本上这就是一个“one against all”的系统。
你到底有多高的价值，取决于你周遭和你一起在这个市场里竞逐市场价值、市场注意力的其他人。你不可能离开群体的结构，去认识乃至掌握自己是谁，到底有多高的价值。
与此同时，你也失去了和其他人进行有意义连接的可能性。弗洛姆告诉我们，自由让我们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更加难以处理，因为它不是存在式的孤独。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被决定的，除了必然会死，其他任何事情你都没办法自己决定，因而产生荒凉孤独的感觉。
弗洛姆指的是来自经济体系的孤独，其他人都是你在市场上的竞争者，也就很难进行连接。就算你不想把别人当作竞争者，也会被别人当作竞争者。这样带来了更深刻的不确定的孤独。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现代人的根本问题，是不断被自我微不足道的感觉侵扰。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张的系统中，为了维系这样的系统，就不得不以越来越缺乏个体性的方式对待每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标准作业流程”（SOP），这放在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服务上，非常吊诡。
首先，SOP是为了提升整体的服务品质，要求服务上哪些程序非做不可。从整体顾客的角度，这种标准作业流程能让顾客得到更有保障的服务。例如，只要顾客一抱怨就要道歉，送上小礼物。
但作为个别的顾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SOP的基本原则是将每个人都变成群体的顾客，这让服务人员看不到顾客的差异性。所以SOP服务的是抽象的顾客，而不是具体个别的顾客。
接受服务的每个人都被化约成没有面貌、没有特性的群体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渺小。举例来说，你去一家店，第一次去和第一百次去，按理讲应该不一样，但在SOP这里是不处理的。
那么，你在这种服务中得到了怎样的满足？你所得到的是作为集体一份子的感受，这种满足不是服务人员如何服务你，而是服务人员把你当作集体中没有个性、没有特殊性的一份子，你完全融入在群体性的对待中，因而得到了一份确定性。
任何状态、任何人、任何身份，在消费行为中得到完全一样的对待。确定性比所有的一切更加关键、更加重要。
这种服务之所以能够成立，这样的系统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壮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被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包围。以至于任何可以提供相对确定和安全的东西，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这就是循环，因为我们的一部分不安全感，就在于我们没办法在生活里以一个个体而存在。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关系被改变了。
每个人不得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变成组织的雇佣者。雇佣形式越来越“非个体化”，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不确定。你知道你的雇主是谁，但你的雇主多半不知道你是谁。就算你知道你的雇主是谁，也没有意义。
在非常大型的组织中，你只能透过媒体等不同的管道或者股价的反应，来了解自己的老板。而老板只知道有几万个员工，和员工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个人化的关系。
你在社会中拥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所有的角色都在资本主义系统中，从原来非常明确的个体性转变成为非个体性，也就是被用群体的方式取代了。
举例来说，你的角色是企业员工。在之前，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老板认识每一个员工，每天都和员工在互相照面的小办公室里一起工作。
但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稀有。它会自然地追求规模化，于是个体性雇佣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稀有。
其他的身份同理，在不久之前，所谓学生的身份是个体性的，对应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地位，而是你和一位老师的相对关系，你作为一个学生的实质存在感。倒过来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老师，这不是空洞的职务，重要是你拥有什么样的学生。
所有这些在现代社会里被不断地消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重要。身份所具备的个别、个体的关系重要性一直在降低，相对地，作为群体抽象的性质却一直不断地升高。
在这个系统中，人的价值、存在的理由也跟着快速地改变，并且持续在进行当中。
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工作的吊诡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用工作来决定人的价值的环境。工作不只为你带来收入，而是你现在能够依赖的生存所需都已经彻底地市场化了，也就没办法离开这金钱的系统，像以前的农人或者是工匠。
在以前，你不必在意生产了多少钱的价值，生产物为你自己而生产，或者为有限的特定的交易而生产，这是你生存的基础。当生存的基础一再被理性的货币价值化，最终每个人生产的每样东西都有标价，所有工作都统合出价值的多寡和高下。
人只有透过工作才能够得到生存的基础，于是在我们的信仰中，产生了清楚的连接：人等于你的收入，也就等于你的工作，所以你不能没有工作。
弗洛姆提出，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高度压力。这压力让人离不开工作，工作变成了决定你这个人价值、内在内涵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工作成了展现你在社会上可被尊敬的基本性质，失去工作你就不再是你。工作包裹了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如何保有工作如此地重要。
但在资本主义的人力市场环境中，人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这是另外的一种恶性循环。人被编组到这样的系统中，已被视为没有个性的群体的一份子，当然会焦虑，感到不安全。
于是你必须想尽办法追求更确定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