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收购案叫停背后，Manus该反思的是无法重来的气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凤凰网科技 ，作者：凤凰网科技，编辑：董雨晴

在创始团队沉默了几个月后，靴子落地了，Manus事件迎来了最终结论。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4月27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Manus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措辞前所未有之严格。

很难想象，几个月前，这个年轻团队还如此的意气风发，他们遍访全球科技巨头，被微软CEO称赞。以至于忘记了，AI竞赛本身早已不仅仅是技术议题。

当习惯了走“出海”路线的创业者，在巨大的光环之下忘记竞赛背后的真正意义，当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与国力相连，没人会质疑这个结果。

但值得反思的是，这个加速蹿红，一度堪称爽文的故事，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一个本土的创业者，走出了全球化路线

Manus母公司蝴蝶效应的武汉总部，距离创始人肖弘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仅隔一条马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AI圈子里提起Manus创始人肖弘的名字，常常与武汉相连。

“如果你想采访小红（圈内人称呼），可能得去武汉”，2024年底，还没有走红的肖弘，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不少做AI应用的创业者告诉凤凰网科技，他们非常推崇肖弘的经营逻辑。

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连续创业者，2015年毕业后创办“夜莺科技”，推出壹伴助手和微伴助手两款公众号运营工具，而后卖出。

2022年，蝴蝶效应在北京同时注册了公司，初期做的核心产品是一款叫Monica的浏览器AI插件，主打海外用户，算得上国内比较早具备商业闭环的AI产品。2023年，和肖弘已经很是熟络的真格基金再次投出Monica种子轮，估值约1400万美元；2024年11月A轮，红杉中国和腾讯入局，估值抬到了8500万美元。这个阶段，蝴蝶效应从投资人构成到业务收入几乎全部扎根国内市场，对外标榜的也是“武汉光谷总部”。

命运的拐点出现在2025年4月。Manus发布后的产品势能把公司估值彻底撬起，Manus突然变成了人尽皆知的名字，一时间，一线基金、全球资本都将目光聚集在其身上。

这其中，就包括硅谷老牌机构Benchmark，看准时机领投7500万美元B轮，投后估值飙到近5亿美元——Benchmark不是普通VC，背后代表的是整个硅谷主流投资圈。对于当时的manus而言，这也是一种极具技术背书的肯定。

但这笔交易很快被美国政府纳入审查视野。

依据2025年1月生效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Reverse CFIUS），限制以美国投资机构为代表的“美国主体”投资中国的AI、半导体和量子信息技术三大关键领域，美国资本对中国AI领域的投资需向财政部报备，而Manus虽聚焦AI应用开发，仍被纳入审查范围。

如果Benchmark被要求后续补申报，甚至撤资，其在硅谷的示范效应或将外溢，而这对于有中国元素的AI初创公司而言，向美国硅谷VC融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实际上，就在Benchmark领投Manus之前，有多家美国风投曾与Manus有过接触，但部分机构因担心投资中国初创企业可能引发监管审查，最终选择了退出。

这个时候Manus其实已经骑虎难下：接受了美元资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决定总部所在地的权利。如果不满足投资方解除监管风险的核心条件，意味着整个B轮估值将以项目暴雷收场。

而侧重海外市场、目标全球化公司，本就是Manus一早定下的战略目标。Manus面世前，肖弘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今天的中国创业者就应该更激进地全球化。大家应该到国际市场去历练一下，需要去参与全球的竞争，而不是在我们习惯的市场里竞争。”

海外市场的客单价更高，付费意愿更强，可以依靠海外市场活下来并快速扩张——这是不少AI创业者理所当然的oneday选择。

“如果我们希望Manus长期存在，只有一个可能性：成为世界级的公司。”爆红后的三个月后，肖弘在社交平台上如此写道。

挣扎中移师新加坡，一步错棋

很快，Manus就开始动身了。

2025年5月，Manus三位联合创始人肖弘、季逸超、张涛集体飞往新加坡。6月，官方宣布运营主体变更为Butterfly Effect Pte.Ltd.，总部正式迁往新加坡，并同步在旧金山和东京设立办公室。到7月，Manus在华120人的团队中只有约40名核心研发与业务人员获邀迁往新加坡，剩下80名国内员工被整体裁员，中文社交媒体清空，官网开始屏蔽中国IP地址。

此前，和阿里Qwen的战略合作承诺也已成废纸一张。彼时，Manus还被人们寄希望于是“下一个DeepSeek”，成为国内AI产品超越海外的有力佐证。

根据创始人张涛在不同场合的表述，Manus此举出于三重考虑：新加坡可以享受高端GPU集群，同时进一步获取硅谷投资人信任，为后续更大规模融资和战略退出做准备。

商业上，这也许是一步好棋；但在今天的AI竞赛中，这是一步险棋。

国内市场的AI投资也正火热，武汉方面也曾给予过Manus起步资源——免租的办公室、专项资金、财政贴息补贴、官方认证“翘楚”的背书，即便本身并不太合拍。

“国资喜欢的早期项目，是偏硬科技的，比如高等院校教授团队创业的，基于多年的科研成果，解决了某种卡脖子问题，后续又能够比较产业化，大家也比较能看得懂。”一位武汉某国资投资人士对凤凰网科技表示，“所以知道做AI应用在武汉还挺吃惊的，我们一般很少看这类公司。”

但凭借当时的努力与产品的新意，Manus已经被注意到，迅速从众多硬核技术中跻身，但致命的是，Manus没有真正迈出实质性一步。也错过了来之不易的机会。正因此，事件变得必须就事论事。

按照公开信息，Meta的收购公告发布后，Manus披露其上线仅8个月年化收入突破1.25亿美元、处理超147万亿token、创建超8000万台虚拟计算机。这套底层技术能力的研发周期远远早于2025年6月迁册新加坡的时间节点。

换言之，这个故事很容易被理解为：Manus先在国内完成了核心产品、团队和工程能力的沉淀，再借着总部更名的外壳将其整体转移到境外，最后通过卖给美国公司的方式完成资本套现。

这种模式，法律圈的专业术语叫“新加坡洗白”（Singapore washing）。

它的操作逻辑是：将中国境内的研发能力、数据和团队迁移到新加坡等中立经济体，以此规避中美科技领域严格的双向投资审查，为美国资本接盘扫清障碍。

问题在于，一旦获取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和实际研发发生地的确切时间，当核实链条被完整呈现，“新加坡公司卖Meta”的说法站不住脚。

从Benchmark的跨境融资协议，到主体转移的时间窗，再到核心团队和技术资产的同步外迁，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踩中了那些最不可触碰的红线。

也因此，得到了少见的严厉措辞。

误判又误判，交易被按住是注定的

四个月前，中国创投圈一度因为“Meta收购Manus”的消息而沸腾。

2025年12月30日，Meta官宣以约20亿美元完成对Manus全部资产的收购，交易一跃成为Meta史上第三大并购案，仅次于WhatsApp和Scale AI。

按收购条款，肖弘将出任Meta副总裁，向COO哈维尔·奥利文汇报。从事后披露的材料看，蝴蝶效应的各路早期股东已经准备好坐等打款，其中不少国内机构在这笔交易中的预期回报倍数非常可观。

但靴子最终没有落地。2026年1月8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公开表态，将联动相关部委对Meta收购Manus一事的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对外投资合规性进行评估调查。

而4月27日发改委网站的最终决定，用词极其严苛——“依法依规禁止外资实施该收购，要求撤销交易”。

这是2020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实施以来，第一单被公开直接叫停的AI领域外资并购，也是所有审查结论中最严厉的那一档。

监管的逻辑很清晰——不看你公司注册地在哪里，看的是你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什么技术从国内拿走的。Manus的底层技术研发毫无疑问是在它迁册新加坡之前、利用中国工程师资源和商业化资本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而从时序上看，这完全是Manus最致命的一次误判。它以为移居新加坡并且在更严格的中美监管框架成型前完成交易，就能抢出一个合规的窗口期。

但同时低估了一个关键的逻辑：中美AI科技博弈，正在从政策管束全面渗透到具体企业。

Manus在这一博弈中的每一步，基本都踩在了地缘变局的关键节点上，又每一次都做出了同一个方向的挣扎——接受美元基金时选择“去中国化”，迁址时选择退出中国市场，被收购时选择站到美国科技巨头的账面上。

而就在被叫停的这节点上，Manus面临的竞争环境也已经截然不同。

Manus崛起时，它几乎是AI Agent的唯一代名词。但时至今日，市场已进入“千虾争霸”的“百虾大战”阶段。Agent已不再是新物种，而是巨头和垂直厂商的标配能力，在国内市场也不缺这样的代表。

回望Manus的“来时路”，总是在挣扎——迁册完成时，监管层对外资收购核心AI资产的审查框架已经成形，中美在AI领域的角力正从芯片管制升级为对“技术出身”的全链条追溯。Manus几乎是拿着“境内研发—境外换壳—外资接盘”这个标准化模版，完整地走了一遍。

也就是说，Manus收购被叫停几乎是必然之路。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跌宕起伏的经历背后，市场已经换了天地。

过去一年，字节、阿里、腾讯、百度Agent能力塞进了办公软件、搜索引擎和开发者平台，用户习惯和生态卡位早已不是2025年初的样子。

Manus的真正问题不是回不来，而是回来之后难觅自己的位置。

它既不是纯粹的外资新锐，也不是被国内生态接纳的“自己人”；做平台，没有流量和生态支撑；做垂直，没有行业纵深积累；做技术输出，底层模型依赖第三方，溢价空间有限。它的品牌认知度仍停留在2025年3月的热度里，但品牌亲和力也在一系列的“去中国化”操作中被消耗殆尽。

也许初心，是想用全球化的资本路径来放大中国团队的技术红利，但在中美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这条路正变得越来越像钢丝绳。

它的结局或许会为那些同样面临选择的AI创业公司提供一个沉重的案例参考：路只能选一条走，走到头，别回头。但前提是，这条路不是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