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8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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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常松
近日，一年一度的考研发榜，而另一类项目格外引人注目：最近，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的申报和公示；此外，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启动试点。
显然，这一举措是各高校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举措。而此次试点单位也几乎都是理工科专业。联系起同样在前不久讨论“张雪机车”时引起网络对“985高校的博导，搞了三十年内燃机，论文、专利、国家级项目样样不缺，却没有造出一台能用的摩托车发动机”的热议。
只有初中学历的张雪为何让高学历的研究生为自己的导师汗颜？大学成果为什么不能转化？工程领域人才培养如何培养？在当下人工智能深度重塑产业格局的时代变革中，这些话题再次被摆到了公共话题中。
在整个“产-学-研-用-金”的大链条中，教授们和“张雪们”应该处于哪个合适的位置？大学和教授们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理想与现实之间到底存在怎么样的“卡点”？
顶级的工程成果无法发表顶级的期刊论文；顶级的学术期刊成果无法转化为工程应用与社会经济效益——这已经是当下世界学术界与工程界的真实写照了。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与“工程”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两条平行线。在高校的学者们更多的是为工业界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撑，而要走向产业化，非要纵身入水，直接投身实业界不可。而越来越多像张雪这样的工程界创业者，借助学界的研发力量为产品开发赋能。
在张雪机车的项目中，张雪的角色，在工业界更多是型号总设计师，产品经理，而不是直接的一线研发人员和车间主任。他组建了超100人的研发团队，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80%。核心研发岗上，硕士、博士扎堆。前雅马哈、川崎的技术高管坐镇。重庆大学、季华实验室的专家教授深度参与。
其中，季华实验室为张雪团队研发的TiAl气门，是发动机耐高温材料的关键突破，该实验室本身就是由博士团队主导。然而，发动机的燃烧仿真的湍流模型是经过了数十年流体力学的学术积累。复杂液滴破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的基础研究。耐高温气门材料TiAl合金的相变机理，正是前人在数十年的基础材料研究中经过大量实验总结完善的。
回溯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的历史，“科学”与“技术”一直是“工程”的两大主题。“工程教育”到底教什么，在过去两百年间也一直争论不休，不同的思潮先后涌现。早在法国拿破仑时期，专门培养工程应用人才的学校就诞生了，被认为是最早的工程学院。
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以传统工程观为导向的工程教育阶段，侧重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20世纪40-80年代，引进科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到工程领域，随着量子论、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大爆发，数学、基础物理等研究方法被工程领域大量使用，从而诞生了如断裂力学、疲劳力学等用以解决工程问题的科学理论，称为“工程科学运动”，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尤为注重数学物理的基础，影响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工程科学的一路狂飙带来了教育界和工业界的“两层皮”，为了纠正工程教育的偏差，提出“回归工程运动”，核心内容是改革过度科学化的工程教育体系，使工程教育回归到工程实际。
直到1993年，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莫尔提出了“大工程观”概念，阐释出“工程”是建立在科学与技术之上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多因素的“大工程”涵义。至此，“工程”与“高等工程教育”成为了区别于基础科学的独立的办学思想。工程理论、工程技术、工程设计、工程实践、工程伦理都称为工程教育的内容。
到了21世纪，人类的工程们从未如此的精密复杂，也带动了工程学科的大交叉大融合。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浪潮下，工程教育的多元性和交叉性相比于其他学科尤为突出。这也就催生了工程教育要不断根据产业界的发展持续更新迭代。此次，多所高校陆续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正是这一特征的反映。
这也正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如今的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呈现出了另一番不正常的现象：高校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阵地，企业作为工程创新的实践阵地。两者的发展轨迹和游戏规则截然不同，已经渐成平行线。
高校的学科评估、双一流评估主要考察指标还是以教学与科研为主。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等纵向课题的数量与经费，国家三大奖的数量和排序，院士-四大青-四小青的人才梯队建设，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论文成果发表数量等方面依旧占主要比重。
从国家顶层设计上看，虽然教育部等主管部门持续出台文件鼓励高校成果转化，但是从更大的视角上看，国家对于技术革命、产业发展、行业创新的重担，更多地压在企业端。
事实上，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四十年之后，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旨在推动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强工程科学技术队伍和优秀人才的建设与培养。这本身就代表着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之外，为工程领域的研究实践开辟另一条赛道。
2024年，首届“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设立“国家卓越工程师和团队”荣誉，颁发奖章表彰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团队。
由此可以发现，从评价标准到荣誉成就，学术界和工程界已经发展出了各自的体系，成为了极为复杂的系统。虽然政策设计追求“既要又要”，媒体也喜爱宣传“两开花”，但是，能在任何一方面做出突出成就已经要穷尽数十年之功，而如今绝大多数没有顶级资源和恰当成果的学者和工程业者，都很难横跨两界获得大圆满。彼此赋能和彼此成就的耦合，才是发挥各自优势的最优解。
重庆两江新区“张雪机车”生产车间整车总装流水线。
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最早将晋升竞赛（锦标赛）理论框架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主要描述上级政府以可量化指标（如GDP增长率）考核下级官员绩效并决定晋升的竞争机制。在中国多层级行政体制下，该机制通过纵向行政发包与横向官员竞争互补推动经济增长，形成“官场+市场”模式。
同样的道理。部属高校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省属高校听从省教育厅指挥，又进而受教育部领导。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学校给教师考核指标，实质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于学校考核指标的拆解。只有极少数办学水平远在考核指标要求之上，比同学科的其他高校拥有巨大优势的名校才能从容地设置考核指标，给教师自由成长的可能。其他绝大多数高校，都不得不身处这场“学科建设锦标赛”之中，不进则退。
相比于政府体系的铁饭碗，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还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得不参与到这场锦标赛之中。而在高校成果产业化的实操过程中，这种“唯帽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项目评选中，划分等级的标准就会明确写出“院士”“长江学者”的要求。科技创投资本，尤其是投早期市场的资本，评价项目时相当大的比重就是看创始人的“帽子”，尤其是政府引导基金下的项目。尽管高校已经“破五唯”多年，但是人才的头衔依旧是政府和资本眼中的“硬通货”。
人在做决策时，通常都是风险厌恶型，高校教师也不例外。事实上，当下想取得高校的教职，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普遍要在博士毕业之后从事2-4年的博士后工作经历，大部分是海外高校博士后。进入高校工作之后，年轻教师很多还要先过“非升即走”的考核生死关，否则自己的学术生命就夭折了。
等这些都完成后，才能算在高校站稳脚跟，可以发展自己的理想。而此时，往往都已经年过35岁，已经超过科技创投圈博士CEO们的平均年龄。特别是年轻学者们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沉淀在学术界，他们大部分人很难像张雪们一样，再纵身入水到另一条未知深浅的河里。
而当了教授后，工作压力也很大。除了应对“非升即走”的职称考核，还要当班主任带学生，完成教学要求的课时任务，做课程思政参加教学比赛，撰写学校布置的各类迎检材料，等等。有很多青年教师还会在院系当人行政职务，每年的招生、考研、毕业、评优评奖、党建主题教育等等学校任务也都必须完成。这些“分内之事”，毫无疑问都排在“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之前。
事实上，创业从来都是风险很高的事业。在媒体聚光下的张雪之外，还有很多投入巨大成本、正在承受发展压力的创业者们。他们并没有高校教授一样旱涝保收的工资和公费医疗保障。对于创投资本而言，这些也并非优质的创业者。经常在教授创业的项目中，看到教授非全职、注册资本零实缴。教授只在岸上“淌水”，稍遇困难就立马上岸，回去也照样能挣工资、拿课题，啥都不耽误。这样的人群，显然与十年磨一剑百折不回的“张雪们”不一样。
在重点领域、重大工程方面，行业龙头企业更是挑大梁。相比于高校，企业在资金、市场、资质、供应链、项目落地实施、主管部门联系等方面都有天然优势，而近十年来，很多行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工业类央企都在一线城市组建自己的研究院，招聘大量名校博士，补上了自己研发技术人才队伍的短板。比如中核工业、中国航天自本行业诞生以来就是绵亘在整个产业链的大型企业，多位一级单位创始人都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钢研、中国建研院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研究院改制而来，多位老院士此前都是部委老领导。
而且此轮国家部委改革，科技部此前的重大项目审批等权力已经调整到工信部、农业部等各领域。相比于高校，企业，尤其是央企和相关主管部委的联系更多、更具优势。在未来，高校教师参与重大项目、重点研发，都势必与工业界紧密联系。
在对于重大工程应用的鼓励方面，也看到一些可喜之处。在教育部上一轮的学科评估、新一轮双一流的考核中，都增加了工程应用的比例。也确实有很多高校凭借在国家重大项目中的贡献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有些高校开始为侧重产业化的教授们单独开启了赛道。比如某部属高校大学，在教授职称评聘中，设置了“社会服务类”，考察指标是横向项目到账经费和成果转化收益。这也为高校教师产业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这些新的变化也会让高校教师在赋能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中，获得自己的高校职业发展上的进步机会，对于高校和企业来说，激发了教师们的潜能，实则是双赢的局面。
机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同济大学）
如果说，非要教授们成为“张雪”呢？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在科技圈，也不乏一些成功的案例。
比如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路新春教授。他1994年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和讲师工作，200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他与2022年从清华大学离职，在华海清科公司全职进行创业。
2021年10月，研发的首台12英寸超精密晶圆减薄机（Versatile-GP300）正式出机，这是他们团队继解决我国集成电路抛光装备“卡脖子”问题后的又一突破性成果，将应用于3D IC制造、先进封装等芯片制造大生产线，满足12英寸晶圆超精密减薄工艺需求。“集成电路化学机械抛光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获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不过高校教师的身份不同于张雪这样的普通创业者。他们的事业编制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首先是国有资产，是不折不扣的“职务专利”。在使用这些技术进行商业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国有资产的再投资和收益分配问题。
因此，目前在高校成果转化上也存在诸多政策堵点。
拿被网友来汗颜的导师的几十个专利为例——大学专利属于“国有资产”。转让属于市场行为，涉及“处置国有资产”，并不是在某鱼上卖自己家的二手沙发那么简单。定价不当就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如何决策可以向主管部门负责？按照何规定处理，怎么样的决策流程可以经得起审查？校党委核心会成员是否愿意为专利转让前后产生的政治风险、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担责？这些问题，都考验着当下大学的体制和制度设计。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平台建设。在“聚焦主业”的大旋律下，教学与科研依旧是高校的主要职能，而在几年前的高校改革中，几乎全部的校企都已经完全剥离，此前高校做产业化的持股平台都已经撤销，只能走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的道路。目前高校的普遍做法是设立专门的评估部门，对专利进行作价入股。或者是设立地方研究院之类的独立法人机构，在此平台上让教授们的成果进行沉淀和孵化，适当规避国有资产风险。但是此类做法依旧处于试验期，高校的行动还是小心翼翼，避免做多错多。
同时，打开制度的窗，也要防好飞进来的苍蝇。增加横向项目考核比重，成为了一些颇有资源的青年教师使用“钞能力”氪金的“通道”；为培养工程应用人才的工程博士，成为了某些掌握项目资源的企业高管提升学历的“捷径”；政府财政补贴企业与高校合作项目，成为了部分企业与教授合谋骗补的“摇钱树”。高校成果转化涉及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因此，开放政策的同时，监管必须到位。不能让激发产业活力的好政策，最后被无法之徒“玩坏了”。
事实上，在高校中，最具有创业者潜质的并非高校教师，而是在读的研究生们。在当代中国的科技创业圈，最为活跃的就是这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博士们，他们带着青年人敢闯敢拼的韧劲和矢志创新的热忱投身产业界。他们才是当下“投早投小投科技”的资本们最青睐的“张雪们”。教授们更适合的角色是称为他们的坚强后盾，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撑和资源支持。
比如90后创业者姚颂，22岁清华毕业，23岁成立深鉴科技，投身AI芯片创业。25岁公司作价3亿美元被收购，29岁再创业，跨界商业航天。在他的背后，离不开导师汪玉的支持。汪玉教授是姚颂第一次创业的合伙人，创办深鉴科技时也不过34岁。如今，在创投圈，他们师生二人互相壮胆创业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
启迪之星创投主管合伙人、总经理刘博层谈到，科技创业不是科研，科研是“把钱变成技术”，而创业是“把技术变成钱”，这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科研是围绕一个问题解决，而创业是系统性解决问题，需要把技术和市场结合，找到商业闭环，这就要求创业者既要懂技术，也要懂产业、懂市场、懂运营。
真正能走得远的创业者，从来不是只为了赚钱，而是有解决行业痛点、创造社会价值的初心。早期创业拼的就是落地能力，很多创业者的BP写得天花乱坠，但落地时大打折扣，而优秀的创业者会把规划精准到每个月，甚至提前完成目标。创业每天都是挑战，技术瓶颈、市场拓展、团队管理、资金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会接踵而至，没有韧劲的创业者很容易半途而废。优秀的创业者都有“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能力，既自信又坚韧，谈起自己的事业时，眼里永远有光。
此次诸多高校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也是给未来的工程应用领域储备更加复合型的人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表示，“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探索，是我国人才培养从学科中心转向问题导向的趋势，更加适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学生的毕业成果需要直接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与产业关键挑战，以此引导学校、导师与学生共同聚焦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与转化价值，培养出能够服务国家战略、解决真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
给未来的中国产业界培养出更多的“张雪们”，又何尝不是教授们对于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赋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