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8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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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T桔子，作者：Judy，原文标题：《当收购遭遇红灯：科技巨头跨境并购的多种“死法” ——从Meta收购Manus被叫停说起》，头图来自：AI生成
2026年4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一纸公告，对美国科技巨头Meta收购中国AI智能体公司Manus（蝴蝶效应）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这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首个被公开叫停的AI领域外资收购案，也是该框架下最严厉的一档审查结论——“对禁止投资的，不得实施投资”。
这笔估值超20亿美元、仅耗时十余天便闪电达成的交易，从2025年12月高调官宣到2026年4月被强制撤销，历时仅四个月。其戏剧性转折，再次将科技巨头跨境并购的脆弱性暴露在聚光灯下。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间，科技巨头之间的跨境收购交易被中途叫停的案例已不鲜见。
据IT桔子梳理，类似因国家安全、反垄断或技术主权审查而终止的标志性跨境案例至少已有七起。
这些案例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在全球化退潮与技术主权意识觉醒的双重背景下，科技巨头的“买买买”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单一国家的监管否决，已足以让千亿级全球交易瞬间归零。
2017年11月，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半导体巨头博通（当时正在迁回美国进程中）向本土竞争对手高通发起了一场价值1210亿美元的敌意收购。
这原本应是一起美国国内交易，但博通的新加坡注册身份使其落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范围。
2018年3月，CFIUS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在交易尚未签署、仅处于董事会改选阶段时，便介入调查并向高通发出临时命令，推迟其股东大会。
CFIUS在公开信中解释，担心博通收购高通后可能削弱后者在5G研发上的投入，从而让中国企业在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竞赛中超越美国。
2018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署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式禁止该收购。博通随后撤回要约并终止了其独立董事提名。
这是CFIUS首次在交易完成前便基于“潜在国家安全风险”进行阻击，也为后续科技并购审查树立了“技术领导力即国家安全”的判定逻辑。
2017年，蚂蚁集团提出以约12亿美元收购美国汇款服务公司MoneyGram。2018年1月，CFIUS以国家安全及数据安全为由正式否决该交易。
美方担忧的核心在于：MoneyGram掌握大量美国用户的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被中国公司收购，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蚂蚁集团为此支付了3000万美元的分手费。
这是中国企业赴美并购遭遇CFIUS阻击的标志性案例，也开启了“金融数据主权”审查的先河。
2020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400亿美元从软银手中收购英国芯片架构公司ARM。这笔交易若完成，将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然而，英国、欧盟及美国监管机构均对这笔交易表示深度担忧：ARM作为全球芯片架构的“中立供应商”，一旦被英伟达收购，其开放授权模式可能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全球技术供应链安全。2022年2月，双方宣布终止协议，英伟达支付了12.5亿美元的分手费。
回到本文开篇的案例。
Manus由武汉团队创立，核心技术在中国境内研发，2025年3月凭借“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体”一夜爆红。然而，2025年6月公司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并大幅裁撤国内团队，12月即宣布以超20亿美元“卖身”Meta。
监管部门认定，该交易触及三条红线：核心技术属于限制出口敏感类别却未履行法定审批；产品训练依赖大量中国境内数据，存在数据出境合规风险；交易架构试图通过“境内研发+境外迁址+外资收购”路径规避中国监管。
Manus案的特殊性在于，它首次明确确立了“境内研发即属中国管辖”的原则——无论企业注册地如何变更，核心技术跨境转移必须接受审查。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对跨境AI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阵营，与CFIUS、英国投资审查制度形成了全球共振。
2016年10月，高通宣布以约470亿美元收购荷兰汽车及物联网芯片巨头恩智浦半导体（NXP）。这笔交易先后获得了美国、欧盟、韩国等全球8个司法管辖区的反垄断批准，唯独剩下了中国。
2018年7月25日，交易约定的最终截止日期到期，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原商务部）仍未作出批准决定。
7月26日，高通宣布终止交易，并向NXP支付了高达20亿美元的终止补偿金。
这是全球半导体并购史上最大规模的终止交易之一，也是首次中国监管机构未批准一项已获其他主要监管机构批准的大型全球交易。
尽管SAMR声明其决定基于反垄断关切，但业界普遍认为，2018年中美贸易战升级是交易流产的关键背景因素。
此案深刻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全球科技并购中，获得中美两国监管批准已成为交易完成的必要条件，任何一方的沉默都足以让千亿级交易归零。
2022年2月，英特尔宣布以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晶圆代工厂Tower Semiconductor，旨在补强其代工服务（IFS）布局。
由于两家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反垄断审查申报旧标准）甚至8亿元（现行标准）。因此，该交易自动落入中国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管辖范围。
然而，这笔交易在18个月的协议期限内未能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2023年8月16日，双方宣布终止收购，英特尔为此支付了3.53亿美元的分手费。
与高通-NXP案类似，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批延迟再次成为压垮跨境半导体并购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英特尔而言，这笔分手费不仅是财务损失，更意味着其IDM 2.0战略通过并购快速扩张的路径遭遇挫折。
2022年1月，微软宣布以687亿美元收购游戏巨头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这笔交易先后获得了欧盟、美国FTC（微软在法庭上胜诉）等主要监管机构的批准或默许，唯独在英国遭遇重创。
2023年4月26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发布最终报告，以担忧微软将垄断云游戏市场为由，正式禁止该交易。
面对这一否决，微软并未选择支付分手费终止交易，而是选择重构交易结构：将动视暴雪现有及未来15年的云游戏版权剥离给法国游戏公司育碧（Ubisoft），以消除CMA对云游戏竞争损害的担忧。
2023年10月13日，CMA批准了修改后的交易，微软随即完成收购。
此案虽未以“终止”收场，但深刻揭示了一个现实：在跨境科技并购中，单一国家的监管否决足以迫使交易方重构全球交易架构，其成本与复杂度的提升，本质上与“终止”无异。
2022年9月，中国上市公司炬光科技宣布拟以3.5亿元现金收购韩国COWIN DST 100%股权，后者主营显示面板行业的激光剥离设备。
然而，韩国商工能源部对COWIN技术是否属于“国家核心技术”的评估历时5个月未出结果，导致交易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交割。2023年2月，双方协商终止交易。
此案揭示了跨境科技并购中的另一重障碍：技术出口管制。与国家安全审查关注“谁拥有技术”不同，技术出口管制关注“技术能否出境”。
当标的企业的技术被东道国认定为战略资产时，即使收购方与出售方已达成商业合意，政府层面的技术出口许可仍可能成为不可逾越的壁垒。
综合以上八起跨境案例，我们可以提炼出科技巨头跨境并购面临的三重阻碍：
第一，国家安全审查从“基础设施”扩展到“应用技术”，且呈现全球共振。
从CFIUS阻击博通-高通、否决MoneyGram案，到英国/欧盟阻击ARM-英伟达，再到中国叫停Meta-Manus，审查范围已从军工、能源、金融扩展到5G、AI智能体、芯片架构等应用技术。
这意味着，“技术洗白”式出海——通过境外壳公司转移核心技术——在全球主要市场都已行不通。
第二，单一国家的监管否决足以阻断或重构全球交易。
高通-NXP案获得全球8/9个司法管辖区批准，却因中国未批而终止；英特尔-Tower案因中国审批延迟而流产；微软-动视暴雪案因英国CMA否决而被迫重构687亿美元的交易架构。
这表明，在半导体、AI、云计算等战略产业，中美英等核心市场的监管批准已成为全球并购的“多闸门”，任何一方的延迟或否决都足以让交易崩塌或变形。
第三，分手费与合规成本急剧上升。
高通为NXP案支付20亿美元，英伟达为ARM案支付12.5亿美元，英特尔为Tower案支付3.53亿美元，蚂蚁集团为MoneyGram案支付3000万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在监管不确定性高企的环境下，“订婚”的成本正在逼近“结婚”的成本，科技巨头必须为跨境并购的“高风险溢价”做好财务准备。
对于创投市场而言，这一趋势意味着两重变化：
一方面，中国硬科技企业的“独立发展”路径将获得更多政策鼓励，“卖身外资巨头”不再是退出的最优解；
另一方面，跨境并购的尽职调查维度已从商业、财务扩展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数据跨境合规、技术出口管制、反垄断申报等多重法律框架，交易的复杂度和时间成本将显著上升。
未来，无论是中国企业的出海并购，还是外资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收购，都将不得不在商业效率与技术主权、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找更为审慎的平衡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T桔子，作者：J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