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益遇上道德哲学：一场关于“如何做好事”的思想实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声动活泼 ，编辑：可宣、Jean，作者：声小音，原文标题：《当公益遇上道德哲学：一场关于「如何做好事」的思想实验｜声东击西》

每次看到天灾人祸相关的新闻，你是否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捐多少？捐给谁？捐出去的钱真的有用吗？

1972年，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路过一个浅水池，看到一个孩子溺水，你会不会下去救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是会。那么远方正在挨饿的那些孩子与眼前这个落水的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个追问，似乎让「公益捐赠」从一件可做可不做的好事，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出发，一场席卷硅谷和华尔街的「有效利他（Effective Altruism）」思潮诞生了——然后经历了它的兴盛、争议与不同路径的变化。

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益盒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李治霖，聊聊这个思想实验的来龙去脉，它在现实中如何落地，又在哪里走偏，以及普通人可以如何更好地做公益。

本文整理自播客「声东击西」#387当公益遇上道德哲学：一场关于「如何做好事」的思想实验

对话者：

李治霖，社会创新机构益盒（Charity Box）联合创始人及CEO

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

今天的话题，一部分会比较抽象，另一部分则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如果抽象来说的话，这其实是关于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道德哲学思想实验如何被巧妙地提出，又如何被争论、落地，最终在现实当中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其中可能也影响到了我们这期的嘉宾治霖。

具象来说，它和我长期以来关于自己的一个困惑有关。比如，每一次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时，我的第一想法都是：我是不是应该捐赠？但此刻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我该捐多少？要不要把今天和朋友吃一顿饭的钱也捐出来？或者，我应该捐给A机构还是B机构？此时，B机构口碑不好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又会让我怀疑：是不是即使我捐给了其他机构，这笔钱也可能被浪费掉，并不能真正送到需要的人手里？以及，如果我已经捐赠给了这次自然灾害的受害者，那么接下来再有捐赠的想法时，我又应该捐给谁？是失学儿童，还是受到威胁的动物，比如长臂猿——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它们所面临的威胁——或者鼠兔？还是城市里被救助的流浪猫？

甚至上周我参加了一个活动，一位拍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村的B站up主，叫赵玉顺。他也提出，面对气候变化，很多处在偏远农村的人其实是更加手足无措，也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但如果把捐赠的这笔钱投入到人口更加集中的城镇地区，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很多公益组织会选择捐赠给城镇人口更密集的地方。那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当所有这些问题被提出来时，我估计大家都曾有过类似的困惑，而围绕它的争论也一定很多。事实上，在1970年，就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李治霖

这位思想家叫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哲学中有一门学科叫伦理学（ethics），专门研究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错误的，以及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对错。彼得·辛格是当代伦理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被一些媒体称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

他在1972年前后写了一篇论文，叫《饥荒、富裕与道德》——Famine,Affluence,and Morality。当时，他还是一名在牛津读博士的哲学学生。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一方面是美国正在进行越南战争，另一方面是孟加拉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和飓风。

对于伦理学家来说，那种不过问现实世界，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却什么也不做的空想者，被称为「扶手椅哲学家」——Armchair philosopher。他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和这么大的问题正在发生，如果我研究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是正义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那我真的能够坐视不管吗？

因此，他写了这样一篇论文。论文里的思想实验是这样的：假设你正在去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路过一个浅浅的小池塘里，有一个溺水、正在向你呼救的小朋友。如果你现在不去救他，他很可能就会溺水而亡，周边也没有别人。这个池塘的水很浅，你一只脚下去，可能也只到膝盖。你去救他，并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生命危险，最多只是衣服弄脏了，或者上班上学迟到，那你愿不愿意下去救这个小朋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肯定会去救他，因为这件事不会让我变得很悲惨，也不会出现见义勇为之后死亡的风险。

彼得·辛格认为，这是大部分人的一种道德直觉，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像这样落水的孩子，那些孩子可能是远方真实世界里的孩子。比如当时在孟加拉受到飓风和其他灾害影响、吃不饱饭、没有药物的孩子。

他们和你眼前这个孩子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在你身边，他们离你很远，你看不见他们。但除此之外，其他并没有本质区别。通过向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做扎实公益工作的机构捐赠，只需要几百或者几千美元，就可以提供药物，或者把他们从灾区救出来，你是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这就会导向一个结论：你有义务通过捐赠，去挽救远方孩子的生命。就像我们会觉得，如果池塘里溺水的孩子就在你身边，而你却见死不救，那你是有问题的。

彼得·辛格想通过这个思想实验说明：对于远方需要被救助的人，如果我们有能力避免他们死亡，或者避免他们遭遇很糟糕的事情，同时我们做这件事并不会带来巨大的损耗——你不需要承担同等的生命危险，你只是需要付出一些钱——你就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这个思想实验的完整表述。

我会突然意识到，我们平常各种各样的消费，比如买一杯咖啡、吃一顿漂亮饭，或者出去旅游，好像都显得有些不正当了。因为感觉这些钱应该捐出去，否则就像是在「路过池塘时见死不救」。尤其是在读了这篇论文之后，你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由于这篇论文的论证非常简洁且有力，我当时就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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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证的确非常简洁。第一，你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能够做一件好事，那你就应该去做；第二，无论是近处的人还是远处的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远处的人你也应当去帮助；第三，你绝对负有这种道德责任，而这一点是非常给人压力的。

▲图源：国际事务伦理中心｜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李治霖

其实他在公益慈善史和伦理学史上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我们通常会觉得，做公益和做好事是一种超义务行为。所谓超义务行为，是指你不做，没有人会谴责你；你做了，我们会赞誉你、褒奖你。这也是大家对于公益或者捐赠这些事情的一种常见认识。但彼得·辛格把它变成了义务。公益和捐赠不再是超义务行为，而成为一种义务：你不做，我会谴责你；你做了，我也不会特别褒奖你，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这给整个公益慈善与做好事的思想讨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所谓距离究竟重不重要。彼得·辛格之所以有名，也因为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动物解放》。在全球动物保护、动物伦理以及素食推广领域，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为什么这也和距离有关呢？假设空间上的距离并不重要，比如这个孩子离我很遥远，在一千公里之外；那时间上的距离呢？如果是一个未来五年、十年后才出生的孩子呢？那个孩子对于他所处的世界和处境，并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余力，因为那个世界是由今天的我们塑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被剥夺了发声权利的受害者，或者说弱势群体。那么，你有没有一定的责任，为时间上距离你更遥远的未来世代承担责任？他们是不是也和「浅水池里的孩子」一样？

他由此打开了这样一种趋势，甚至延伸到动物问题。动物与我们的距离，是物种演化上的距离。但彼得·辛格属于功利主义哲学传统，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减少痛苦、增加幸福。这个传统从17、18世纪开始，由英国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到约翰·穆勒，一路发展而来。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它没有那么受关注了；但到了20世纪中晚期，彼得·辛格又让功利主义重新变得富有生命力。在这样一个传统里，只要一个生命能够感受疼痛与痛苦，它就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与我们不属于同一个物种，就对它进行歧视。这不应该成为道德判断中的专断条件。

甚至更进一步，AI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数字生命，它们是否能够感受到痛苦？它们与我们的距离有多遥远？是不是也应该成为我们道德考量的对象？所以，彼得·辛格一旦打破了距离这件事，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被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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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彼得·辛格把这种计算方式纳入进来其实也引来了很多争论。比如一个叫安德鲁·库珀的人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第一个论点是，当你说人应该捐赠的时候，那究竟捐到多少才算尽责？如果你每天经过水池的时候都有50个儿童需要你救，你要一直救下去吗？

其次，你有没有计算捐赠之后的效果？比如你想解决发生在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向南非捐赠，但如果南非的总统非常糟糕，你怎么能够保证这笔捐款会被好好利用？你说富人不应该享受度假，而应该把钱节约下来去捐赠。但当富人不去南非大草原看动物迁徙，反而会让那些当地人失去服务富人的机会，而捐款却被一些懒惰的人拿到，那么受到影响的究竟是谁？

李治霖

补充一点。对于第一个问题「捐到多少这个义务才算够」的论点，其实彼得·辛格自己有两个版本的论证。其中一个更强的版本，他原文大意是：「你捐钱，要一直捐到下一笔钱再捐出去时，你自己的处境会变得和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差不多，那你的义务才算真正尽到。」单纯从伦理学讨论和思想实验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做，是不可能可持续地做事的。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持续地做好事，那么他一生加总起来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比现在把所有钱都捐出去、让自己陷入困境更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保持被激励的状态，不断地做好事，可能比一次性捐完更重要。所以彼得·辛格还有一个较弱的论证，比如你大概要捐收入的10%。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捐赠比例了。我听了他的建议，从2019年开始，就会捐出自己收入的10%。

什一税（Tithe）也是类似的理念。基督教会希望信徒捐出十分之一收入给当地教会，这在美国很常见，在欧洲也有。其实中国传统里也有。晚明和清初时，有一个叫同善会的组织，一些乡绅在京城做官，回到家乡之后，号召当地乡绅一起捐出自己十分之一的收入。伊斯兰传统里也有「天课」，捐赠比例还会稍高一些。所以彼得·辛格觉得，大概捐到这样的程度，你既付出了很多努力，也能维持持续做事、持续产生影响力的状态，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做好事。

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捐赠是否有效？其实到了21世纪初，会有很多机构开始做这件事。因为彼得·辛格论证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远方捐出去的钱，得像你在池塘边拉起一个孩子一样，真的给别人带来巨大的变化。所以从2007、2008年开始，就有一些从桥水基金出来的分析师，想以做投资的逻辑来做公益，以量化的方式把钱捐给全世界最能挽救生命的项目。

第三个批评，是关于捐赠是否真的提供了解决方案。另一个版本的批评会更强烈一些：捐赠是否只是依照传统的大型结构性政治经济体系，做的一点小修小补？比如资本家造成了100块钱的伤害，再拿出10块钱来修补。那我们真的能够说，唯一被倡导且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捐赠吗？如果你不去改变非洲的政治经济制度、贪腐状况，以及一些系统性的结构问题；如果全球仍然依赖殖民史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架构；那么我们通过公益这种小修小补，真的能够在长期实践中带来巨大变化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缓解？所以，这个批评也是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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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2006到2012这五六年的时间里，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诞生了，这个理念讨论的是如何更多、更有效地帮助别人。而且是三拨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实践，最终汇聚到了一起。

第一拨人，是研究公益项目有效性的人。他们原本就是桥水基金的员工，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捐赠能否像投资一样带来最大的社会回报。

桥水的两位员工就在湾区成立了一家机构，叫GiveWell，也就是「捐得好」。他们开始做系统研究，去看每一笔钱投到哪里能够挽救最多的生命。后来他们发现，可能在非洲给受到疟疾威胁的孩子发放药水浸泡过的蚊帐、打疫苗、提供维生素补充和驱虫等项目，大概能够以3000到5000美元的成本去避免一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而且他们做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考虑了比如物资最终能不能送到当地人手里，当地人会怎么使用，这个过程里的全部成本是多少，以及它和当地政治、经济、公益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怎样的，等于是把彼得·辛格「远方公益救助」的理论真正落到了现实中。

第二拨人，是一群哲学家，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当时牛津有一位哲学家，叫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他发现自从70年代彼得·辛格提出这些理论之后，在牛津并没有人认为这套理论存在什么致命漏洞，他进一步思考，如果大家都认为彼得·辛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为什么没有人按照他提倡的方式生活呢？威廉·麦卡斯基尔是一个相对关心现实世界的哲学家。他觉得，哲学家不能天天坐在扶手椅上空想，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应该知行合一。

而他后来还真发现了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也是他后来的另一位合伙人，叫托比·奥德（Toby Ord）。托比当时就深受彼得·辛格影响，吃素，捐出自己将近40%到50%的收入。他们两人发起了一个计划，号召所有人捐出自己至少10%的收入，之后又发起了一项倡议，叫「尽力而为」（Giving What We Can）。就是这样一套传统，吸引了一批哲学家的加入，也让彼得·辛格在70年代提出的这些理论，从哲学讨论开始，慢慢演变成一场现实中的实践运动，重新被复苏起来。

第三拨人比较有意思，也和现在OpenAI、Anthropic、FTX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所谓有效利他主义者有关。大概也是在21世纪初期，湾区有一波非常关心理性决策的小社群。他们也很爱读科幻小说，围绕的中心人物叫Eliezer Yudkowsky（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他最近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如果有人建造它，所有人都会死》（If Anyone Builds It,Everyone Dies），说的就是这些前沿AI公司：如果有人创造出了AGI，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死亡。而在2000到2005年之间，他带着一批加州的科幻小说爱好者和理性主义者，强调如何理性地做决策。比如，他们会把Bayesian inference（贝叶斯思维）、统计学方法，以及Expected Value（期望值）这类预期价值的决策框架纳入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要通过理性的方式做出所有决策以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或者在职业上取得更多成就。但这同时也带着一点末世论色彩：他们觉得世界的未来高度不可控，所以必须做出最好的决定。

这三拨人当时就在互联网上交流，在一些论坛上辩论，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型社群氛围。最后他们发现，彼此都认同量化、理性、反直觉的思维方式。他们相信：只要论证步骤足够严密，即便得出的结论让人非常不安、不开心，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个结论。同时，他们也带有一点反建制色彩。比如，对传统公益行业、传统学术界，以及传统决策方式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更新锐的路径。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人格特质和群体画像高度统一，基本上是一群在英美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哲学、工程或计算机背景、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的高智商白人男性精英，这也成为后来许多问题的导火索之一。

▲图源：卫报｜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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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整个社交媒体的兴盛肯定也促成了这一拨人的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在90年代，我们看到硅谷也有一群极客（Geek），但到了2000年之后，硅谷科技行业从业者规模越来越大，使得这件事有可能发展成一场运动。同时，科技行业的影响力在提升，对冲基金的影响力也在提升。这些因素都使得在2011年「有效利他主义」这个词被提出之后，它看起来已经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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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点补充。第一点，是当年金融危机之后，英美社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观真空。对于过去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制度，开始产生怀疑。比如2008年之后出现的反建制浪潮、Tea Party movement（茶党）等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种思想态势。第二点，和科技行业有关。2000年初，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这些科技新贵，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致富，变得很有钱，比如Facebook的一些联合创始人。所以后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做慈善，也是因为这些科技新贵拥有类似的群体画像，同时又掌握了大量资本，因此能够通过捐赠、慈善等方式影响公共议程。

从2014年、2015年开始，这个社群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议题方向的变化——他们开始非常关注人工智能安全及风险。这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思想渊源。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源头：一个来自牛津，另一个则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他1940年代出生于成都，父母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一方面，他的学术成就极高，是英美道德哲学界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影响力甚至比彼得·辛格还要大；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也非常怪异，是那种会把所有结论推到极致的人，并且认为：自己这一生，只要有一秒钟不在思考哲学问题，都是一种浪费。

后来这个社群中一些人格特质——比如极端理性化、推演到底的倾向——也多少受到他的影响。那他为什么和人工智能这些问题有关呢？因为他一生写了两本最重要的书，一本叫Reasons and Persons《理与人》，另一本叫On What Matters《论重要之事》。帕菲特认为，未来世代是极其重要的，他也研究很多关于人格同一性的问题，比如今天的我与明天的我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假设十年后的你与今天的你，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对现在的你而言，空间上离你很远的人，与时间上十年后的你，也许处在类似的位置——他们都是「离你比较远的人」。那么某种程度上，你应该给予他们同等的关心，而不是只一味努力，让未来的自己获益。

其中深受他影响的一位哲学家，叫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他在早年可以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m），他认为人类应该不断强化自身、不断变强，今天大家会讨论的数字心智、意识上传、基因改造等等，他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到了21世纪初期，他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将彻底重塑未来世界的技术并在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这本书被认为是整个人工智能安全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之作之一，马斯克也公开说过自己受到过它的影响。而博斯特罗姆当时也在牛津大学，他的办公室离前面提到那些主张捐出10%收入的哲学家们很近，所以彼此之间有很多互动。与此同时，「时间上的距离」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这套逻辑，也被彻底打通了。

于是他们开始想：如果我想做更多公益、拯救更多人、创造更大的改变，也许我不应该把那么多时间花在救非洲的小朋友上，而是应该去避免人类灭绝。因为一旦人类灭绝——无论原因是人工智能、核战争，还是气候变化——那么未来原本可能出生的大量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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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实验现在之所以被拿出来广泛讨论，是因为它的确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比方说有更多富豪为他们捐款。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爆雷事件，这可能是它进入公众视野、被批判的一个转折点。

李治霖

在2022年，当时世界第二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Sam Bankman-Fried。

声东击西

他的背景其实非常好，父母是斯坦福的法学教授，他在MIT读书时已经受到了有效利他主义影响，因为有效利他主义里有一个推论：与其你直接去为公益献身，不如去做一份非常高薪的职业，然后把收入的10%捐出来。因为你赚得越多，这个10%就越多，所以Sam先去了华尔街，加入Jane Street——简街，后来又开始创业，建立自己的基金，之后又创办了FTX。当时他收获了很多知名机构的投资，声名大噪，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把「赚更多的钱」这件事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他也成立了FTX Future Fund，宣称践行自己的理念，把钱拿出来做慈善。方向大概有三个：AI风险、生物安全，以及极端情况下全球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但很不幸，币圈波动剧烈。后来随着市场动荡和挤兑，一些调查发现他存在严重的内部交易问题，并不是在以一种合乎伦理、受监管、正当商业的方式在运作生意，他本人最后也被抓了。于是大家开始追问：就算你真的把钱捐出来了，你可以用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去获得这些钱吗？你愿意捐钱，这件事天然就赋予了你不择手段的道德正当性吗？

李治霖

Michael Lewis有一本书叫《无限之路》，就是讲他的整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事件对这个社群的名誉打击非常大，而且确实给全球很多交易者带来了实打实的损失。他确实是在用目的和结果去正当化自己不当的手段，这和当时这个社群蒸蒸日上，以及一群还挺年轻的哲学家和成员之间的互动的某种结果有关——他们太不把真实世界的规则，以及人类社会这么多年形成的共识当回事了。

声东击西

这种思想实验和理想主义的失败有很多种可能。一种是推论本身有瑕疵，比如把未来概率主观判断了一下，却依然觉得自己是正确的。第二种是你低估了人性。有人扛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但实际上在做肮脏的事。比如萨姆·奥特曼这种。第三种是现在的Anthropic，它在AI领域如日中天，而且非常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但问题是，恰恰是它造出了现在最可能挑战世界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大家会觉得：如果它真能绕过这些漏洞，那它造成的伤害反而比那些不如它的模型更大。相当于亲手造出了自己最害怕的怪物。所以这是不是理想主义的N种失败？

李治霖

EA（Effective Altruism）这个社群，你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很有判断力的。包括托比·奥德后来写了一本书，中文叫《危崖》。他讨论了本世纪最可能带来人类生存性风险的几类风险：人工智能、极端气候变化、核战争、生物安全大流行病等等。他们对这些风险的关注也非常真诚。

EA社群至少在我做事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启发来源。第一个，它非常强调一种激进的共情，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共情那些离你很远的人，共情那些和你长得不一样的动物，那些在时间上离你非常遥远的未来世代。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可能存在着很多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巨大的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用一句中国式的话来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而且「与我有关」的方式是相当激进的。全球每年会有几百个人，愿意无偿地把自己的一颗肾捐给陌生人。而这几百个人里，大部分都是EA成员。他们会用量化、严谨的方式研究大量医学证据，发现捐出一颗肾对人的最终预期寿命几乎不会有影响。同时，就算你另一颗肾未来衰竭了，在美国，如果你曾经捐过肾，你也会被优先排到器官移植名单前列。于是他们用一整套概率、数学和医学证据算下来，会觉得：好像捐肾对我的余生没有那么大影响。

第二个对我很重要的影响是他们非常强调「规模敏感」——Scope Sensitivity。也就是说你应该对自己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潜在影响的规模有更多判断。有人曾说，如果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是一个数字，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是一百万个悲剧。这些生命都和我们一样，能感受疼痛，也能快乐、幸福；他们有家人，也有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种「规模」有更多敏感度？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是不是应该更谨慎地思考：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后来也给了我们做公益很多启发。就是如果你觉得能多做一点，那就多做一点，而不是满足于自己那个小小的叙事。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影响，是他们强调一种思维方式，叫「侦察兵思维」——Scout Mindset，我们在认知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应该像士兵一样，把自己守在一座堡垒里——我来到这里，就是来跟你打仗的，我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这叫Soldier Mindset，也就是「士兵思维」。而侦察兵思维则是，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尽可能了解全貌，而不是一定要防御某一方立场。其实我们去看EA自己的网站和组织页面，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可能比外界还夸张。这个社群内部其实是有挺强的自我反思能力的。

李治霖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国内筛选好的公益项目。我们做健康、教育、女性相关议题，也组织了一些捐赠人社群。我们不会让大家捐10%，10%还是有点激进，这是某种西方传统，是在人均GDP更高、相对更发达的社会里大家更容易做到的事情。那在我们这里，我觉得1%就挺多也挺好了。我会号召大家加入进来，一起关心公益，更有效地把自己的钱变成帮助。

声东击西

相当于是彼得·辛格提出来的时候，也没EA什么事，大家其实也是接纳了这个思想。

李治霖

我觉得任何思想里都有一种想把好事做得更好、想带来更大影响力的追求。什么叫有效公益？我们的父母可能非常习惯用最少的钱买质量最好的东西，追求性价比，这其实是非常东亚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一种提醒：为什么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反而不这么去想了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想用小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如果有这么多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很困难、我也没有很好答案的问题。

声东击西

所以即使桥水已经有了量化的方式，但其实还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治霖

如果你深信这套理论和世界观，它可以很容易。但如果你没有那么深信，比如说量化改造一切，你依然在某些时刻会有困扰。举个例子，比如我每年捐10%的收入，到现在工作也好多年了，可能也捐了十几万。大部分的钱我会捐给挑选出来的有效项目，比如我们在国内给老人做白内障手术、给孩子做先心病手术、支持反家暴、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但我经常也会在朋友圈刷到朋友转发的水滴筹，在路边碰见乞讨的人，或者朋友喊我去参加一个公益活动，我也会想捐钱。有些事情就是会触动人的感性。

我觉得这也是EA很大的一个问题：它太把人想象成一个不受感性困扰的一个效益放大器。人有情感，人有自己的关怀，你应该做某种平衡和取舍。你应该意识到，人是不可能摒弃自己的情感道德和先天生命经验去做选择的。

理性当然很好，但理性是全部答案吗？推到极致的理性，会不会带来问题，甚至让人产生某种异化？我觉得极度理性的人，也像被异化的一种机器。对我来说，我可能大半的钱还是会捐给更有效、能挽救更多人的项目，但我也会给自己留一小部分，想怎么捐就怎么捐。我觉得这是让我能够可持续地做事，也让我依然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值得的，而不是痛苦地去做那些看似影响更大的事情。

声东击西

那喝咖啡和捐赠之间，你现在怎么选？

李治霖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还是会尽可能避免奢侈消费，不只是奢侈的，不必要的消费也尽量避免，能多捐一点就多捐一点。当然，这个思路某种程度上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我不倾向于把捐赠和做好事当成一种奉献和牺牲，你通过奉献、做好事、利他，也是在给自己带来新的幸福感、价值感和收获感。我甚至经常跟别人说，我每年这10%的捐赠，是我做过最好的消费。

我们的捐赠人社群里，也有人说这件事情让他变得更喜欢自己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在日常生活里，我现在会捐10%并且不怎么消费，这件事情并没有让我觉得很痛苦或者消耗。它反而让我结识了一批和我一样关心世界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也让我觉得很自洽，不会被现在的一些主流叙事裹挟着往前走。

声东击西

当时在看彼得·辛格整个思想流变的过程当中，我是认可其中一部分的。比如，我们的确需要去看「有效」的部分，它是可以计算的。但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每个项目都这样比较？还有，当我们引入类似人工智能威胁、生物安全威胁的时候，未来和现在又该怎么比较？

李治霖

现在对于这种跨议题的比较，并没有很好的结论。大家通常会采取一种方案，也是一种折中和让步，叫Portfolio approach——就像管理一个投资组合。三分之一关心现在，三分之一关心未来，剩下三分之一关心动物或其他议题。这种跨议题的绝对比较——谁一定比谁更重要——现在即使在EA社群内部，也没有什么共识。

▲图源：普林斯顿日报｜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李治霖

辛格在《动物解放》里有一个结论，对我有启发。他说，我们要对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做一种Equ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s——利益平等对待原则，你们同样遭受一种痛苦，他的痛苦和你的痛苦怎么比较？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给别人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你从中获得的收益，那你就应该考虑停止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这些事情时，一方面我当然觉得大家都挺辛苦，不要太极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严肃地想一想：我们的每一笔消费、每一个行动，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就想想身边稍微近一点的那些人和生命，大家如果都多想一点，我觉得世界就会好很多。

但我也不喜欢EA的另一种叙事：它非常精英主义，觉得世界的改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推论。他们就喜欢影响最有钱的资本家、最有权力的政客，这也是一种精英主义叙事，被批评得很多。这两年我也看到，他们在美国的一些资助开始转向制度建设，比如资助刑事司法改革、监狱改革，以及土地和住房运动，现在有一个政策口号叫Yes in My Backyard，也就是支持建设更多公租房、廉租房等等。其实还是挺好的事情。当然，这些人本身的人品或私德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怎么评价一个人的私德和他做的事，也都很复杂。

声东击西

不管怎么样，当有人开始计算这些世界运行方式的时候，不管推到极致能不能算清楚，至少有一个最低底线是可以算清楚的：这个机构是不是真的在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至少不是挪用了。功利主义计算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已经很重要了。

李治霖

这也是EA早期能吸引很多人关注的原因，因为这确实是大家的痛点。我们都希望自己的钱不被浪费、不被侵吞。其实在中国，如果大家想捐赠，捐之前去「慈善中国」网站查一下对方资质。国内现在对公益组织的合规、信息披露、透明度、审计要求还是挺高的。很多出事的反而不是正规的公益机构。过去十来年的监管发展已经不错了。所以至少从「把钱花出去，不被人拿走」这件事来说，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当然也不得不说，鱼龙混杂。

声东击西

上周有一个做公益的朋友说到一个事，比如教育领域其实方方面面都需要资金资源，但他发现很多钱都投到了建村小校舍上，但问题是现在村小空心化非常严重，大多数孩子都去了县城，所以这些校舍其实被浪费了。可为什么还在做？因为它看上去很美，校舍建起来了，建筑摆在那里，捐赠人也看得到成果。似乎这就是成果。

李治霖

这也是我们做教育议题时经常遇到的。大家喜欢看得见、摸得着、展示起来很清楚的东西，但有些事情不是这样。比如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其实挺惊人的：中国可能依然有接近一半农村户口的0到3岁孩子，认知发育是迟缓的。这和流动人口有关，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隔代抚养的爷爷奶奶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互动。我们调研时经常看到，孩子被放在炕上，家里大人出去务农一天，孩子就在那儿自己待着。但0到3岁，是孩子最需要互动、语言刺激、营养补充的阶段，大脑神经连接正在形成。而且很遗憾，这个阶段一旦错过，后面很难完全弥补。

那要怎么做？我们看到的好项目，是让爷爷奶奶把孩子带到村里的养育中心，请养育师陪孩子玩。这里的「玩」不是鸡娃式训练，而是爬一爬、读绘本、唱歌、回应式照料。孩子就能很快追上城市孩子的大脑发育水平。但这种事情怎么展示成果？怎么测量？光测量认知发育迟缓，就很复杂，背后需要大量研究。它就是一个大规模、被忽视、可解决的问题。只是它和那种感性的捐赠——捐衣服、捐校舍、捐课本、捐图书角——完全不一样。但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所谓有效公益，或者有效利他，应该去关注的事情。

声东击西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知行合一。第二，你能做什么，就先做着，也别想那么多。我们还是回到日常生活里，做自己能做的事。爱自己，同时也有余力爱别人。

李治霖

从功利角度出发，别人好，我们才能好。说实话，如果这个社会充满戾气，彼此不信任，到最后我们自己也不会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关心别人，最终也会和我们自己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