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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成熟研究 ,作者:罗雨翔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一座城市。
要是你稍微关注一点美国政治,大概知道南部很多都是所谓的“红州”——简单说,就是选举时比较常投共和党,整体氛围也更偏保守一点。这里不少人挺看重传统价值,比如家庭、宗教、社区秩序这些,也比较警惕政府管太多事。
保守派主要是以白人为核心,他们对于移民、少数族裔等人群的利益,也通常希望不要对少数族裔给予特殊关照和扶持。这10年来,南部的红州成了特朗普支持者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算他的“基本盘”。
生活和工作都在纽约的我,是怎么跟南部红州产生关系的呢?大约是两三年前,我们公司在那个南部红州拿下一个新的城市规划项目,客户是当地的市政府。我们公司是驻扎在纽约的经济咨询机构,所以我们对这类南部的项目其实比较陌生,也有些谨慎,但也难免有点兴奋——毕竟,文化和环境完全不一样,是一次全新的合作。
第一次和市政府视频通话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屏幕那头,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南部老白男,而是一位黑人男性官员。他气质很稳,说话干脆、有力量,一看就是在当地有些威望的那种人。整个会议进展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在正式推进项目前,我还有一个请求。”
那一瞬间,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他说:“我希望你们的咨询团队里,可以加上一个人。”
这个被“加进来”的人,叫Viola。她是本地人,听起来和这位政府官员有些交情。我一边点头,一边下意识地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里敲下了她的名字。照片加载出来的那一刻,我愣了一下。
Viola是一位黑人女性。
坦白说,我当时心里升起来一种非常熟悉、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感觉——那就是警惕。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又在公共项目里工作过的人,我对这种“被领导加进项目组的人”,有一种本能的不安。因为你很难不去想:她是因为专业能力进来的?还是她的背景和关系?又或者说,说因为其特殊的黑人女性身份?
那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是拜登执政的时期。整个美国社会,正处在所谓的DEI高潮期——DEI指的是diversity,equity,and inclusion,即多元、公平、包容。当时,从政策到舆论,从私企运营到公共领域,美国的政府、公司以及机构都在努力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将一切都更像少数群体倾斜。
而现在,就在我眼前,一位黑人政府官员,把一位他认识的黑人女性,直接“空降”进了我们的规划团队。我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个Viola,她究竟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完成一个政治指标的?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因为政治正确而采取的DEI行动,这在南方红州保守派的环境下,合适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问题,最终会反过来,质疑我自己。
大概半个月后,项目正式启动了。我们公司从纽约出发,前往美国南部实地考察。在去之前,我并没有预料到,这座城市会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国内的拆迁现场,也想起了一些已经被放弃的“鬼城”。
从纽约过去没有直飞。中间转机,前前后后要飞四五个小时。下飞机的那一刻,南方亚热带地区特有的湿热空气扑面而来。机场外,是我在北方城市里几乎没见过的巨大榕树,枝条从高高的树冠垂下来,看起来温柔、从容,甚至有点让人放松。
但这种松弛感,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的项目基地,一点也不“南方风情”。相反,它更像是一道被直接划在城市里的锋利伤口。那是一个被高速公路划开的社区。
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大规模基建时代。高速路在全国铺开,连通各个州,各个城市,像是中国的国道,促进地区间的流通和经济发展。但这些美国的国道并不只是在郊区间连接,而是会穿到市区内不。在很多城市里,这些高速路在穿过市区时,并没有顾及原本存在的社区结构,而是会把一些已有的社区生硬地划开。路修好了,车确实跑得更快了。但在被它切开的地方,留下的却是噪音、污染,以及一条几乎无法跨越的界线。
我们项目所在的城市,和美国南方的许多地方一样,有着非常高比例的黑人人口。差不多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黑人。但这些族群,并没有真正混合在一起。城市里的居住格局,种族隔离的界限非常清晰。白人社区在一侧,黑人社区在另一侧。
几十年前,政府在选高速路路线的时候,正好把这条路,画在了黑人社区和市中心之间。这条路车速极快,行人几乎不可能安全通过。事故时有发生。公路建成之后,实际上就把黑人社区,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彻底隔离了出去。
几十年过去,这种物理隔离留下的结果,已经无需解释。
高速路这一边,是市中心。绿树成荫,街道整洁,古老的小楼保存得很好。经济谈不上特别繁荣,但餐厅、乐器店、冰淇淋店一应俱全,生活看起来有滋有味。
而高速路的另一边,几乎是另一座城市。商业消失了,住宅老化严重,不少房子因为原住民付不起地产税,被政府收走,要么破败不堪,要么直接被拆掉。房屋拆掉之后,只剩下一块块长满杂草的空地,走在路上仿佛是鬼城一般。
政府那位黑人代表,带着我们站在路边,一边走,一边看。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这可能和你们之前做项目时,客户带你们看的城市不太一样。但我想让你们看到的,这些残酷的景象,是这座城市、这个社区真实的样子。”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一种近乎严厉的真诚。我们对视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凉意,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苦。
我忍不住想:如果我是住在高速路这一边的居民,知道马路对面就是整洁、美好、资源充足的市中心,却几乎无法安全到达;如果我每天生活在基础设施老化、邻居不断搬走、商业持续消失的社区里——我该会感到多么的绝望呢?我对这座城市的政府和精英人士又还会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吗?
当时我的心里感受非常复杂,一边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这座城市黑人居民的共情——因为他们生活的破败社区就在我眼前;一边又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一丝担忧——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带着这批专业团队来到这里,但我们大多是外人,我是中国人,团队里大部分是白人,如果说项目所在地的黑人对他们的政府和当地精英已经丧失了信任,那他们又能对我们这群人有任何信任吗?
或许正是因为刚刚看到社区真实而残酷的样子,让我心里有点发沉,所以第一次见到Viola本人时,我才会那么震惊。她和我脑海里想象的形象,几乎完全不一样。
Viola虽然明明就是这座城市高速路另一边的居民,住在那片破败的黑人社区,但她本人却异常地阳光、开朗,是那种一出场,就能让气氛变得轻松起来的人。她没有任何的苦大仇深,而是几乎是笑着走到我们面前的。那天,她在项目现场担任着类似“地陪向导”的角色,带着我们在社区里,一边走,一边介绍。

Viola大概三十多岁,卷卷的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身材有些胖胖的,穿着很随意的T-shirt和牛仔裤,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种“要出现在政府会议里的正式人物”,特别亲民。她讲话时带着很明显的南部黑人口音,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口音的人,那种口音没有北方口音那种强烈的抑扬顿挫,而是更柔软、更缓慢一些,但声音依然是中气十足。她的眼睛圆圆的,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会把眼睛挤成一条缝。
那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笑。
走着走着,她开始跟我们介绍这座城市的社区结构。她说,在这里,几乎每一个社区,都会有自己的社区协会。这些协会并不是什么正式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让居民彼此认识、讨论公共事务、表达不满和想法的地方。我查了一下,Viola其实就是高速路这边黑人社区协会的会长。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了解这个会长是志愿者岗位,没有任何报酬,而她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多年。她的“正职”,是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那家机构专门为经济条件最差的家庭建房子。
到这里,我才慢慢意识到,她并不是“被安排进项目的新人”,而是一个在社区里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人。基于她在当地社区里的联系和经验,我们同意把一部分与居民沟通、公众参与相关的工作交给她来负责。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阶段,我心里对她的角色依然保留着一丝怀疑。她会不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一个用来证明项目“足够多元”的标签?她真的能在实质上对项目产生帮助吗?
这种犹豫,并不完全针对她个人。更准确地说,它来自我在美国工作这些年,对DEI制度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领域,很多地方都会在招投标时明确规定:项目中20%到30%的合同金额,必须交给由女性或少数族裔持有的企业。
这类政策的初衷,我完全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往往会把团队组建变成一场艰难的权衡。有时候,能力非常强的合作方,因为不符合身份标准,不能被选用。还有的时候,仅仅因为公司老板不是女性或少数族裔,就直接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甚至我发现,在一些领域,少数几家符合身份要求的企业甚至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似乎背离了所谓扶持弱者的初衷。
对我来说,这种体验是陌生、甚至有点刺眼的。我知道,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看到这种基于身份和族裔的制度性倾斜,都会本能地感到不适。我们太习惯“任人唯贤”这套叙事了,以至于当规则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运作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公平吗?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里,Viola开始真正参与进这个项目。而我,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慢慢改变我对她,也对这套制度本身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