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头图来自：pixabay

我们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死去？在2021年的逝者中，翻译家许渊冲、翻译家张培基、历史学家何兆武都活到了百岁高龄，最年轻的一位是青年学者刘拓，出生于1990年。许渊冲在睡梦中离开世界，学者唐纳德·斯通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作家琼·狄迪恩死于帕金森并发症，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则是“先打了疫苗，7天后得急性胰腺炎，进了ICU，后来又在医院感染新冠”（诗人黄礼孩语），重重病情加身去世。

死亡降临的根本特征在于突然和意外，在12月的最后几天，噩耗还在接连到来——狄迪恩、历史学家史景迁、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为寒冬平添许多哀伤。

这些逝者为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斯人已逝，教益仍在：苏国勋给中国人带来了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叶廷芳唤起我们对卡夫卡的重视，林西莉丰富了瑞典乃至全世界的汉学研究样态，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引发学界内外诸多探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李泽厚、余英时的20世纪八十年代……

对待死亡的态度，可粗略划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乐观主义者用化学试剂为遗体整容和化妆，以此装点和美化死亡。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森林草坪”公墓被称为“迪士尼死亡乐园”，在乐观主义者这里，殡仪馆不妨举办派对，播放摇滚乐，人们把骨灰做成钻石戴在手上。

而在悲观主义者那里，《美国式死亡》的作者杰西卡·米特福德提倡火化，不举办任何丧葬仪式，也引领了一阵风潮。不论是粉饰死亡还是逃避死亡，都是试图把死亡“藏”起来。或许，当我们不再避讳谈论深爱之人和敬仰之人的离去，当我们思考和拥抱他们留下的遗产、被他们改变的自己，他们就将永远与我们并肩站立。

这个世界上的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失去挚爱亲朋，但我们依旧在残缺的生活中向往明天，向往新的一年。或许就像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写的那样：“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在2021年年末，我们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斯人已辞，遥寄哀思。

华人篇

苏国勋：社会学家（1942年2月~2021年2月1日）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中文世界就已有韦伯《经济社会史》出版，但由于历史动荡，直到80年代，韦伯思想才又成为可以研究的内容。苏国勋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系统性研究韦伯的大陆学者。

苏国勋1978年开始在社科院哲学所读硕士，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1980年，社科院挂牌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任所长，这意味着被取缔近30年的社会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地位。

苏国勋始终记得在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上费孝通发言的主题——“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这对当时研究外国社会理论的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博士阶段，苏国勋以马克斯·韦伯为题进行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出版为《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这本书不局限于对现代性的讴歌，更写出了韦伯如何揭示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生存的两难。

在“文化热”成为社会主流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国勋担任“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副主编，一系列影响力相当大的译作涌现出来，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他还主持期刊《国外社会学》20余年，担任《社会理论》《社会理论译丛》《社会学名著译丛》主编，以及《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

此外，苏国勋培养了很多社会学人才，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就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应星。他的学生还包括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徐冰、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肖瑛、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任熊春文等。

张传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27年2月~2021年2月27日）

1956年夏天，已经是青岛四中教导主任的张传玺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主修秦汉史专业。在翦伯赞身边，他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常常说自己如何得益于和翦伯赞学习的那些日子，这让他在黄金时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就这样，张传玺从研究土地私有制问题扩展到研究契约问题，并由于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开始研究铁器、牛耕和盐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之后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也有诸多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北京史、民族史等方面都著述颇丰。张传玺一生撰写学术著作30余种、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不少著作代表着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的一线，教学时间长达60年。

生前接受访问时，张传玺意识到念书之风不如过去，一些年轻人缺乏史学功底，并认为这和硕博教育的时限有关，也和评职称的要求有关，这些都会“误导他们走捷径”。他说，虽然现在发表文章的机会很多，但是一定“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

王福春：摄影师（1943年11月~2021年3月13日）

王福春原本在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上学，后进入当地铁路部门当工会干事，工作是“写写画画搞宣传”。有一次，工会领导安排他给劳模拍照片，他拿起一台国产海鸥牌相机拍了起来，此后彻底迷上了摄影。借着工作之便，他跑遍了全国铁路线，生命的一大半时间在火车上度过，在此过程中拍下了20多万张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照片。

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收录的作品是从他从上千次行程中拍摄的万余张底片里筛选出来的，次年获得中国摄影师“阿尔卡特”大奖。王福春曾经调侃自己是“职业小偷”——偷走火车旅客的影像、故事和人情百态，他的镜头也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一段珍贵历史。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作家老舍之子（1935年6月2日~2021年4月21日）

舒乙是作家老舍的长子，19岁时赴苏联留学，毕业回国后分配至林业科学院，后一直从事相关研究工作。1978年起，舒乙开始发表回忆老舍的文章，出版有散文集《老舍散记》《老舍最后的两天》《我的风筝》等，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等职务。

作家王朔曾怀疑舒乙不称呼老舍为父亲是因为心中有愧，舒乙则称，把老舍称为“先生”是自己身为“研究老舍的学者”要“尽量摆脱亲属关系”“保持客观立场”，他是应很多人的要求从事与老舍生平相关的研究的，而并非出于自愿。

当有人问他是否介意“老舍的儿子”这个称呼时，他答道：“不是很介意。这说明一方面是我的成就还不显著，另一方面是他的成就太高了。我想只有碌碌无为的人才会介意这样的头衔。”

何兆武：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21年9月~2021年5月28日）

在大众读者心中，何兆武流传甚广的作品是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这本书里，他不仅讲述了自己在1920~1940年代末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于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反思。

考入西南联大之后，何兆武先后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专业。在他的记述里，西南联大的条件非常艰苦，师生常饿肚子，还要担心空袭。警报声一响起，大家就急忙跑去防空洞。但他却说，做学生的时候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候，原因在于“自由”——不仅生活自由，思想也很自由。“能够自由地干想干的事情，能听有名的老师上课。”老师与学生之间也十分平等，会在一起聊天讨论。

1956年，何兆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工作之余翻译了一些西方著作，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但这些工作也带来了灾难，因为翻译了《西方哲学史》，何兆武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那时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的还有历史学家顾颉刚和谢国桢。这期间，由于研究美国、苏联都不合适，他埋首于古典，比如亚当·斯密，以后的研究方向也都转向了古典著作。1986年后，何兆武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章开沅：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

章开沅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来进入中原大学深造，武汉解放后，他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1954年，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进行研究，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对此却不大关心，这件事给了章开沅很大触动，从那时起他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章开沅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则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

章开沅曾在1985~1991年任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那时候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进行校长选聘的试点之一，也就是说，他的校长职位是投票投出来的。章开沅上任时非常意外，但他说：“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晚年的章开沅意识到了大学体制存在的官僚化问题，说高校现今的体制像“围墙”，他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所以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终于在2014年如愿以偿，一同失去的还有院士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当天，章开沅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回归学术。

许渊冲：翻译家（1921年4月18日~2021年6月17日）

1921年4月18日，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他的表叔是一位翻译家，曾将剧目《王宝钏》译成英文，在英国上演时受到了戏剧家萧伯纳的接见，这对许渊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渊冲第一次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就是在1939年，当时读西南联大一年级的他翻译了林徽因纪念徐志摩的现代诗《别丢掉》。“第一次译诗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小小得意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时隔大半个世纪，在2017年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中，他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

许渊冲1956年开始出版译作，1983年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英语系教授，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他的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在国内外出版的中、英、法文著译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名著。

他在中国古诗英译方面独具一格，终生致力于探索形成系统的韵体译诗方法与理论。在晚年，许渊冲精神状态一直很不错，上下楼都没有问题，喜吃甜食，尤其是奶油小蛋糕。甚至还有熬夜的习惯，白天困了就睡觉，晚上继续工作。在九十岁出头时，许渊冲依然坚持每天单独出门骑车一小时，从北大骑到清华再骑回北大，有时候还会骑到颐和园。即便到了百岁高龄，许渊冲依然坚持翻译不辍，给自己制定的工作计划是每天翻译1000字。

张培基：翻译家（1921年~2021年6月27日）

张培基1945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于同年起担任英文《上海自由西报》记者、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者兼英文《中国年鉴》（1944~1945）副总编。25岁的他作为英文翻译亲历了东京大审判。后来，他又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继续深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决定参加建设，归国执教，先后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教师，他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被许多高校选为英语专业翻译课教材。

张培基的译著与专著在翻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读者熟悉的中文经典篇目，如朱自清的《背影》、许地山的《落花生》、冰心的《笑》、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茅盾的《白杨礼赞》等都有张培基的译文在英文世界中传播，大量对外出版发行著作的英文书稿也由他推敲审定，他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更是英语系学生案头常备的经典书目。

瞿广慈：雕塑艺术家（1969年~2021年7月31日）

瞿广慈曾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还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后来递交辞呈，彻底告别体制。2007年与同为艺术家的妻子向京创立了“向京 广慈雕塑工作室”，两人还在2010年一同创立了艺术品牌“稀奇艺术”（X+Q ART）。在2007年一年里，瞿广慈和向京二人的作品在国内的拍卖总成交数额比其他雕塑家的总和还要多。

他的早期作品着力于表达计划经济体制在人们的肉体、灵魂、精神上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痕迹，比如“革命浪漫主义”系列和“集体主义”系列。2007年以来，他还创作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流行江湖文学为灵感的“菜刀帮”和“东方不败”系列。在公众眼中，他塑造的“小胖人”形象更是中国当代艺术视觉的经典符号。生前，瞿广慈对死亡的愿望是“不用通告、不用告别仪式，不用朋友圈怀念，不用慰问”。

余英时：历史学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

余英时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发布讣文称，余英时“专长用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扮演着开创性角色，被西方学界推崇为21世纪的中国史学泰斗”。生前，他是罕见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2006年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曾撰文指出，在文化热中，人们大多对士大夫传统持批判态度，余英时则对其抱有“同情之了解”。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则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也始终是余英时的关注点，其著作的一大主题便是广义的近现代思想史，内容包括“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关的论战）、近代中国革命拜物教的讨论及反省、近代的国族主义史学、当代史学的文化史走向等等”。

王汎森称，生前余先生总是彻夜读书赶稿，据说余家在哈佛时，邻居曾经询问：“请问你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灯亮着？”余英时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提到，疫情期间余英时“几乎足不出户，天天在家里就做读书、写作这两件事情”，余英时非常喜欢读西方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传记，他们正是他的对话对象，“这并不是说他的思考‘高高在上’，而是说一个人思考的境界是需要训练的，”陆扬说。

胡续冬：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74年10月30日~2021年8月22日）

胡续冬原名为胡旭东，1991~200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西方语言文学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中学时期自己是一个口拙、木讷、脾气暴躁的人，“我是背着打群架各种处分上的北大，属于边缘小城的暴力团体里的不善沟通交际的人。”改变这一切的是北大和诗歌。

入学后，他开始大量阅读海子、骆一禾、臧棣、西川等人的诗歌，与冷霜等人参与“五四文学社”的活动，从一个“小地方来的暴力青年”汇入组织里，一步步打开内心，找到自己的位置。后来，他成为了70后诗人群体的代表性人物，著有诗集《水边书》《风之乳》《爱在瘟疫蔓延时》《日历之力》《终身卧底》《旅行/诗》《白猫脱脱迷失》以及随笔集《浮生胡言》《胡吃乱想》《去他的巴西》等。

毕业后，胡续冬留校并执教于北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包括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拉丁美洲文学、巴西文化、诗歌批评与诗歌译介等，生前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

胡续冬曾于2003年10月~2005年1月赴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访学，讲授中国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多门课程。巴西驻华大使馆在其去世后发布文章表示哀悼，称他是中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曾为巴中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在北大执教期间，胡续冬令学生们印象深刻。一位不愿具名的北大校友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胡续冬热情、纯粹、有侠气，他“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永远是欢乐的，哪怕讲述的内容是沉重的。看到他和他身边的这些人、他在做的这些事，就觉得理想中的北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叶廷芳：翻译家（1936年11月23日~2021年9月27日）

9岁时因不慎跌伤失去左臂的叶廷芳，历经波折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冯至讲授德国文学史，朱光潜讲授西方美学史，这些学者的言传身教对叶廷芳后来从事德语文学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61年叶廷芳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先是留校任教，后追随诗人冯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名德语译者，同时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

1977年，叶廷芳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出自东德的《卡夫卡选集》，彼时社会正逐步开放，他所在的《世界文学》杂志就从卡夫卡等所谓的颓废派作家开始“破禁”。当时翻译家李文俊先从英文版本翻译了《变形记》，他和同是翻译家的李佩芬（黑塞译者）主张应该由叶廷芳来介绍卡夫卡，叶于是赶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评论《卡夫卡和他的作品》，首次从正面肯定了卡夫卡。从某种意义上讲，叶廷芳成为了在中国给卡夫卡“翻案”的第一人。他后来撰写了更多相关研究文章和专著，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冯至当时曾评价称，叶廷芳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把卡夫卡这样一位极其复杂的作家的创作梳理得这样清晰，的确难能可贵。

刘绪：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1949年3月~2021年9月26日）

1972年，在山西县城就读的刘绪以“工农兵”身份报考北大。最初，他以为自己会走上化学之路，却被调配到了考古专业。北大考古学的学术氛围、老师的关怀以及考古学本身的魅力让他很快坚定了从事考古这门学问的决心。

自1983年开始，刘绪从事夏商周考古和田野考古的教学研究工作三十余载，作为山西人的他曾参与或主持了包括山西大同永固陵、东下冯、天马-曲村等遗址的发掘工程。他著有《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中国考古学六讲系列·夏商周考古》等作品，最后一部著作《夏商周考古》讲座集则是数十年田野考古与教学实践所取得的体系性结晶，内容深入浅出。

在北大教书期间，刘绪讲授的课程包括《夏商周考古》《田野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前沿》等，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研究人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讣告称：“刘绪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全国同仁尊重，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

刘拓：青年考古学者（1990年2月~2021年10月）

2015年，伊朗法斯社报道称：伊拉克志愿军（Hashad al-Shabi，系伊拉克对抗IS的民间武装）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抓捕了一名中国男子，报道称“该男子是‘伊斯兰国’组织IS军队的一员”。这名被抓捕的中国男子，其实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在读研究生刘拓，他是在伊拉克考察古迹时被误抓入狱的。

经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斡旋，刘拓得以获释。他也因这一经历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一些网友批评了他冒险赴伊只为看文物的举动。实际上，他并不仅仅是“看”，刘拓曾发表文章，细致梳理了确已或可能遭受恐怖分子劫掠的多处古迹。

2021年，他的《阿富汗访古行记》一书出版，讲述了在阿富汗的半个月时间里的见闻故事，同年应聘到兰州文理学院担任旅游学院副教授。生前，刘拓曾前往伊拉克、阿富汗等30多个国家和国内近700个县，造访200余处世界遗产和15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留文化遗产资料而屡屡冒险。今年10月，他在考察阿坝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时不幸坠崖身亡，享年31岁。

李泽厚：当代中国思想家、哲学家（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

李泽厚21岁时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争论中，20多岁的李泽厚和当时的美学权威蔡仪、朱光潜进行了思想交锋，显露锋芒。

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李泽厚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对康德的学说进行了述评。这部作品讨论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却在当时大卖三万册。李泽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这本学术书畅销的原因：他认为，《批判哲学的批判》没有陈旧的知识和陈腐的说教，没有当时“四人帮”的八股腔，谈论了很多与当时不一样的思想，特别是讲述了“吃饭哲学”——人首先需要物质生存，然后再有精神性的东西，引发共鸣。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里，李泽厚《美的历程》和宗白华《美学散步》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版于1981年的《美的历程》从宏观角度鸟瞰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并做出了描述概括和整体上的美学把握。李泽厚曾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美学热”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他曾多次谈到这股浪潮，也指出了“美学热”之后的美学逐渐沦为商业化的装饰品。

1985年，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的概念，指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出路正在于此，过去的“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都没有成功。他在1986年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之后被很多学者用作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和工具。

国际篇

唐纳德·斯通（Donald David Stone）

1942年1月17日~2021年1月21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名誉顾问

1982年秋天，哈佛大学博士、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英语系教授唐纳德·斯通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教书。

在美国荣休后，斯通从2006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客座教授，每年秋天都会到北大校园为英语系的同学讲授文学课。学生们称他为“石头爷爷”，他也总是称赞中国学生，说美国学生理解不了的笑话中国学生能懂，说中国学生总是能够发现文学里新的解读，说这里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教到第四年，他在私人信件中写道，“在北大四年，我遇见的优秀学生已超过前四十年总和。”

2014年，他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在2007~2019年的十三年间，他用毕生薪水购买了超过六百余件西方艺术品佳作（包括版画、素描、水彩等）及二十余件组中国文物，捐给北大赛克勒博物馆。

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 Jaccottet）

1925年6月30日~2021年2月24日。瑞士翻译家、诗人

雅各泰通过阅读和翻译歌德、荷尔德林、里尔克的作品来汲取营养。1946年，他在巴黎工作，结识了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伊夫·博纳富瓦等创作者。当时，法国正处于超现实主义诗歌衰落后的“怀疑的时代”，人们厌倦了波德莱尔式的文字游戏，试图转向事物本身，让诗歌与感性的世界建立一种明澈的联系。

1953年，雅各泰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苍鹄》，随后开始了在法国村庄的漫长隐居。在诗集《无知者》（1958）、《风》（1967）以及同时期的散文诗中，雅各泰表现出了更多的回归自然的倾向，摒弃过度膨胀的自我和显示自我的欲望，试图通过自我的隐退展现出事物最本质、最清晰的样貌。

在艺术家莫兰迪成为时尚界宠儿之前，雅各泰就曾为莫兰迪写下一本艺术散文专著，以其他诗人、哲人、画家、音乐家为观照，深入剖析了莫兰迪灰暗又明亮的世界。在他去世前一周，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还发布了雅各泰的新书信息，这本书被命名为《最后的意大利牧歌》。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1945年6月21日~2021年3月21日。波兰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

出生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没有直面战争的经历，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依然成为了他早期创作的重要主题，在这一时期他成为了政治诗人。他受到米沃什和赫贝特的影响，感动于他们既接纳整个人类经验的雄心，又把目光放在具体的个体上。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扎加耶夫斯基积极投身于波兰“新浪潮”诗歌运动，作为主要理论阐述者和代表诗人闻名。1982年，因为波兰颁布戒严法，扎加耶夫斯基自我流放到巴黎，在当地，他融入波兰移民的知识分子圈子，并成长为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之后波兰的重要诗人、波兰现代诗歌遗产的继承人。

扎加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一首诗是《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在 “9.11事件”后，《纽约客》在封底的位置发表了这首诗，也使得这位诗人的名字在美国一夜间家喻户晓。苏珊·桑塔格曾在《重点所在》一书里这样评价他的风格：“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扎加耶夫斯基对中国古典诗歌也很感兴趣，在大学攻读哲学时就学习了道家和儒学，称李白、杜甫、王维为“我的好朋友”。2014年，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30年~2021年4月5日。人类学家

萨林斯是美籍犹太人，少年时爱读印度小说，书里谈到松林里的一棵树开口说话，它的枝杈是分岔的舌头，这一情节让他对非西方社会产生了好奇，从此走上了人类学之路。

早期，他受到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的社会-文化进化论影响，后来又在法国跟随列维·斯特劳斯学习结构主义，写出了代表作《历史之岛》。2000年以后，萨林斯回归对人性的思考，写作了《关于人性的西方幻觉》《向修昔底德致歉》等书。

在论文集《实践中的文化》里，萨林斯从抽象的经济、人性等问题谈到越南战争与太平洋诸岛。萨林斯也是越战期间“Teach-in”示威的发起人之一。1965年，密歇根大学的教师们罢课反战，被指责为“不尽教育之责”，萨林斯说道：“Let’s teach in instead of teaching out（让我们用教学示威代替授课），下课之后我们就接手整栋楼，讲一晚上的越南战争。”由此，师生们彻夜展开有关越战的讨论，多所高校纷纷效仿。

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

1944年~2021年4月6日。人类学家

保罗·拉比诺年轻时师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受象征人类学影响。他还是美国主要的福柯思想介绍者之一，出版有《福柯读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等著作。不过，他更为著名的作品当属《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拉比诺在这部作品中颠覆了过去以实证性、科学性为标准的人类学者写作方法，记录下了自己的心理变化以及与调查对象的互动等工作细节。支持者赞扬他将田野调查去神秘化，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容易使人类学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拉比诺开始了生物科学三部曲——《PCR传奇》《法国DNA》《制造未来机器》的写作，并由此提出“当代性人类学”的概念。他将当代性视作新旧元素的集合交汇，它总是新兴而偶然的，要理解当代性不能只像福柯那样挖掘过去。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

1944年~2021年7月14日。法国艺术家

波尔坦斯基出生在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12天的巴黎。他的父亲因犹太人身份在二战期间长居地下室两年，因此给他取了一个中间名——“自由”（Liberté）。波尔坦斯基没有接受过真正的教育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训练，他在13岁那年开始自学绘画，还用橡皮泥完成了一件小作品。1960年代晚期，他开始尝试影像与装置媒介。

战争对人性的拷问和撕裂影响了波尔坦斯基的世界观，“死亡”与“人类境况”是他的创作核心。他收集过上万张瑞士人的讣告照片，做出了艺术作品《死去的瑞士人》（The Dead Swiss）。他还将新生儿照片和传输带、铁架组成作品《机遇·命运之轮》（Chance - the Wheel of Fortune）等，在饼干盒、衣物、照片、档案等日常物件中揉入情感与艺术。2018年，波尔坦斯基举办了他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忆所”（Storage Memory），将他在创作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向中国观众一一呈现。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

1932年6月4日~2021年9月26日。瑞典汉学家

林西莉是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开设的讲座开始学习中文的，当时已有七十多岁的高本汉对汉字的热情感染了林西莉，使得她产生了去往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想法。1961年，28岁的林西莉来到中国。除了学习汉语，喜欢音乐的林西莉也设法在北京古琴协会学习，那里的音乐家大多是旧时代的文人，他们对古琴的热爱和博学让她心潮涌动。

回到瑞典后，林西莉开设了汉语课，自己做教材。1979年之后，林西莉几乎年年到中国拜访学者、参观考古现场，追寻汉字的历史和知识。她利用学到的这些新的考古资料，写作了讲述汉字象形起源的通俗读物《汉字王国》。1989年，在林西莉57岁时，这部作品终于出版了，并获得了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

在2006年，林西莉又结合自己几十年学琴的经验，写作了《古琴》一书，于当年再度获得奥古斯特奖，并在瑞典掀起了中国热和古琴热。她第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据说原本还计划再写一部关于中国剪纸的作品，然而随着她的离世，与中国文化的缘分也只得止步于此。

琼·狄迪恩（Joan Didion）

1934年~2021年12月23日。美国作家

琼·狄迪恩在青少年时期就把海明威小说中的章节打印出来进行研究，深受其处理对话和沉默的方式影响。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她曾在《VOGUE》杂志工作，随后又到《星期六晚邮报》从事实地报道，写下了不少揭示二战后美国繁荣表象下失序现实的作品，后来收录进她的成名之作《向伯利恒跋涉》（1968）里。就这样，她凭借对美国文化——特别是加州的反文化潮——的洞察和颇具主观色彩的叙事风格引起关注，作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而闻名。

狄迪恩在小说、非虚构写作及剧本写作方面都颇有成就，在丈夫邓恩于2003年心脏病去世之后，狄迪恩写作了悲悼之书《奇想之年》，这本书为她赢得了2005年的普利策奖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紧接着，狄迪恩又遭到了女儿离世的打击，在文集《蓝夜》中，她讲述了女儿从被收养、成长到逝去的经过，也思考着衰老、照护等主题。2013年狄迪恩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时，奥巴马称她是“美国政治和文化最尖锐、最被尊敬的观察家”。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历史学家

史景迁被誉为费正清之后的美国汉学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孔飞力和魏斐德）。他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耶鲁大学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师从芮玛丽（Mary C. Wright）。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取了他姓氏的首字母赠予他中文名“史景迁”，寓意为景仰司马迁。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看来，“史景迁”这个名字背后的期许对他本人可能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尽管史景迁和司马迁都是以“擅讲故事”闻名的历史学家，但前者其实并不赞同后者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书写方式。

博士毕业后，史景迁留校任教。他主攻清代以后的文化与政治史，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其中12部已于2019年由理想国引进简体中文版。

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后来变成畅销书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从那个时候开始，史景迁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认为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都相当短暂，因此不主张理论先行，而是选择讲故事。

除了作品广为流传之外，史景迁还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培养了不少知名学者，包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鲁乐汉（John Delury）、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 ）

1929年~2021年12月26日。美国生物学家

你一定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该词就是爱德华·威尔逊向公众普及的。生前，他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对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闻名，他的主题研究对象是蚂蚁，尤其是蚁类社会行为，有人称其为“当代达尔文”。

1975年，威尔逊开启了社会生物学这个学说，他为其所下的定义是“有关动物社会行为与复杂社会组成这两者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然而，这个学说引发了很大争议，特别是遭到了他的同事——遗传学家理查德·勒沃汀和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的反对，他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如人类的行为最后可以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等，在生物学上缺乏根据，并且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甚至有人称威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后《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出现，很多观点与威尔逊类似，进一步引燃战火——威尔逊本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被人浇了一罐水。

生前，威尔逊被《时代》杂志评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他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克拉福德奖和两次普利策奖等荣誉。威尔逊的“半个地球项目”（Half-Earth Project）呼吁保护地球上一半的陆地和海洋，以便有足够多样性和连接良好的生态系统扭转物种灭绝的进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