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4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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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作者：丹尼尔·丹尼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丹尼尔·丹尼特）
在学术界，“大佬”的意见往往拥有一种无形的统治力。对于许多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来说，与一位学术地位尊崇的“银背大猩猩”站在对立面，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近乎致命打击” 。
今天我们分享的书摘，来自刚刚于2024年4月逝世的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自传《我一直在想：丹尼尔·丹尼特唯一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丹尼特以他一贯的辛辣与坦诚，揭开了学术界光鲜亮丽表象下的另一面：“学术霸凌”。
丹尼特笔下的霸凌者，通常是那些利用自身影响力粗暴驳斥质疑、恐吓后辈，甚至通过操纵基金流向和职位聘用来排除异己的资深人物 。而他故事中的核心主角，正是进化生物学巨擘、科普名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对于不熟悉这两位朋友的读者来说，这曾是20世纪科学界最著名的一场“世纪之战”，其中，丹尼特是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认为自然选择是解释生命乃至意识的唯一核心机制 ；古尔德则试图挑战传统的适应主义，强调演化中的偶然性与“副产物” 。
但在丹尼特眼中，这场理论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古尔德“阿尔法雄性”式的霸凌行为 。丹尼特记录了古尔德如何在电视台顾问委员会中动用权力“封杀”理查德·道金斯的纪录片 ；如何因为个人恩怨就在顶级书评期刊上对道金斯朋友的新书大加挞伐 ；甚至在被学生问到难题时，这位哈佛名教授会愤而冲出教室。
丹尼特总结道，这些霸凌者往往习惯了观点被视为“神谕”，不愿产生一丝谦逊 。而他之所以敢于挑战这些“学术老虎”，是因为他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他的研究不依赖于这些大佬掌握的基金资助。
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学术恩怨，不仅是关于进化论边界的争鸣，更是一面审视学术权力与学术道德的镜子。当“反传统者”面临恶意中伤时，自由的代价是什么？面对学术霸凌，我们又该如何坚守学术的纯粹？
以下内容节选自《我一直在想：丹尼尔·丹尼特唯一自传》。
每个学术领域通常都有几个“霸凌者”，或说几个资深人物，他们随口发表意见、粗暴地驳斥质疑，恐吓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尤其是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和研究生。在科学领域，他们通常也对研究资金的去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这样一个“银背大猩猩”站在对立面，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能遭受近乎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的研究不需要联邦或基金会的资助，我处于一个特别安全的位置，可以去挑战一些人。当我去挑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他们时，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同事们热切地鼓励我。
学术霸凌者几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阿尔法雄性灵长类动物”，不过就我的经验来看，也有少数雌性霸凌者。伊丽莎白·安斯科姆就是一个霸凌者。我还与另外几位打过交道，但都是通过私人信件，而不是公开挑战，所以在这里我就默默放过她们，希望她们能意识到。哲学领域大多数强硬的女性都是反传统者，而不是霸凌者，她们捍卫最初被嘲笑的观点，以优雅和坚定的态度承受打击。
我在很多情况下看到过一些女性学者，在男性同行对她们恶意中伤和侮辱诽谤时，这些女性都勇敢面对，并坚持了下来。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我和鲍比·麦吉》（Me and Bobby McGee）中有一句歌词：“自由只是‘没什么可失去的’的另一个说法。”我组织的“科学前沿的反传统者”系列讲座的座右铭大可借鉴这句歌词。当她们的男性同行还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老男孩俱乐部”中的地位时，这些女性决心要全力以赴。
现在我要说说那些“阿尔法雄性灵长类动物”，那些霸凌者，比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订阅了好几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只因我想读古尔德的每月文章。它们总是那么迷人，而且往往具有挑衅性。古尔德住在离塔夫茨大学不远的地方，就在坎布里奇的一条街上，步行即可到达他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在我和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美国著名的认知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及作家，同时也是古尔德的远房表亲）共同撰写《心我论》的时候，有一回，侯世达来波士顿地区访问，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受邀去古尔德家共进午餐。在那次愉快的会面中，我记得我们谈到过一个话题，如何妥善地处理我们收到的潮水般涌来的读者来信，尽管我确信，与他俩相比，我的只是涓涓细流。我和古尔德的关系有一个良好开端，但这种友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9年，古尔德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古尔德的亲密战友）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圣马可的拱肩与潘格洛斯范式》。在认知行为学的达勒姆会议上，当著名认知科学家福多提醒我之后，我很快就读了这篇论文，并且当即就看穿了它。由于这篇论文是一片极具影响力的阴云，笼罩在该领域上空，因此我决定要在《认知行为学中的意向系统》中做出回应，这是我1983年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的靶子文章。我在文章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圈内玩笑，揭示了他们的论点与斯金纳反对心理主义的论点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度，并且好奇古尔德和列万廷是否接过了他们的哈佛同事斯金纳的棍棒，成为最新的“后实证主义之哈佛保守主义”例证。我知道这会让他们激进的血液沸腾。
我取笑他们的行为明智吗？我只是以毒攻毒。他们的论文不真诚地使用了误导性修辞，产生了它本不应得的巨大影响。它不公正地败坏了一些杰出研究人员的声誉，此外，他们对自己的同事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著名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始人，也是被古尔德集中火力攻击的对象）的社会生物学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这一切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如果年轻的动物行为学家在他们的实地研究中采用了进化论视角，就极难找到工作。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指的是任何事物有90%都是垃圾——这在所有领域都适用。但的确有很多出色的鸟类学家、鱼类学家和昆虫学家被贴上了社会生物学家的标签，因此被认定为有风险的雇用对象。不管怎样，我的挑衅奏效了。列万廷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评论，结果他自己反倒在这个过程中跌了一跤。古尔德没有和他的合著者一起写这篇评论，对我的批评保持了沉默。
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中心举办了一场会议，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当代卓越的认知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学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保罗·布卢姆为他们关于语言进化的观点做了辩护，古尔德和我的意大利朋友马西莫·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做出了回应。帕尔马里尼是一位乔姆斯基的追随者。（而那个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乔姆斯基，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因其坚定的“反演化立场”，乔姆斯基在这场论战中几乎与古尔德是一个阵线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听到了相当多关于进化的错误断言。据我所知，麻省理工学院没有生物学家在讲授自然选择课程，这似乎为其他学科中那些想成为理论家的家伙开辟了一个“游乐场”，他们源源不断地产生愚蠢理论。平克列出了一份滑稽的清单，上面是他和我在那些日子里遇到的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们提出的主张包括：细胞的结构要用物理学来解释，而不是进化论；关于昆虫翅膀的那些东西不是已经反驳了达尔文吗；语言不可能有用，它导致了战争；自然选择是不相干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混沌理论……
几年前，古尔德曾在哈佛与帕尔马里尼共同讲授一门关于进化和认知的研讨课，我受邀参加。连续几周，我都不自在地坐在那里，听古尔德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常常歪曲论敌的观点：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道金斯、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英国演化生物学巨擘）等。我努力扮演安静的客人，看着哈佛的学生们尽心尽力地做笔记，仿佛他们在聆听神谕。
后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课后，我私下里和古尔德提起了这个话题。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那些人的攻击常常没有根据，敦促他改变做法，但他并不理会我的担忧，只把我看作一个因无知而产生误解的哲学家。我不得不终止参加这门研讨课，一想到我的学生有可能看到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却对古尔德的行为不置一词，我就无法忍受。
古尔德和我1992年时还能彼此交流，我们那时一起参与录制了维姆·凯泽的荷兰电视节目《辉煌的意外》，节目中古尔德加入了奥利弗·萨克斯和我的阵营，温和但有效地给了声名狼藉的鲁珀特·谢尔德雷克一个下马威。我邀请古尔德作为嘉宾来参加我关于进化理论的哲学研讨课，只回答问题，不做演讲。他接受了。
这个研讨班读过他很多文章，也读过道金斯、史密斯和其他人的文章。然而，当我的学生们开始向他提出困难的问题时，他突然冲出了教室！我不得不出门找他，说服他回到教室。他指责我设计陷害他，但我告诉他，我的学生习惯于挑战教授，不像他在哈佛的那些学生。他气呼呼地回到研讨室，把剩下的课程当作了某种对抗性的新闻发布会。古尔德的反应让我的学生们相当不安，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问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为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们感到骄傲。
研讨会结束后，我开车送古尔德回家。路上，他问我有没有读过道金斯的女友海伦娜·克罗宁的新书《蚂蚁与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他说他打算在《纽约书评》上把它“拖到垃圾桶”。为什么呢？因为道金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的书评，来评论《神秘之舞》（Mystery Dance），道金斯的这篇书评就是个错误，《自然》的编辑所选的标题“色情哲学”则加剧了这个错误。
古尔德为什么要抨击克罗宁的书呢？古尔德告诉我，因为她曾是道金斯的女朋友！古尔德发表了那篇糟糕的书评后，史密斯和我分别写信给编辑。史密斯称古尔德的书评表现出“令人迷惑的暴躁脾气”，我则揭露并分析了古尔德的一些修辞手法，包括“古尔德两步法”——这是古尔德的论敌之一特里弗斯在给我的一封祝贺信中提到的。在这种方法中，古尔德指控被批评者说了一些站不住脚的话，紧接着引用被批评者否认了这种观点的话，将其作为被批评者已经承认的证据。在同一期杂志中（1993年1月14日），古尔德对我们的回应十分显眼；他声称自己是“好警察-坏警察审讯”的受害者。由于他做不到抨击备受尊敬的史密斯，他称其为“我亲爱的同事和好警察”，而对我进行了一连串傲慢无礼的侮辱。在古尔德发飙后，史密斯就把“坏警察”当作了我的绰号。
1989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会议是推动我动笔撰写《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原因之一，我要向受过教育的外行人和非生物学学者介绍自然选择的力量，因为他们正面临着被古尔德奇怪的进化思想误导的危险。我意识到，古尔德被冠以美国“进化论者”的头衔，这一点造成了很多危害，我应该设法消除这些危害。
例如，为什么美国人没能看到英国制作的那些关于进化的精彩纪录片呢？BBC有著名的科学纪录片《地平线》（Horizon）系列，该系列与位于波士顿的WGBH（PBS旗舰台）有特殊合作关系，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这样做，否则WGBH会引进《地平线》节目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道金斯主持了两期《地平线》节目，分别是关于进化博弈论的《好人笑到最后》和《盲眼钟表匠》。WGBH拒绝购买这两期节目，这让BBC包括罗宾·布莱特威尔在内的很多人都深感困惑，当时布莱特威尔是《地平线》的负责人，他也是我第一次将“我在哪儿”改编成戏剧时的制作人。那时正担任WGBH台长的亨利·贝科顿（Henry Becton）是我的航海伙伴，从他那里我得知，古尔德是该电视台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否决了这些节目，只因为它们是由道金斯主持的。
当然了，我的《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不只是关于古尔德，这本书广泛地探索并推荐了学术界的进化论思想，囊括了各种新颖观点，主张将进化论扩展到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甚至延伸到伦理学和认识论领域。一位评论家称它是“由单一作者写作的关于自然选择进化的所有可能影响的最佳综述”。不过，我知道自己必须在这本书中处理古尔德的错误表述。在“雷龙真牛”这一章中，我下了很多功夫，把初稿分享给几位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哲学家，以征求意见，其中还包括古尔德的一位朋友，他读了之后力劝我不要发表这一章——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会让古尔德抓狂。我问他，如果我放弃这一章，他能不能保证古尔德在我的书出版后不会诋毁它。他当然不能保证。古尔德本来就会讨厌整本书，而不仅仅是专门写他的那一章，而且面对古尔德的恶意攻击，如果我只列举他的学术罪状，未免过于拙劣，所以我必须抢先出击。
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出版前一年多，我就把这一章节的初稿寄给了古尔德，但根本没收到回复，甚至连确认收到的回复都没有。后来，1994年夏天，当这本书就要准备付印时，我从约翰·布罗克曼那里得知，古尔德打算和我讨论这一章，并让布罗克曼来安排。布罗克曼提议举办一场周末家庭聚会，就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度假胜地伊斯特奥弗农场。古尔德会带上他的未婚妻朗达·希勒（Rhonda Shearer），她是一位纽约的雕塑家；明斯基和妻子格洛丽亚会参加；汉弗莱和他新婚的妻子艾拉·科恩（Ayla Kohn）也会来。我的妻子苏珊和我很熟悉科恩，但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和他们共同庆祝。
晚餐前，我们聚在伊斯特奥弗农场迷人的客厅里，喝着饮料。我们用一个大香槟酒瓶往10个杯子里倒香槟，分给大家，这时，布罗克曼让我致祝酒词。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为我们亲爱的朋友汉弗莱和科恩祝酒，心中早已酝酿好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祝酒词，这时布罗克曼在我身旁耳语：“香槟是希勒带来的。”哦！我应该为古尔德和希勒祝酒，而不是为新婚的汉弗莱和科恩祝酒！我设法转移了中心，临时拼凑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和希勒未来幸福的陈词滥调的祝福，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我险些酿成社交灾难的画面。然后我和希勒围绕她的雕塑热烈地交谈起来，着重聊了聊关于失蜡青铜铸造的技术细节，她邀请我去纽约，到她的工作室里待一段时间，我从未主动追求过这个机会。
第二天，在农舍旁一棵古老的枫树下，古尔德和我就那一章的内容深入讨论了几小时。他带来了一份自己完整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文章，他抱怨我歪曲了他的观点，误解了他，在种种细节上诋毁了他。我认真做了笔记，并请他把他提到但我还没读过的那些论文发给我。这次聚会的几天后他就把那些论文发给我了，当我读了这些论文后，我发现是他记错了自己写过的东西，而不是我误解了他。我微微调整了我那一章的措辞，然后寄回给他，并附上了我坚持自己观点的原因。他从未回复那封信。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出版后，很多人，包括记者和其他人，都问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的回应是：丹尼特的书是不值得讨论的滑稽作品。两年后，他决定必须攻击这本书，还顺带攻击了道金斯。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分为两部分的抨击，并在我回应后又进行了反驳。我们的一来一往构成了扣人心弦的阅读材料，激发英国记者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写了一本可怕的书《达尔文之战》（The Darwin Wars）。该书的封套上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我不会承认安德鲁·布朗是我的朋友。这是篇卑鄙的垃圾新闻。”这句话源于我发给第三方的一封电子邮件，布朗未经我允许就用了这句话。这多少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与古尔德的争论也激发了几所进化生物学重点院系令人满意的回应，他们邀请我去做冠名演讲。
由于我有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名声，多年来，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一间储存库，存放着关于古尔德故意歪曲事实的故事。我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而且会继续保存下去。我会讲一件我目睹的事件，它太有代表性了。1990年7月，认知科学学会的年会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主题报告人中有罗杰·尚克和古尔德，他们应年会事务主管帕尔马里尼的邀请前来参会。尚克做了第一场主题报告，给他的新书《给我讲个故事》（Tell Me a Story）做了有趣、非正式的总结，其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嘲弄乔姆斯基派的圈内笑话和讽刺。当然了，麻省理工学院有很多乔姆斯基派的人，而乔姆斯基本人当时并不在场。
尚克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提问者是肯尼斯·韦克斯勒（Keneth Wexler），他是一位热心的乔姆斯基派，在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曾是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韦克斯勒的第一个错误是指责尚克用带有性别歧视和反犹主义的笑话侮辱了克雷斯吉礼堂，即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会场。尚克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他不认为这是困扰韦克斯勒的原因：“你只是反对我在你的英雄乔姆斯基的领域批评他。”然后韦克斯勒犯了他的第二个错误：他决定对观众做现场调查。紧接着他犯了第三个错误：要求那些被尚克演讲冒犯到的人举手示意。没有一只手举起来！韦克斯勒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了。
古尔德当时就坐在听众席上，见证了那场非凡的对峙，但他什么也没说。下午，他发表了主题报告，他的内容包含了不久前那场广为宣传的换心手术。在手术中，医生把狒狒而非黑猩猩的心脏移植到了“宝宝费伊”（Baby Fae）体内。古尔德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人们对进化的无知。他的幻灯片中有一张宝宝费伊墓碑的照片，上面显示了她的真名。报告结束后，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他对古尔德公开展示这张幻灯片感到震惊，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达成一致，要为宝宝费伊及其父母的信息保密，但古尔德现在破坏了这一约定。年轻人接着说，在紧急手术中没有可用的黑猩猩心脏，在找到一颗合适的人类婴儿心脏之前，使用狒狒心脏只是权宜之举。古尔德的反应令人难忘：“哇！你们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他对年轻人的指责没有给出好的回应。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几个月后，我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做演讲，古尔德又做了主题报告。他展示了相同的幻灯片，提出了相同的无知指责。令人惊讶的是，那位年轻人依然在听众席中，他再次站起来指责古尔德。古尔德似乎无法承认错误，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场噩梦，但他活该。
在职业生涯早期，古尔德曾与癌症擦肩而过，我常常想知道他的刚愎自用是不是这场劫后余生的一种可悲的副作用。年仅40岁时，他就患上了腹部间皮瘤，曾被认为命不久矣。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生物学家遭此横祸，对世界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有那么几年，没有人想要批评他，或许他因此习惯了他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评。癌症的缓解让他重新回到了竞争中，他却没能产生一丝谦逊，也不愿去考虑对立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学者，而且时常是一位睿智的理论家。《个体发育与种系发育》（Ontogeny and Phylogeny）是他最专业的一本书，这本书为进化发育生物学开辟了想象空间。他早期在《自然史》上的一些文章对适应主义做了精彩的探索，不过他后来又否认了这些探索。《进化理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于他去世前出版，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一本大部头著作，包含了很多长篇大论。不过，由于它几乎难以读懂，所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对他的名声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