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已死”之我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an的零敲碎打，作者：fanwenbing，题图来自：AI生成

假期里，在票圈看到高校同行们转的一些文章，很多都在说“课堂已死”这个话题，看来，这真得已成为近几年高校老师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通过阅读、与同行交流并结合我自身长期一线教学经验，总结下来，导致“课堂已死”的原因主要包括：

（1）经济下滑产生的就业焦虑，带来“诺大校园放不下一张安稳书桌”的整体氛围；

（2）绩点保研考核体系标准繁杂、容错率低，导致学生一入学就进入步步为营、多线作战、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生活状态；

（3）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学生，养成的持续注意力时间缩短、知识获取碎片化的学习习惯；

（4）今天大学生“长大未成年”（请参考阿内特jeffey arnett青少年心理学所研究的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的成长状态，带来的“需个体化被照看到”的心理需求；

（5）网络信息洪流、A I的深入介入，产生的权威替代；

（6）疫情网课一代进入大学校园其青少年时期奠定（请参考弗洛伊德有关青少年生活对一生影响巨大的相关论述）的听课基因，与大学传统课堂的巨大差异；

（7）从小到大内卷刷题式教育，让学生普遍丧失学习兴趣，并出现本末倒置，作为“手段”的考试成绩成为目标，作为“目标”的学习内容若与考试无关就可以被忽略。

然后，在当下高校“行政化”解决问题路径依赖模式下，一系列行政指令应运而生，“抬头率”、“第一排不许空”、“上课收手机”、“走路不许看手机”陆续出台。

首先要实话实说，上述一系列行政要求在我任职的高校里，完全没有（这里要感谢上交对师生的信任，以及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上交不应该有强制措施”的基本共识）。但我观察下来，提出此类要求的高校应该不会是少数。

所以，我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提出第一个基本前提：

一、高校应该分层次、课堂应该分专业/分类别，针对性思考这个问题

“高校层次”对我这样一名普通教师而言太过宏大，没有专门研究与具体经验，此处按下不表。我相信，上述行政指令在一些高校里应该会有一定效应，但直觉告诉我，很多属于治标不治本、向上管理冲动即所谓“数字化政绩留痕”大于长期“慢工出细活”真实效果考量。

首先，说一个我基于本校层次、对课堂教学存在理由的认识——网络、AI时代，教师现场授课（包括教师存在）的理由应该是，帮助学生个体化、针对性地建立起一个筛选相关学科知识、信息的基本框架。框架的准确性、先进性、与时俱进举一反三的灵活包容性、（针对不同年级的）可理解性、（针对不同状态下的）可应用性最为关键。知识、信息本身的新旧、快慢、多少，网络、A I都搞得定，但一个基于长期学术训练因而学科基础扎实逻辑严密、对科研前沿趋势敏感因而洞悉前沿与基础结合的内在路径、对教学规律理解因而知晓针对不同状态学生教法的高水平框架，目前看，还很难取代，或取代的过程会很漫长、效率很低。

于是，得到推理一。

从客观规律说，有着“最新、最强、最准”（偏单一正确）标准的理工类学科，其每一个基础必修课程也必定会存在一个“最准确、最先进”的框架，教师其实此时完全无需再另起炉灶或各种教材建设，省下精力与基金，去寻找最好的框架。然后依托此框架，结合自己最新科研、最新教学心得、当下不同状态学生的理解，融在教学过程中即可，也就是说，做排行榜第一框架的优秀助教，就够了，至少能够解决心理需求与权威替代原因！

推理二。

针对相对来说没有标准答案的人文、社科、艺术学科，除了少部分“需要”有标准答案的必修课，其它课程则必须确保自己是“优秀的一家之说”才有开课的价值，以真正达到文科教育多样性培育全面素质、启迪人格成长的目标，否则，也是省下精力与基金做排行榜第一框架的优秀助教即可。

同时，我也要（沮丧地）实话实说，我（及我交）课堂抬头率的确普遍在明显下滑。另外，我还要（惊讶地）实话实说，在我意识到问题日益严重之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了多种技术、观念与心态调整，同一门本科课程前几年有改观但效果有限，但去年基于课堂体感及教评分为依据的效果改观成效显著到吓我一跳（去年生源变了），以及同一门研究生专业课上，就业压力巨大对专业失去信心的中国学生与单纯求知无外部压力留学生表现如此不同，导致课堂氛围天壤之别，让我确认，教师个体的技术、观念与心态作用其实有限，一些结构性因素才是根本原因，比如生源特点，比如专业信心，比如就业预期……这才是根本因素。所以，我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出现第二个基本前提：

二、个体与机构在此问题上的责权利划分，简单说，哪些是教师该做的、能做的，哪些是机构该做的、能做的？

我这里举个小例子。比如，就业焦虑就不应当由专业教师个体解决。理由很简单，一个都不喜欢自己专业的专业老师从基本逻辑上说就不合格，考核TA是否合格的标准应该是TA呈现专业魅力的能力高低，而不是能否解决学生就业压力。这个解决，应该是机构的责任，通过教学大纲、生源招收、毕业标准、就业渠道等一系列动作来承担。按照项飙的说法，结构性的矛盾不应该内化为个体的承受压力。

基于前面提到七点影响“课堂已死”的原因，我大致地想了一下教师个体与机构（包括更上一层管理部门）的各自责任，完全不会涉及到什么抬头率。

教师：

（1）改变课堂目标，面对“长大未成年”状态，在教学和关照心理需求方面做平衡（但不应该无原则讨好）；

（2）改变知识灌输习惯，换到框架学术打磨、及个体适应性确立；

（3）明确自身优秀框架的助教与具有独立输出能力的主讲的定位（没有高下之分）。

机构（更上一层管理部门）：

（1）一节45分钟课堂时间太长，可改成30分钟甚至25分钟一节，以适应学习习惯和听课基因；

（2）普及不超过20人的小班制，适应心理需求；

（3）把必修课教材基金省下来，多支持优秀选修课教材，以适应权威替代；

（4）支持走出课堂的社会实践行为，简化相关审批程序及老师个体风险压力，以调整学习习惯（有些国家开始明确禁止青少年用手机上网，对于“成人未成年”的大学生，身体现场实践，可以有效降低网络虚拟依赖）；

（5）整体氛围与生活状态与学习兴趣丧失，是机构、管理部门和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个更根本，当然，也更难、更不显性，但却最需要下功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an的零敲碎打，作者：fanwen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