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6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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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婚前必聊的100个话题”清单？
从彩礼房车、家务分工、过年回谁家，到消费观、生育计划、婆媳边界……清单列得事无巨细。
社媒上相关内容非常之多
但你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清单都没问过这个问题：你家有什么家族病史吗？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体检中心才会问的问题，不浪漫，甚至有点扫兴。在那些教你如何经营婚姻的精致清单里，这个话题显得格格不入，它不涉及情感沟通，不关乎价值观磨合，更像是填病历本时才需要操心的事。
然而，一旦有这样的风险，未来这个小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可能比你想象的脆弱得多。那些藏在基因里的“遗产”，不会因为你们相爱就自动消失。
如果命运是一份无法拒绝的“遗产”，你会如何面对？1966年，美国洛杉矶的一对年轻夫妻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966年的圣诞节，刚刚成婚1年多的年轻夫妇内德和南希·基柳斯沉浸在幸福中，他们迎来第一个孩子，在郊区买了小房子，对未来充满憧憬。
然而，这份幸福仅持续了几个月，内德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南希发现10个月大的儿子达雷尔胳膊上长了个肿块，并被确诊为横纹肌肉瘤，一种极其罕见的儿童软组织癌。
1967年5月，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正在接受白血病治疗的内德·基柳斯和儿子达雷尔。之后不久，达雷尔就被初次诊断患了癌症（南希·古尔德提供）
父子同时患癌。这在当时的医学界看来，只是“统计学上极不可能的悲剧性巧合”。
没有人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延续了七代人、波及48名家族成员、夺走24条生命的致命诅咒的开端；
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家族的厄运，最终会成为人类理解癌症、改写医学史的关键突破口。
这是新书《致命的遗产》中讲述的核心故事。
对于熟悉《隐谷路》的读者而言，《致命的遗产》当之无愧地担得起“癌症版《隐谷路》”的褒奖。
如同《隐谷路》将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苦难与科学探索交织呈现，《致命的遗产》同样以非虚构纪实文学的笔触，将两个群体的故事紧密缝合：
一边是罹患李-弗劳梅尼综合征的家庭，他们世代被癌症的阴影笼罩，眼睁睁看着至亲一个个离世；另一边是从李沛、弗劳梅尼到张惠平、弗兰德等的科学家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顶着学界主流的质疑与嘲笑，一步步将元凶锁定在一个基因的突变上。
本书原版书名直译为“致命的遗传”，中文版改用《致命的遗产》，既指书中癌症多发家族基因里代代相传的诅咒，也指这些家族的悲剧为医学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
《致命的遗产》的叙事，建立在两个癌症高发家族的命运之上。
一个是“基柳斯-斯坦斯伯利”大家族。1967年，当内德和达雷尔父子同时患癌的消息传到国立癌症研究所时，引起了年轻医生李沛和弗劳梅尼的注意。他们开始追溯这个家族的病史，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内德的母亲伊尔玛帮忙绘制家谱图，一条条支系展开，一个个名字被标注上“癌症”的字样：
·内德的叔叔查尔斯死于肺癌；
·查尔斯的女儿乔伊斯二十几岁死于肺癌；
·查尔斯的外孙迈克尔，婴儿时期就患上了和达雷尔一模一样的横纹肌肉瘤，两岁便夭折……
短短几年间，基柳斯家族又接连添了新病例：
·年仅3岁的约翰被诊断出肾母细胞瘤，确诊后不到6个月去世；
·28岁的琼摸到乳房硬块，病历上写着“患者的家族史太惨了”，一年后离世。
到1969年李沛和弗劳梅尼发表第一篇论文时，这个家族5代35人中已有14人患癌，其中10人不到45岁就去世。而他们最终追踪到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7代48名成员，24人罹患癌症去世。
基柳斯—斯坦斯伯利大家族家谱图（红框中是26名患癌家族成员，其中有两人尚健在）
另一个是因格拉西亚家族，也就是本书作者劳伦斯自己的家。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题献是这样写的：
“献给我的母亲雷吉娜，哥哥保罗，两个妹妹吉娜和安吉拉，以及侄子查理。他们都离去得太早了。”
一个家族，五位至亲，全部因癌症去世。
母亲雷吉娜，30岁出头患上乳腺癌，此后十年间不断与复发、转移作斗争，1968年去世时年仅42岁。
最小的妹妹安吉拉，23岁被诊断出腹部脂肪肉瘤，24岁生日前两个月离世。在生命的最后，她给亲友们寄出一株植物和一封信，上面只有一个词：“向前！”
妹妹吉娜在日记里时而充满斗志、时而绝望崩溃。她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疗法：化疗、放疗、顺势疗法、冥想、灵性咨询，最终在确诊六个月零两周后离开人世。
侄子查理两岁患癌，三十年间三次战胜病魔，还因治疗导致的继发性癌症失去了一条腿，最终在39岁时告别人世。
哥哥保罗是一位优秀的媒体行业从业者。他46岁查出肺腺癌，并切除了整个右肺，之后他又陆续患上原位结肠癌、前列腺癌、胰腺癌，最终在69岁时因胰腺癌转移离世。保罗曾在获得行业终身成就奖时调侃道：“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无非就是活足了这一生。”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自嘲，但我们回顾他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就会明白，这句话里藏着怎样的重量。
如果故事只停留在这里，它就只是一部刻满伤痕的家族史。但这些故事还有它们的另一面，那就是人类对抗死亡的叙事：
一群科学家，用二十年时间，对抗整个医学界的偏见。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界，主流观点如铁板一块：癌症由病毒或环境导致，没有遗传性。
1966年诺贝尔奖得主佩顿·鲁斯甚至公开宣称：“可以坚定地排除遗传致癌的推测。”
美国癌症学会也在宣传片中信誓旦旦：癌症不会遗传，也不会传染。
国立癌症研究所投入数亿美元，全力寻找“致癌病毒”，研究家族遗传者被视作旁门左道。
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像一群朝向同一方的海鸥。
只有李沛和弗劳梅尼，选择看向相反的方向。
李沛，华裔神童，16岁高中毕业，20岁大学毕业，23岁获医学博士学位，骨子里藏着东方人特有的执拗与沉静。
约瑟夫·弗劳梅尼，哈佛出身，内向敏锐，像医学世界里的福尔摩斯，对罕见病例有着天然的执着。
1967年，27岁的李沛来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流行病学部。这个部门只有几个人，办公室设在一家裙装店的楼上。在国家癌症研究所，搞流行病学是要坐冷板凳的，真正炙手可热的是研发化疗药物的医生，以及在实验室里寻找致癌病毒的研究人员。
当李沛在一场晚宴上听说基柳斯家父子同时患癌的消息时，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
他找到搭档弗劳梅尼，两人开始了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追踪。
这是一场“医学侦探”行动：没有先进仪器，没有基因测序，没有数据库，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给散居全美各地的基柳斯家族成员写信，翻找医院地下室发霉的病历，向几十年前的医院索要相关档案，然后再手绘族谱。
基柳斯家族各支系早已失联，有人搬去了加州，有人留在俄亥俄，有人改了姓氏。李沛从仅有的几个名字入手，一封封信寄出去，开头总是同一句话：
“国家癌症研究所正在对一个姓基柳斯的家族开展流行病学研究，这个家族患癌的人数高得异乎寻常。”
为了从家属身上采集血液和皮肤样本，他们甚至派人飞到南加州，借“家庭聚会”的名义组织采样，孩子们被吓得到处躲藏。
1969年，他们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描述了四个癌症高发家族，标题末尾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问号：“软组织肉瘤、乳腺癌及其他肿瘤：是家族综合征吗？”
就这个问号，两人反复争论。李沛坚持认为问题尚不明确，弗劳梅尼最终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展示“A家族”癌症史的家谱图（《内科学年鉴》1969年10月刊登的李沛和小约瑟夫·F.弗劳梅尼合著的论文《软组织肉瘤、乳腺癌及其他肿瘤：是家族综合征吗？》附图）
这个问号没有换来学界的谨慎认可，反而招来了公开嘲笑。圈内大佬对他们说：“你们研究遗传学干吗？它不重要，遗传不是什么主要因素。”有人怀疑是选择偏倚：你专门找癌症高发家族，当然会发现很多癌症。
他们不为所动。
后来，他们又陆续找到24个结构相似的癌症高发家族，长期追踪，记录每一次发病、每一种癌型、每一个年龄、每一次死亡，用最朴素的流行病学方法，一点点拼出真相：
·癌症仅在血缘亲属中出现，配偶从不患病
·癌症跨代、跨性别、跨地域稳定发生
·患者患癌年龄极早，79%在45岁前确诊
·一人多发癌症极为常见
这些内容在1988年汇成一篇重磅论文——《在24个家族中发现的一种癌症家族综合征》。
他们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癌症，确实可以遗传。
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基因出了问题。
答案在1990年浮出水面。有两个研究团队几乎同时锁定了元凶：p53基因突变。
这是人类抗癌史上最关键的发现之一。
一个团队来自哈佛，由癌症研究“明星”斯蒂芬·弗兰德领衔，他曾参与发现了第一个抑癌基因Rb。
弗兰德招募了来自多伦多的博士后戴维·马尔金，以及戴维·金一起研究寻找导致癌症家族性高发的基因突变。
他们最初找错了方向，干了好几个月一无所获。转变目标后又是连续几周的徒劳。直到199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两人终于在测序图像中发现了那个微小的差异。
“你肯定吗？”马尔金问。第二天，弗兰德只回了一句话：“好，再做一遍。”
另一个团队来自美国国防医科大学，领头的是华人女科学家张惠平。
她曾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经费来研究一个癌症高发家族，却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她愤而决定：没有经费也要干。团队从其他预算中东挪西凑，挤出钱来做实验。
1990年8月初的一个周末，成员斯里瓦斯塔瓦利用妻子带孩子看急诊的独处时间，在测序图像中看到了那个他不敢相信的突变。周一，他忐忑地拿给张惠平看，张惠平确认：找到了。
两个团队几乎同时撞线。弗兰德团队抢先一步，于1990年11月30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引发全球关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华尔街日报》盛赞这是“科学苦干与天赐巧合的共同结果”。
张惠平的论文晚了一个月才在《自然》杂志刊出，在癌症研究圈外几乎没有引起关注。她自责不已：“假如我没有对论文中的某些东西那么吹毛求疵，我们就能赶在前面了。”
但她的研究为这项里程碑式的发现提供了关键的独立验证。癌症基因组学先驱伯特·沃格尔斯坦在《自然》杂志上同时盛赞了两个团队，并特意写道：“这里不能不提到F.李和J.弗劳梅尼，他们通过敏锐的医学调查，发现了一组饱受癌症摧残的家族。”
从1969年那个小心翼翼的问号，到1990年感叹号的最终落下，整整21年。
1996年12月23日出版的《新闻周刊》的封面，上面写着：“The Cancer Killer:It's Called the p53 Gene.Could It Be the Key to a Cure?”
p53突变的发现，彻底改写了人类对癌症的认知。
科学家们很快发现，p53是一个抑癌基因，正常情况下，它是“基因组卫士”，负责修复或杀死突变的细胞，阻止癌症发生。一旦突变，它便丧失功能，让癌细胞有机可乘。
更惊人的是，p53突变不仅存在于李沛和弗劳梅尼发现的遗传性癌症中，还在超过一半的人类癌症中发现了它的身影——膀胱癌、乳腺癌、结肠癌、肝癌、肺癌、卵巢癌、皮肤癌、胃癌……几乎所有常见癌症都与它有关。
1993年，《科学》杂志将p53评为“年度分子”。自2011年以来，发表的关于p53的论文迄今累计总数已逾11.5万篇，p53成为被研究最多的人类基因之一。
从被嘲笑为“黑天鹅”的罕见病例，到成为癌症研究的核心舞台，李沛和弗劳梅尼走了二十年。1995年，他们共同获颁癌症研究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查尔斯·S.莫特奖。
这种家族综合征被正式命名为“李-弗劳梅尼综合征”。
而故事，还远未结束……
科学找到了p53，但那些家族依然在等待……
2010年，在一场云集顶尖科学家的研讨会上，一位名叫奥利弗·怀斯的父亲带着一张照片走上了讲台，照片中是他两个因为癌症化疗掉光头发的孩子。怀斯对台下的参会者说：
“这远远不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筛查，必须找到真正的治愈方法……如果这是你们的孩子，这种现状你们绝对无法接受。我无法接受。我妻子无法接受。所以你们也不应该接受。”
他的儿子赫德森3岁死于脑癌，女儿阿贝拉在筛查下及时切除了脑瘤，但几年后仍因肾上腺癌扩散，11岁离世。
科学家们发现，p53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但他们从未停步。希望，正在真实地靠近：
·全球研究者仍在全力研发p53突变修复药物，希望让失灵的抑癌基因重新恢复功能；
·越来越多精准靶向治疗进入临床，不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精准阻击癌细胞；
·基因治疗与基因编辑不断突破，未来有望从根源修正致命突变；
·而系统化早筛体系已经普及，让癌症在萌芽阶段就被发现、被拦截，大幅提高生存希望。
这条路走了半个多世纪，仍未到达终点。但方向已经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