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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人生中最廉价的一句话,不是“做对的事”,就是“人都会犯错”,一体两面。
这话当然没说错。但它只说了一半,而且是不太重要的那一半。重要的另一半是:你犯的,到底是哪一种错?
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不在犯不犯错,而在错的质量。同样是错,有的错通向真相,有的错只是混乱、懒惰、自我感动的副产品。前一种错让人长本事,后一种错只让人长年纪。
前一种错,我们可以叫它“对的错”。
它不是正确答案,但它站在通往正确答案的路上。它发生在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上,带着清晰的判断,真实地下了注,事后还能被复盘。它会被现实击中,被现实打脸,但每一次打脸都让人离真相更近一步。
而绝大多数人嘴里所谓的“我也犯过错”,其实根本算不上错。
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判断,没有真正下注,没有承担后果,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去和现实比对。他们只是在模糊里打了个转,然后说一句“这事儿我也试过了”。这种“错”,连错都算不上。
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20世纪量子力学奠基者之一,1945年因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毒舌闻名学界,以审稿严苛闻名同行。年轻物理学家把论文递到他面前,常常会得到一句简短的评语。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Not even wrong。
中文勉强翻成:连错都算不上。
这句话乍看像在嘲讽,其实比嘲讽严重得多。
在科学的语境里,被证明是错的理论,并不可耻。它至少说明你的理论清晰到可以被检验,具体到可以被反驳,有一个明确的预测被现实击中。错的理论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他们最终被超越的那些工作,都是错的,但都是伟大的错。
真正没有价值的,是那种“永远不会错”的说法。
它不会错,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内容。你问它什么时候发生,它说“早晚会发生”。你问它怎么验证,它说“等时间证明”。你问它什么情况下你会承认自己错了,它说“那你不懂”。
这种说法在外行眼里像是高深莫测,在泡利眼里只配四个字:Not even wrong。
把这件事从科学搬到日常,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朋友圈里那句“长期看好”,是not even wrong。“未来可期”,是not even wrong。“我早就觉得他不靠谱”,事后说,是not even wrong。“这个行业肯定有机会”,没有时间表、没有具体路径、没有验证条件,也是not even wrong。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说出来的时候不会错,说出来之后也不能错,因为它们根本就没说什么。
人在这种状态下,看似有判断,其实没有。看似在思考,其实在打圆场。看似很谨慎,其实是把自己藏在了一片永远不能被现实打脸的模糊里。
这是一种最舒服、也最低产的认知状态。它不让人受伤,也不让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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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什么叫“对的错”,最好的例子来自一个把整个宇宙都算错过的人。
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年出生在德国南部,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日后他提出的三大行星运动定律会成为牛顿力学的直接前提。
但年轻的开普勒,不是从这三个定律出发的。他是从一个错误得离谱的模型出发的。
15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宇宙的奥秘》的书,提出一个今天听上去很奇幻的猜想。他相信上帝创造宇宙时,一定使用了某种完美的几何结构。具体来说,六大行星的轨道之间,嵌套着五种正多面体,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柏拉图立体”:正四面体、正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
把这五种立体一层套一层地嵌进六层球壳之间,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上帝设计太阳系时使用的图纸。
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
它错得彻底,错得不可挽救,错得毫无办法做任何修补。后来的天文观测全面推翻了它,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课程会把它当成有效的宇宙模型来教。
但它是一个很对的错。它对在哪里?三个地方。
第一,这个错误足够具体。开普勒不是说“宇宙很美”“万物有规律”,这种话谁也驳不倒。他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几何关系,行星轨道之间应该正好嵌得下哪一种立体,这是可以拿尺子量的、可以拿数据验证的。所以,它能被反驳。能被反驳,是有价值的错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这个错误背后的方向是对的。具体的模型错了,但开普勒坚持的那个东西是对的:他相信宇宙可以被数学描述。他相信看似杂乱的天体运行背后,有一个可以被人类理解的结构。这个信念,在16世纪末并不是常识。当时主流的世界观还是“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是两套规律”,而开普勒压注的是“它们其实是一套”。这一注,他押对了。
第三,这个错误推动了下一步。开普勒后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去给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当助手。第谷掌握着当时全欧洲最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开普勒拿到这些数据之后,本来想用它们去验证自己的“柏拉图立体宇宙”,结果数据告诉他:火星轨道根本不是圆,是椭圆。
这个发现击碎了他的旧模型,但同时把他推进了一个新模型。
开普勒第一定律(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第二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面积)、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这三条定律,后来直接成为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基石。
如果开普勒一开始没有那个错误的几何模型,他不会去找第谷,不会去验证一个具体猜想,不会去碰那些火星数据,也不会被火星数据狠狠打脸,然后从打脸里看见椭圆。
错的是模型,对的是方法。
错的是答案,对的是问题。
错的是一时的解释,赢的是长期的方向。
这就是对的错最完整的一次示范:它不是正确答案,但它把人放在了通往正确答案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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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底层:硅谷的AI从业者普遍认为,普通人已经“完蛋了”。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16世纪的星空下。它也发生在21世纪的服务器机房里。
最近一个最干净的样本,来自DeepMind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项目。
DeepMind是谷歌旗下最重要的AI实验室之一,2014年被谷歌收购,曾因2016年AlphaG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而进入大众视野。但在AI圈子之外,它真正改变科学史的工作,不是围棋,是蛋白质。
蛋白质折叠(protein folding),是生物学半个世纪来最难的问题之一。
简单说:蛋白质由一串氨基酸组成,但它要发挥功能,得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给定一串序列,怎么预测它会折叠成什么形状?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就意味着人类可以更高效地理解疾病、设计药物、研究生命的运转机制。但几十年来,这一直是生命科学里那种“听上去重要、做起来无解”的问题。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科学界从1994年起办了一个叫CASP(Critical Assessment of Structure Prediction,蛋白质结构预测关键评估)的双年赛事。它的规则非常残酷:参赛队伍要预测一些尚未公开结构的蛋白质,而主办方手里早已有了通过实验测定的真实结构。比赛结束,所有人的预测被拿去和真值一一比对。
这是一个不能靠讲故事赢的比赛。话术、PR、估值、融资,都没用。你的模型预测得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
2018年,DeepMind带着第一代AlphaFold参加了CASP13。然后,AlphaFold 1拿了第一名。
外界把它视为重大突破,媒体大幅报道,投资人开始重新评估“AI+生物学”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时代的常规剧本,接下来该是融资、扩团队、出周边产品、巡回演讲。
但DeepMind没走这个剧本。
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胜利,还看到了胜利里那个不舒服的细节:AlphaFold 1的方法,不够干净。
第一代AlphaFold大体上是这样的思路:先用神经网络预测蛋白质内部不同氨基酸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得到一堆“局部线索”,再用传统物理方法把这些线索拼成一个三维结构。这个思路很聪明,但它本质上还是“先预测碎片,再拼图”。它赢了比赛,可它没有真正回答“如何端到端理解蛋白质结构”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AlphaFold 1走在正确方向上,但它走得不够深。
DeepMind团队没有把第一名当成终点。他们回去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我们到底为什么赢?
这套方法的边界在哪里?
哪些部分是真正的科学突破,哪些部分只是工程补丁?
如果我们要让方法配得上这个问题的难度,需要重写哪些假设?
两年之后,2020年的CASP14上,他们带着AlphaFold 2回来了。
AlphaFold 2不是AlphaFold 1的小修小补,是一次彻底的方法重构。它把氨基酸序列、空间几何、进化信息和三维结构,放在一个统一的端到端模型里联合处理。比赛结果出来时,整个生命科学界震动:对许多目标蛋白,AlphaFold 2的预测精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实验测定的水平。
后来,DeepMind把超过两亿种蛋白质的预测结构开放给全世界研究者免费使用。这件事被《科学》评为2021年年度突破。AlphaFold团队的两位负责人Demis Hassabis和John Jumper,也在2024年因为这项工作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回头看,AlphaFold 1那个“赢了但还不够好”的版本,正是AlphaFold 2出现的前提。
AlphaFold 1错在哪里?它错在不彻底。它错在用拼图的思路去解一个本质上不能拼的问题。
但它的“错”,是高质量的。
它错在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蛋白质折叠不是边角小事。
它有一个清晰的假设:深度学习能从已知结构中学到序列与空间结构的关系。
它的结果能被严格验证:CASP不是话术比赛,是数据比赛。
它暴露了下一步该走的方向:不是改细节,是换框架。
AlphaFold 1不是失败,它是一份还没用到底的胜利。如果团队当时停在这份胜利里,AlphaFold 2不会出现。蛋白质折叠这个困了人类几十年的问题,可能要再等十年才被打开。
一个错如果足够具体、足够重要、足够能被现实检验,它就不止是失败,它会变成下一次突破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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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开普勒和AlphaFold,可以把“对的错”这件事讲清楚了。
它不是一句励志口号,它是一个有边界的概念。一个错要够得上“对的错”这个标签,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它发生在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上
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犯错。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试错的成本是真实的。把错误花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只是消耗。把错误花在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才是投资。
这里说的“重要”,未必是社会意义上的宏大,但对你这个人、这个团队、这个工作而言要是关键。蛋白质折叠对生命科学很关键。柏拉图立体对开普勒所相信的宇宙很关键。一个具体到你身上的问题,比如你正在做的产品要不要转向、你这门手艺要不要换工具、你这门生意要不要换客群,如果它对你的下一个十年很关键,那它就值得你犯错。
不值得的问题,你应该连判断都不要做,直接跳过。
第二,它来自一个清晰的假设
“我试试看”不是试错。“我也不知道,先做做看”也不是试错。
真正的试错,背后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假设结构:
我认为A会导致B。
因为X和Y这两个机制。
如果结果不是B,那说明我的假设里至少有一处错了,可能是A的判断,可能是X或Y的机制,可能是我没看见的第三个变量。
没有假设,就没有学习。一个没有假设的尝试,失败了,你只会知道“这条路不通”,但不知道为什么不通,也不知道下一条路要怎么走。它给不出方向。
很多看上去很努力的人,问题不在不够拼,而在没有假设。他们在重复劳动,不在做实验。
第三,它能被现实验证
观点是廉价的,因为观点不用承担后果。
朋友圈里发表观点的人很多,真正下了注的人很少。下注的形式可以是钱、是时间、是信誉、是作品、是一次公开的预测。共同点是:你说错了,会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数字告诉你你说错了。
CASP把蛋白质结构预测做成一场公开评测,正是为了制造这种验证。学术界发论文要同行评议,商业世界做产品要看用户留存,投资人要看投资回报率,这些机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把人的判断从话术里拽出来,扔进现实里挨打。
挨打不舒服。但挨打是学习的前提。
一个永远不挨打的人,永远不会真正变强。
第四,它能带来认知更新
这是最难的一条,因为它考的不是动作,是诚实。
错了之后,你能不能说出下面四件事?
我之前到底相信什么?
是哪个具体的事实击穿了我的相信?
我的判断框架里少了哪个变量?
下一次类似情况,我会用什么不同的方法识别?
如果你能说出来,这次的错就被你转成了认知。如果你不能说,这次的错就只是一次情绪波动。
很多人每次失败之后只会做一件事:找一个更舒服的解释。市场不理性,平台没流量,运气不好,合作伙伴不靠谱,大环境不行。这些解释也许部分正确。但它们的真实功能,是疗伤,不是认知。它们的真实目的,是让人今晚能睡得着,不是让人下次能做得更好。
疗伤是必要的,但疗伤不是成长。
真正的成长发生在,你愿意停止给自己写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故事的那一刻。
大事正在发生,但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杨振宁之道:欲成大事者,必须走“捷径”
知道了什么是“对的错”,反过来,什么是不及格的错,就清楚了。
绝大多数自称“我也犯过很多错”的人,他们犯的其实是下面这四种错。这四种错,严格说,都不该算错。它们没有学习产出,没有认知积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传到下一次决策里。它们是认知上的空转。
一:模糊的错
不下具体判断,只发表立场。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长期我还是看好这个方向。”
“这事儿应该会有变化。”
这种话听上去像判断,其实没下任何具体的赌注。它没有时间表,没有量化指标,没有验证条件。它无法被打脸,因此也无法变成认知。
模糊本身就是逃避。
人之所以选择模糊的语言,常常并非因为想不清楚。他们其实想得很清楚。只是清楚地说出来就会被现实检验,而模糊地说,永远安全。安全地说一辈子,认知就会停在原地一辈子。
二:跟风的错
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判断,是从环境里抄来的判断。
行业里都说看好,他也看好。朋友圈都说看空,他也看空。错了之后,他可以说“当时大家都这么觉得”。
跟风的错最阴险的地方,是它屏蔽了归因。
你跟着大家一起对了,你以为是自己有判断力。你跟着大家一起错了,你以为是大环境的问题。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整个判断过程从来不属于你。
很多在2021年高位接盘各种资产的人,事后复盘的最大收获不在估值层面,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估值。
三:逃避责任的错
错的事实承认了,但错的归因被推出去了。
平台算法变了,所以我没流量。
用户太挑剔,所以我的产品卖不动。
合作伙伴没尽力,所以我的项目没成。
大环境差,所以我的生意黄了。
这些解释可能都是真的。这正是它们最危险的地方:它们足够真,真到可以让人把所有责任都推过去,真到可以让人完全不必反思自己的部分。
但任何一件事,只要还有人做成了,就说明环境不是全部理由。差距永远在那个“还有人做成了”和“我没做成”之间。
只看环境的人,看不见这个差距。
看不见这个差距的人,下一次还会输在同一个地方。
四:重复的错
第一次犯,可以归咎于信息不足。
第二次犯,可能是方法问题。
第三次还在同一个坑里栽倒,问题已经不在外面,在自己。
最糟糕的不是犯错,最糟糕的是一个人用不同的事情,反复犯同一种错。
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是新选择、新机会、新尝试,但仔细看,他每次的失败模式都长得几乎一样:同样的盲点、同样的盲信、同样的盲动。换了项目,换了行业,换了赛道,但没换的是那个隐藏的判断结构。
这种人不是在试错。他是在用试错的姿势,反复验证一个自己不愿面对的事实。
现在看清了:AI不是平权,它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最后一战。越有钱跑得越快
AI时代最大的自由和权利,就是不被算法提前预测和算完
管理学里有一对经久不衰的对照:
Doing the right things(做对的事)
Doing things right(把事情做对)
前者讲方向、战略、选择。后者讲执行、效率、方法。
这一组对照很有用,但它默认了一个隐藏前提: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事”。
可现实世界里,这个前提常常不成立。
创业的人不知道哪个市场是对的市场。投资的人不知道哪个赛道会真正起来。研究者不知道哪个方向会突破。写作的人不知道哪种声音会被读者听见。做产品的人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用户真正要的。
人不是先拿到正确答案,然后完美执行。人是在一片雾里,先做出一个判断,然后让现实告诉自己这个判断有多准。
所以,在“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之间,缺了一环。这一环就是“犯对的错”。
它的功能是把“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逐步变成“开始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它是连接方向感和执行力之间的那个学习机制。
完整的三层结构是这样的:
方向感:你选择一个值得投入的问题。
执行力:你认真把假设做出来。
纠错力:你通过一次又一次高质量的错误,逐步逼近那个最初看不清的方向。
少了第一层,你就在做无意义的事。
少了第二层,你就只有空想。
少了第三层,你就被困在第一次假设的版本里,出不来。
很多人以为厉害的人是因为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其实不是。厉害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常常不在起点,而在第三层:他们错得更聪明,所以他们更新得更快,所以他们一年走出来的距离,相当于别人五年。
时间不是公平的。它对那些会犯“对的错”的人,给予非线性的回报。
落到具体层面,要让自己长期处在“对的错”的轨道上,而不是反复犯廉价错误,有五个问题值得反复问自己。这五个问题与其说是清单,更像一种内化的提问习惯。把它们当成一面镜子,每次重要决策之前,照一下。
问题一:我现在的判断到底是什么?
把判断说出来,而且说得足够具体。
不是“我看好这个方向”,是:
我认为这个方向会在未来18个月里出现A类变化。
我的依据是X和Y。
如果到12个月时还没出现A类变化的早期信号,我会承认我的判断有问题。
这种自我表述,有一个直接的副作用:它会让你立刻看见自己的判断有多薄。
很多自以为有判断的人,在这一步就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判断。这种发现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逼你要么把判断做扎实,要么承认自己其实没准备好。
问题二:这个问题值得我犯错吗?
不是每个争论都值得参与。
不是每个机会都值得试错。
不是每个新风口都值得分配你的注意力。
人的精力是稀缺资源,把错误花在重要问题上,是一种结构性纪律。
重要问题的错误,会变成资产。次要问题的错误,只是消耗。
你可以问自己:这件事如果错了,我会因此对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理解得更深吗?如果答案是会,那它值得犯错。如果答案是不会,那它连尝试都不值得。
问题三:我有没有真的下注?
没有行动,就没有判断。
下注不一定是钱。下注可以是时间,你愿意为这件事每周拿出十小时吗?可以是注意力,你愿意把这件事放在你认知带宽的优先级前三吗?可以是信誉,你愿意公开说出你的判断,让自己事后可以被打脸吗?可以是作品,你愿意把这个判断做成一个具体的东西,扔到市场里挨打吗?
下注的强度,决定了反馈的强度。
反馈的强度,决定了你能学到的东西的厚度。
没有代价的观点,通常也带不回任何认知。
问题四:我有没有留下可以复盘的东西?
这一条在实操上最容易被忽视,但威力最大。
很多人并不是不会复盘。他们是根本没有可复盘的素材。他们记得自己“好像想过”,但记不清自己当时具体怎么想的。他们记得自己“做过决定”,但记不清当时考虑过哪几个选项、为什么选了这个。
复盘需要原材料。
原材料就是当时的判断记录。
这件事可以做得很轻:一个文档,一个文件夹,甚至一封发给自己的邮件。重要的不在形式,在有没有把“现在的我”留给“未来的我”看。
未来那个挨打过的你,会很需要现在这个还没挨打的你的判断快照。
没有这份快照,就只能从零开始重新猜自己。
问题五:错了之后,我更新了什么?
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问。
复盘不等同于写检讨。也不是“我下次努力”,更不是“我以后要更小心”。这些都属于情绪反应,不是认知更新。
真正的更新,是模型层面的。
我原来的判断框架里,缺了哪个变量?
哪个信号我之前高估了?
哪个风险我之前低估了?
哪种类型的人或者机构,我之前以为可以信任,现在我知道不能信任?
下一次遇到结构相似的情况,我会用什么具体方法提前识别?
如果一个错误让你能回答上面任何一个问题,这个错就值了。
如果一个错误让你只能回答“我以后小心点”,那这个错没产生任何东西。
当代财富的六层阶梯,为什么64%的人会困到第四层?
人类文明集体倒车,新周期已冉冉升起
有一种错,让人变笨。
还有一种错,让人变强。
变笨的错,是没有目标的错、没有假设的错、没有反馈的错、没有更新的错。
变强的错,是有方向、有判断、有下注、有复盘的错。
这两种错,从外面看可能长得差不多。两个人都说“我最近犯了个错”,两个故事都讲得很精彩,两段经历都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但十年之后,差距会大得离谱。
一个人会在第二十次、第三十次、第五十次错误里,逐渐变成一个对世界判断越来越准的人。
另一个人会在同样次数的错误里,逐渐变成一个对世界越来越没有判断、只剩下情绪和借口的人。
中间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让每一次错变成资产。
我前面提到过Pauli那句“Not even wrong”。它最犀利的地方,是它指出了一种比错更糟的状态:连错都算不上的状态。
一个人长期活在那种状态里,他会显得很安全,因为他从来没有具体到可以被否定。但他也再也长不出新东西。他的认知会变成一座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没有抓手的石头,任何新的信息都从他身上滑过去,留不下来。
而那些愿意让自己说出具体判断、做出具体下注、承担具体打脸、做出具体更新的人,他们的认知是粗糙的、有褶皱的、有伤疤的。每一次错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印记。这些印记拼在一起,变成他们看世界的纹理。
这种纹理,不是天赋,是错出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对的错”叠加出来的。
所以,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永远正确的人。那不现实,也不诚实,更没必要。
值得追求的,是建立一套机制,让自己的每一次错都尽量发生在重要问题上、清晰假设下、真实行动中、诚实复盘后。
这样的人,错了也不廉价。因为他错的每一次,都在为下一次判断蓄能。
至于那种最该警惕的状态,泡利已经替我们说过了:
不要害怕犯错。
要害怕的,是连错都算不上的那种错。【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