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1 16:35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科技导报 ，作者：娄永琪、马谨
数字智能凭借其超越生物智能的进化能力，已不可逆转地颠覆传统人机格局。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的根本关系成为人类关于自生未来的哲学命题。《科技导报》邀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娄永琪、马谨撰写文章，通过追溯中文“设计”的语义本源，建立了一个基于关乎语言与行动的“设”，以及关乎计算和策略的“计”的四域交互框架，用以剖析人工智能对创意领域系统性“殖民”下的设计机会。同时提出，未来设计的核心在于，在充分利用智能系统的同时，构建新型价值罗盘与文明契约，贯通“算–言–役–策”四域，实现从目标达成到秩序创造的范式跃迁。
人类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性的技术拐点上——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定义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杰弗里·辛顿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演讲“数字智能是否会取代生物智能”中发出警示：数字智能凭借知识永久保存、无限复制，以及群体智能超速进化的能力远超生物智能，正不可逆转地颠覆传统人机格局。更严峻的是，智能体可能发展出自主意识与生存本能，使其从工具蜕变为新智慧物种。娄永琪在2015年国际计算机学会（ACM）CHI会议主旨演讲中预见的“人机协商政治”场景，正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成为现实命题。
人机关系的革命性重塑已经迫在眉睫。对人类而言，必须超越作为“情感数据提供者”，甚至是“人工智能（AI）探触世界的传感器”的角色，成为与人工智能共同进化的创造性伙伴。这种关系的重塑，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设计，不仅要设定各方角色及其关系，更要建立互动的原则与协议；而是否有助于实现该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可能是对各种交互进行设计并判断其价值的准则。
2.1“设计”的语义溯源
为了更好地理解AI对设计的影响，有必要对中文的“设计”进行一次语义溯源。
设：施陈也，从言役（《说文解字》）。“设”包含“言”（言语和沟通）与“役”（即人拿着工具，执行任务）的双重维度，体现了思想与执行的统一。
计：会算也，从言十（《说文解字》）。“计”包含“策”（目标设定与过程制导）与“算”（精密计算）的双重能力，强调理性分析与目标导向的思维特征。
因此，“设计”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筹划活动，具有“人为设定，先行计算，预估达成”的核心特征。它既包含前瞻性的目标预设，也包含实施中的过程制导，需要介入特定情境以改变它，是思想与行动、理性与创意的辩证统一。
基于以上对“设计”的语义解构，可以建立一个阐释性的四域交互框架（图1）。从左上到右下是“设”的维度：从“言”（言语表达、符号操作）到“役”（行动执行、身体实践）。从左下到右上是“计”的维度：从“算”（精密计算、数据分析）到“策”（目标设定、过程制导）。这个框架揭示了设计活动中的两组基本关系：在“设”的维度上，是概念生成与行动实践的张力；在“计”的维度上，是目标设定与谋划计算的张力。
图1“设计”的四域交互框架
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科技的突飞猛进，“设”和“计”的主体、客体、方式、形态与角色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设计本源是：与“设定且创造性地实现目标”相关的谋划、计算与组织实践。因此，设计不仅包括“言”“役”“算”“策”四域，更包括这四域间的各种交互。
进入以数据、算力和算法为标志的数字时代后，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正在迅速侵入传统创意设计的核心领域。这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的又一个生动写照。代表技术理性的“算”这个象限目前基本可以说已经被AI占领。而作为传统信息和意义载体的“言”这一象限，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相对而言，在“役”和“策”这两个象限，AI创意和人类创意还各擅胜场；其中人类设计的不可替代价值主要体现在：高情感交互建构，体验设计的具身性，文化的策略性干预，以及人类与AI互协的机制、规则和环境建构。图2展示了AI在设计四域中不同程度的优势“领地”。
图2 AI对“设计”世界的殖民
设计是人类核心价值和能力的重要体现，在AI时代讨论重塑人机关系与设计，不仅仅关乎设计，更关乎人类能否有尊严地与AI共处，以及将会以何种姿态与AI共处的大问题。
在一个平等的开放关系中，共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彼此之间能提供价值。人类能给世界的最大的价值在于“意义制造”。而“意义”本质上蕴含在人的切身经验之中，具有高度关联性，是人的生活世界的产物。在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互动中，人类的感性、非理性、不确定性恰恰构成意义创造的稀缺价值。“人在环路”确保的是人可以参与、监督、协同智能系统，使得这个系统往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条原则要贯通和链接“言”“役”“算”“策”四域，需要全新的系统性设计路径。设计路径整体包括目标预设的伦理性、朝向预设目标的“策略”和“行动”，以及四域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
作为现实，人类已经无法回避AI，而必须选择与之共存。对设计而言，有了AI的设计，以及设计AI本身以确保人类的可持续福祉，就成为设计的新特征、新对象和新使命。构建“善良智能系统”及其交互准则，需要综合运用四域要素，其终极目标仍是“设计更好的社会”。
对人类而言，更为实在的威胁是环境容量天花板正在持续挤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人类活动，并创造更快速度、更大规模、更强力度的修复性产业和经济——这就是所谓的“修地球的经济”。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目标的设定和路径的选择。上述各种AI赋能的可持续发展场景，本身就是需要被“设计”出来的。
在可见的未来，除了设计AI系统和AI赋能的可持续经济外，人类大量的现有问题都会被AI赋能的设计重新思考和解决一遍。从人工智能逐渐侵蚀之前人类主导的设计领域的叙事看，在“算–言–役–策”四域中，存在着一个AI优势由强到弱的先后层级；同时，从每个具体的领域看，也存在着由易到难的层级。总体而言，人类主导的设计机会将会向四域框架各个领域的右上区域集聚——那些需要人为判断、具身行动、文化策略、情感共鸣的设计领域将成为人的擅长，也将成为未来人和机器共协最重要的领域。从更长远看，21世纪的设计挑战中，如何确定一个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共协的秩序，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关乎设计未来，更关乎人类的生存（图3）。
图3设计“工事”层级
1）隐性设计知识的学习和调用。未来，在语言和行动的链接和相互作用（言&役）、语言到策略的相互转译（言&策）、设计知识，特别是隐性设计知识的语料化和可计算化（言&算）等领域，是设计人工智能、人机共协研究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机会。
2）多模态设计行动与沟通共协。“役”表示任务的执行，是目前AI介入设计的短板之一。一个设计，从概念到实施，中间还隔着判断、决策、部署，以及与人类系统、人造物系统、赛博系统和自然系统对接的诸多环节。要真正驱动人类系统自主有效地开展与人造物、赛博和自然系统的可持续交互，也必然要用人类可以理解且愿意的方式进行，不管这是基于理性还是感性的原因。
3）意义创造和范式转型。从图3可以看到，在“役”的领域中，比单纯“执行”更为困难的是创造意义的行动。相对于个体创意，AI能否真正进入人类创意的深水区，取决于它能否在社会创新层面进行意义创造。如何共享一个愿景、如何共同形成一种文化、如何和而不同地推动一个改变、如何平衡系统目标和所有参与者的小确幸，将是人机共协的智能系统必须回答的难题。同时，AI在知识和智能扩展上的速度与人类在意义创造上的速度存在差异，如何保持中庸式的动态平衡，也需深入讨论。
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我们讨论的范式转型，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压倒另外一种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胜利获得了社会的响应和广泛接受。因此，从技术范式朝向人机共生、共融范式的跃迁，是一个以社会关系重构为核心的社会–技术系统转型，其中更为本质的是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如何放大设计作为社会转型催化剂的新价值，并善用AI，去突破沟通、协同、行动的可持续问题，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创新，是一个长久的设计挑战。
4）从实现目标到创造秩序。在“算”“言”“役”“策”四域中，哪个领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堡垒：到底是“役”中高阶的意义创造，还是“策”中更高阶的秩序创造部分？我们的判断是后者。如果说“设计”是人类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更高明的“计”。人工智能逐步取得之前由人类专属的改造世界的自主决策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它如何与在同样环境中成长的人类开展更具善意、更有意义、更高效能的交互，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能力的开发和提升，才是人类希望的向善型人机共协的关键。
为了让这个人机共协系统可靠且安全，不仅必须攻克人工智能与人类系统结合的方式、场景及技术支持等难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设计一种人机交互的道统、态势、法理、文化、环境、机制，即“策”中高等级的“秩序”，以确保所有人机交互均遵循“共生、共协”的最高原则运作。不仅是世界这个大系统的设计应当如此，每个微观层面的小交互的集合也同样需要指向这些目标。
面对人工智能化（AI自主化）与智能增强（以人为本）双轨并进的未来技术图景，设计应该主动承担“关系架构师”的使命。如何在既充分利用智能系统来从事诸多人所不欲或人所不能的工作，又能守护“人之为人”根本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伦理和契约框架，以及相关的社会–技术体系，这将是一次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范式转型意义的社会创新。它不仅为人机共协的思维、方法、工具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甚至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人机共协的文明。因为这场深刻技术变革的本质，从来不是工具的重塑，而是人类文明与机器文明的主从关系及如何共生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