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2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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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看理想编辑部
前段时间，一部来自去年的性侵题材电影，引爆了社交媒体。它的名字叫《世界的主人》，在很多中国观众看来，是一部相当“先进”的电影。
我们可以粗略地称它为创伤2.0电影，一方面它属于创伤后叙事，聚焦的不是创伤事件发生的当下，而是事件发生之后。另一方面，它的叙事手法很克制，没有狂乱煽情，也没有剥削受害者的痛苦，展示了电影如何讲述故事和讲述什么故事一样重要。
有人夸这部电影“四两拨千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创作者充分考虑了观众的接受度和观影舒适度的结果。电影的受众并非受害者群体，而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完成了一些初级的自我教育。
今天的文章，将以《世界的主人》为出发点，结合其他影视作品和受害者自述文本，来进行延展。我们回到“旁观者”的视角，聊一聊我们的社会对受害者的微妙态度，以及长期缺失的一门功课：如何面对自己的脆弱，如何与痛苦相处。
先来看看受害者在这个世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可能不觉得他们会是我们身边的人，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我们更多是通过媒体和舆论认识他们的，这其实在心理上已经隔出了一段安全的距离，一段可以表示同情也不会感到威胁的距离。同情是不需要成本的，甚至不需要去付出一丁点理解的成本。
而在媒体和舆论里，受害者不但面目模糊，还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出现在被动的句子里，是伤害的承受者，处在很低的位置上，看起来凄凄惨惨戚戚。
撇开在事实层面没办法确认施害者的情况，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惯性。语言惯性影响思考方式，不仅会造成大众对加害者与受害者不对称的关注和审视，还会遮蔽事件背后的结构性暴力。
特别是现在的视觉时代，受害者的影像呈现常常失之偏颇，很容易在平台推荐算法的加成下，滑向情感消费的一端。对受害者痛苦的特写和放大依然占据主流，充满了感官刺激，诚如哥伦比亚电影人所提出的“苦难色情”（Pornomiseria）概念。
在这些影像中，对苦难的凝视近似于色情化的迷恋，目的是制造情感景观供观众宣泄，还让观众在这种宣泄中获得了虚假的伦理满足，不用真的去关心这些受害者的处境，反思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的和解决路径。
也许受害者是可见范围里最常被客体化的群体，“受害者就该有受害者的样子”是最常见的规训句式。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女孩该有女孩的样子”，“男孩该有男孩的样子”，但在受害者这里，同情和规训可以一体两面，同情甚至让规训有了道德合法性。
我们多多少少都把对受害者的规训内化而不自知。很多时候，这种规训表现为对他们非常刻板的标签化的认知，比如受害者就会是很惨的样子。这也是电影《世界的主人》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原因之一，它呈现了受害者不仅不惨反而积极阳光的面向。
电影也使用了很多功能道具，去打破我们产生固定认知的可能。苹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主角珠仁讨厌苹果，但电影主创没打算给她的讨厌进行归因。
我们知道，跟创伤情境相关的事物，可能会触发受害者的创伤记忆。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因为在遭遇性侵的早晨看到了开得特别灿烂的樱花，好多年都不敢看樱花。苹果是比樱花更日常的存在，很难回避掉。如果它真的跟珠仁的创伤有关，可以想象她在生活中有多辛苦。
但是《世界的主人》没有归因，珠仁讨厌苹果，可以因为苹果触发了她的创伤记忆，也可以只是单纯地讨厌苹果。当然，这两方面原因都有，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好像很难想象，受害者是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他们不是只有创伤，也不应该被创伤定义。
伊藤诗织拍摄的纪录片《黑箱日记》和散文集《裸泳》记录了她的创伤复原历程，其间有几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大事件，包括她对性侵者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黑箱：日本之耻》充满波折的出版，还有她对一些网络诽谤的诉讼。
但在这些要打的仗与仗之间，也有诗织的无辣不欢。有一次她和朋友吃午餐，因为有六天都没有好好吃饭，就疯狂往拉面里加醋和辣椒，想要提振胃口和精神，结果被呛到咳嗽。
她跟朋友开玩笑：“感觉天灵盖被打通了……头顶长出犄角。”朋友回她说，“看来对现在的你来说，这种程度的攻击性还应付得来。”就这样一边吸溜拉面，一边默念“看我不把你们这些家伙统统干光！”
那段时间，诗织经常在需要好好应对的正式场合前，吃碗火辣辣的地狱拉面。白衬衫沾上红点也不会去在意，反而能让她感到放心。
这都是诗织日常性格的体现，她本身就有直率反叛这一面。就像她被批评记者会着装的反应，没系衬衫最上面的一粒扣子算什么，早知道就换一件超华丽的礼服或者直接穿泳装上场了。
悖反的是，我们一方面没办法把受害者想象成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另一方面又会用日常的理性逻辑，去要求他们在创伤发生的那个特殊的当下，做出所谓正确的反应，否则就是软弱、无能、不争气。
比如，你当时为什么呆住了？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不激烈反抗？你为什么说不清事情发生的经过？记忆是不是出错了？
而媒体和司法质询，会用这些问题来质疑受害者的真实遭遇，质疑他们的维权是否正当。英国话剧《初步举证》就呈现了性侵受害者诉诸正义有多艰难，哪怕受害者本身就是辩护律师，也无法用法律武器守护自己的尊严。
这确实也是社会层面对受害者的一种广泛的误解。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人类在面临性侵等极端威胁时，可能会出现僵直不动、失语、记忆碎片化等生理反应，这是刻在人类进化基因里的保命程序。
也就是说，受害者看起来被动的反应，恰恰是他们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但显然，这种生命体验没有变成世人的公理，也没有被及时更新进很多国家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用主人的工具拆不掉主人的房子，归根结底，受害者没有被默认为世界的主人。
电影《世界的主人》的立意，就在于提醒观众看见受害者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也让人担心会导向另一种固定的认知，比如相信只要受害者继续笃定地往前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部电影的结局是那么光明浪漫，主角珠仁接收到了母亲对她的关怀与心疼，弟弟对她的爱意与保护，决定把爱当作自己的志愿，还激励了和她一样遭遇但不敢发声的同类。
它对观众是很大的宽慰，但创伤及其复原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电影所能呈现的部分以及对珠仁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剖析有限，主体性也不只有外界所能欣赏的昂扬之态。
只是简单来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在初期，受害者会出现过度警觉和一些身体反应，引发创伤症状。如果集中全力治疗，这些症状是可以逐渐消除的。但在这个阶段，受害者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不一定能意识到创伤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接受过程也需要时间。
而在认识到这点后，会迎来较为漫长的情感波动期，以为自己该好了却时不时感到痛苦与无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安然穿过了这段难捱的时期，受害者也许可以享受日常生活，但也需要接受未来某一天痛苦的突然造访。
具体情况当然因人而异，能不能接收到有效的社会支持也有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是动态变化的，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疗愈方案。中间一定有许多反反复复迂回曲折的过程，也一定有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复杂人性闪现。
英剧《驯鹿宝贝》就很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受害者身上的自我憎恶。这种情感既伤害自己，也伤害爱自己的人，但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剧中主角唐尼有很多让人费解的行为，比如他在被下药性侵后又主动回头找了加害者，而不是和自己的恋人建立亲密关系。
对他来说，自我憎恶比幸福更熟悉，更能获得掌控感。他已经习惯了在特殊的应激状态下生存，而不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活着”。另一方面，他会希望通过再度和加害者相处，全身而退一次，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
我们喜欢在网上说“世界的参差”，但真正接受“世界的参差”的人没有多少个。起码在受害者这里，我们可以提升一点包容的阈值，不要再说“受害者就该有受害者的样子”，也不要只接受他们体面的样子而避开幽暗的样子。人类都有什么样子，受害者就可能是什么样子。
仅仅打破对受害者的刻板认知肯定是不够的，放受害者自己舔舐伤口消化痛苦也是一种常态化的不公平。
《创伤与复原》这本书，有引用作家伍尔夫的一句话：“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
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心理创伤既属于私人领域，也属于公共领域，更属于政治领域。就像自杀，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是社会他杀。苦难是共通的，需要共同行动。
但在很多受害者自述文本和心理创伤研究中，都提到了“社会往往是受害者的另一重压力源”。这背后在于整个社会对创伤事件及其受害者的态度，原因不一定出于恶意，而是害怕。
这种害怕就像《世界的主人》里，刚知道珠仁遭受过性侵的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一个说“最近我跟珠仁相处有点别扭，觉得有点负担”，另一个说“我也觉得不知道的时候更自在”。
我们习惯了把受害者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而一旦他们真的像异常值一样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反而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他们，宁愿永远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唯恐避之而不及。
如果说《世界的主人》里的同学们都还是小孩，那我们这些大人算怎么回事呢？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幸存者金初珑，就发表过感慨说，韩国社会缺少真正的大人。
初珑在事件发生后进行了积极的心理治疗和自我修复，但社会面的反应让她沮丧。从头到尾不仅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个自“世越号”沉船事故以来韩国最严重的灾难道歉，反而指责当天去梨泰院的人贪玩，所以才丧命。
这种论调听来很熟悉，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很多集体性的创伤事件，但社会面根本就没有形成有效的讨论。我们没有过真正的哀悼，不敢直面社会疮疤下的真相，进行制度性的反思与行动，甚至连有效的灾难报道都越来越少看到。
初珑把这些指责归纳为“社会层面的虐待”，她说：
“韩国社会习惯通过社会层面的虐待来解决问题，将问题归咎于个人或他人，并不断缩小问题的范围……解决问题是艰难且复杂的过程，而仇恨却简单得多——只需要骂人，将某些人或群体妖魔化就能结束。是时候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了。”
其实不要说大的社会面了，我们身边的小社会——家庭和亲密关系，也在害怕受害者。初珑从梨泰院脱险后，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她跟很多东亚小孩一样，遇事不会跟父母说，更不会向他们寻求帮助。她知道父母没有办法健康地谈论和理解灾难，之前她的妈妈看到“世越号”新闻的时候就说过，别再播了，受不了了。
还有伊藤诗织，她选择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开实名露面的性侵受害者，遭受了更猛烈的社会攻击。因为性侵者山口敬之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日本社会还有种阴谋论，说诗织是出于政治目的仙人跳。
就连她当时的男友都相信了这个阴谋论，在和诗织同居前的时间当口，兜了几圈子的废话才问说“诗织有没有编造过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
当时诗织刚刚打赢了一起网络诽谤的名誉损害赔偿案，没好气地跟男友说具体的受害过程已经都写进书里了，自己去看吧。结果收到回复：“我没勇气读。想听诗织亲口讲给我。”
这位男友曾经在诗织开庭前后生病的时候，非常贴心地照顾她，但好像真的从来没有理解过她。借助他的表现，可以窥见大众到底在害怕什么，害怕的是受害者的主体性。
实证研究佐证，大众对受害者的特征和行为表现有道德预期。当受害者做出一些感受性反应，比如难过、疲惫、哭泣，大众对他们的评价更积极；而当受害者表现出主体性，比如积极发声和维权，大众的评价会更消极，仿佛他们不再有被同情的资格。
同情、保护、照顾是上位者的姿态，是“我很安全”“我很可控”“我和你不一样”的优越感。当受害者表现出主体性，就和我们站在同样的位置，变成了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和我们所处环境的样子——命运随机分配，暴力普遍存在，而我们如此脆弱。
我们对受害者的害怕，也许可以归结为无知，因为我们太习惯闪避，缺失了很多本就应该学习的功课。而受害者对我们这些所谓旁观者的所求也不多，他们只想要我们去理解真相。这里的真相不只是关于创伤的真相，也包括对事件本身的追问。
伊藤诗织提到过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感受：
“许多记者似乎生怕触碰到不该触碰的肿块脓疮，在采访中进行‘抛球’时总会保持着客气的安全距离。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应该小心委婉、避重就轻的时候。一些不得不触及的问题，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而是应当投向外部社会大众的。”
我们很多人的心态，和这些记者是一样的。扪心自问，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相的闪避，到底是害怕受害者受伤，还是我们不敢面对他们的痛苦、人性的邪恶或者社会的不公呢？明明受害者才是跟世界的丑陋打交道的人，我们却比他们更害怕受伤。
要知道，创伤首先摧毁的是人的正常生活，很多受害者没办法走出门，相当于自绝于社会。而当他们开始主动出现在公共领域，一定做了很多让自己好起来的努力，包括和人群进行正常地交际，包括把自己的创伤转化成社会行动。
社会的态度对他们后续的复原至关重要，而他们害怕的从来不是坦白真相，是被社会漠视和抛弃。受害者比我们强大得多，金初珑敢于公开发声，就是因为她看到了前行者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能够将这份痛苦‘资源化’的人。”
他们做着传达真相的努力，既希望联结社会上其他深陷漩涡中的受害者，带来与痛苦相处的勇气、动力和方法论；也希望社会层面能做出改变，他们已经创造了谈论创伤的语言，我们只需要倾听和吸收，接力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是对他们最健康、最像大人的应援。
而且平心而论，这根本不是与己无关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创伤的预备役，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善恶有报，天道轮回。也没有人敢打包票说自己永远不会受压迫，或者永远幸运地与厄运失之交臂。
很多人都会对未来做风险研判，也愿意把大量心力花在买保险这件事情上。那心灵上的保险，是否也应该提前准备好？关于创伤知识的储备，如何关心和链接他人，如何寻求社会支持，如何向结构性暴力追责……都是时候纳入日常议程了。
人类是既脆弱又强大的东西，脆弱是因为人类很容易受伤，强大是人类可以从伤害中复原。明明自己身受创伤还愿意在公共领域发声的人类，简直是活菩萨。他们是我们在心灵保健上最好的老师，我们不要辜负他们。
近年来，社会救助领域在提倡从“受害者”到“幸存者”的称谓转变。那些从创伤中回归日常的人类主体，散发着强烈的人格魅力，改写着传统的英雄叙事。在诗织和初珑身上，我们看到她们漫长的灾后重建，就是一部奥德赛归乡史诗。
未曾失去过日常生活的我们，不会知道这种回归有多难。诗织有过一个比喻，如果人是房子，创伤事件摧毁的就是房子的地基，随后“家”消失了。人会因此丧失现实感，不断被过去囚禁，无法全然地活在当下。
初珑说，她没想到维持生活的秩序会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不知不觉间，房间里就会堆满垃圾，各种物品散落一地，混乱不堪。她需要费心确认家里垃圾袋的数量，上一次扔垃圾的时间，记录洗澡的时间，刷牙的时间，否则无法以人的底线活着。
支撑她们度过最初的混乱无序的，是外界的支持。
诗织在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开实名露面的性侵受害者后，一度无法在日本待下去，素昧平生的明美女士让她在英国有了庇护所，保存了最后一丝对家的信念。初珑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拨打了韩国心理咨询协会的电话，以此为起点，一路接收的都是最有效的专业帮助，哪怕在悬崖的边缘徘徊时也有寄托。
但支撑她们不断战斗下去的，是她们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初珑本身就是一个认定自己的目标，就会全力以赴下去的人，哪怕不被别人认可也没关系。所以她愿意为了洗脱大众对梨泰院踩踏事故幸存者的误解，打破韩国社会对灾难的回避态度持续发声。
诗织的人生志业是“传达真相、撼动人们心灵”的新闻工作，为此走上了非常辗转和辛苦的求学之路。而以记者的身份制作关于自己性侵经历的纪录片，拷问日本不合理的司法体系和缺少“性同意”的社会文化，直接向官僚主义宣战，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么战斗确实对她们有益，《创伤与复原》里说，“虽然没有任何形式可以弥补暴行造成的伤害，却有方法可以超越：将之变成一个礼物呈献给他人。唯有让创伤成为创伤患者使命的来源，才能将他们自己从创伤中拯救出来。”
特别是当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发声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真实地宽慰和帮助了有相同遭遇的人，并且和志向相投的人相识相知，会获得非常重要的正反馈。用初珑的话说，这些正反馈是痛苦的缝隙中的微光，真正拯救她的，正是那份深切的联结感。
不过，从另一面来看，战斗状态是很消耗人的。不只消耗她们自己，也消耗陪伴在她们身边的朋友。诗织在《裸泳》中提到她和一位亲密“战友”麻美的关系危机，麻美陪诗织度过了最焦头烂额的庭审期，两人之间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有一次，麻美突然对她袒露心声，说感觉外界的人和事物，过多地介入了她们的关系。当时诗织身上已经打上了“斗士”的烙印，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启了独自战斗的旅程。
我们能理解，再亲密的战友，也有无法对彼此敞开说的话。而当这些话从私人关系溢出，变成公共讨论的话题，再被麻美知晓，感受是很复杂的。
麻美对诗织说，“请不要走远”。她担心诗织不断向前跑透支自己，这真的是身为朋友相当敏锐的洞察。
诗织小时候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被一个背着炸弹的小女孩追杀。这个小女孩就是诗织“斗士”的写照，她形容自己是洄游的鱼，一旦停止游动，无法呼吸的恐惧感便会袭上心头，片刻也停不下来。
其实战斗状态依然还是求生的表现，就像诗织说的“幸存于当下的每一天”。而当她终于允许自己停下来的时候，也是她从“活下去”的状态过渡到“活着”的时候。人最终还是需要日常生活来抚慰自身，以现在进行时经历琐碎的烦恼，发现新事物和新感受。
初珑提到她在复原的最后爱上了熨烫衣服，甚至还尝试了熨烫墙壁，这能让她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空间的爱。在此之上她开始在线上接单，帮出租屋的房主做清洁，作为普通人，享受普通的人际关系。
同样的变化可以在诗织前后出版的两本书中看到，在《黑箱：日本之耻》中，她强迫自己用“新闻记者”而非“受害者”的客观立场叙述。而到了《裸泳》，她已经能够用日常的语言，去剖析自己的心理创伤。
她终于可以谈论和性侵事件完全无关的事情，比如某次在秘鲁拍纪录片的惊险经历。她也能轻松地谈论在非洲拍摄性暴力纪录片的小插曲，她偶遇了前男友。这位前男友曾经要求她辞掉工作跟着他生活，诗织没有答应他。虽然后来诗织因为追寻自己的事业遭遇了性侵，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顺带一提，诗织因为执导纪录片《黑箱日记》拿到了“年度新闻记者”奖杯，这是她打破了“经由第三方视角进行客观报道”的传统新闻标准而获得认可的证明。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勇敢，是她对自己最有力的应援。
诗织现在不再害怕看到樱花，并且爱上了裸泳。她在《裸泳》这本书的后记里写：
“所以，我不再是作为’受害者‘，也并非作为’新闻记者‘，或许，终于能够作为诗织本人，来讲述自己了吧。
身为受害者，就不能笑？失去了谈恋爱的资格？身为新闻记者，就不该谈论自身？多少本应发出的声音，被一波又一波的偏见所抹杀。
在海浪中裸泳的一刻，便是我作为我，而活着的瞬间。”
回到《世界的主人》，这部电影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看似回归日常生活的幸存者，所经历的一次扰动。在韩国社会的议题讨论语境下，《世界的主人》的颗粒度并不精细，但在此岸依然稀缺，有种小老鼠掉米缸的感觉。
一部作品承载有限，但爆款的好处，是把社群内部早已是常识的道理，翻译成适合传播的语言，传达给更广泛层面的大众。关于创伤以及创伤带来的漫长余震，我们总以为已经了解得够多了，实际上也许永远都不够。
电影有两个译名，可以结合起来。世界上没有谁无伤，但我们还是期盼着一个无伤的世界，不需要有人站出来战斗。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世界的主人，明天不需要勇敢。
参考资料：
1.《我是幸存者吗？》丨金初珑
2.《裸泳》《黑箱：日本之耻》丨伊藤诗织
3.《创伤与复原》丨朱迪思·赫尔曼
4.受害者反应特征对受害者印象评价的影响丨邵晓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