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7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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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未读 ，编辑：泰若克塔，作者：思考的
今年，知名临时起意区、传来噩耗区up主“神秘园”成了很多人的“电子榨菜”。
从鳌太线，到贡嘎，再到各种类型和难度的户外徒步、探险路线，几乎都能在“神秘园”的视频里找到“翻车”案例。
尽管很多说“不卖烤肠的山，不要爬”，但征服自然的野心还是在刺激着冒险者们。
为什么我们总想完成如此宏大而危险的壮举？又为什么总有挑战者近乎失去理智般走向毁灭？
在《解药》里，奥利弗·伯克曼从珠峰攀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出发，让我们思考了被刻进骨子里的、对目标的执念。
[英]奥利弗·伯克曼｜著
珠峰攀登历史上最高的死亡纪录
1996年，来自印第安纳州的28岁青年克里斯托弗·凯斯在一家冒险旅行公司报名，打算前往喜马拉雅山徒步旅行。他本意是想要放松一下，但事后来看，这个想法颇具讽刺意味。
他原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后来成了一名企业顾问，繁忙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他需要休息，当他在旅游杂志上看到一则前往尼泊尔徒步旅行的广告时，觉得这是个完美的选择。
他后来回忆道，当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时，他期待着“置身于喜马拉雅山的壮美风光，沉浸在尼泊尔的文化中，让自己焕然一新”。然而，凯斯在山中遇到的却是一个困扰他多年的心理学谜题。
就在凯斯与同行的徒步者们在珠穆朗玛峰山麓探险、夜宿帐篷的同时，一场历史性灾难正在峰顶附近悄然酝酿。在那一年的登山季，有15名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遇难，其中8人在24小时内相继遇难。
这场悲剧因登山记者乔恩·克拉考尔的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而成为登山史上的一段传说——克拉考尔当时也在山上。凯斯还与部分亲历这场灾难的登山者和救援人员打过照面。
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神情恍惚地从高海拔地区走到山脚，努力试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如今“珠峰探险”的商业化已经十分成熟，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一定的登山技能，任何人都可以登顶，但仍然不时有人会在登山过程中丧生。
1996年的灾难让人不寒而栗的原因，除了死亡人数多，还在于这件事似乎非常难以解释。当时山顶的天气并不比平时恶劣，大部分登山者遇难时，也没有突发雪崩，付费的登山者也都具备足够的登山技能。
最终来看，那一年发生的事件更像是一场集体非理性行为的爆发。这场风波的顶点出现在5月10日正午前后的希拉里台阶，即距离山顶仅720英尺（1英尺≈0.3米）的一处岩壁，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大堵塞”。
来自新西兰、美国和中国台湾的队伍——共计34名登山者——都在那天尝试最后阶段的攀登，从海拔26000英尺的四号营地，攀登到海拔29000英尺的顶峰。
美国和新西兰的队伍协商了他们的行动，以确保顺利地上下山。但中国台湾的登山者违背了不在同一天登顶的约定，并且先行的向导也没有按照计划，在希拉里台阶上固定好安全绳，导致原本有序的行进很快演变成致命的拥堵瓶颈。
在所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挑战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因此登山者一般都严格遵守“折返时间”。登山者如果在午夜时分从四号营地出发，预计可以在正午前后登上顶峰；如果未能在预定的折返时间成功登顶（视天气情况和向导对风险的评估，时间可以延长至下午2点），就必须放弃，立即折返。否则，登山者将面临氧气瓶耗尽，以及在黑暗中应对珠穆朗玛峰最恶劣天气的风险。
然而，面对希拉里台阶的“大堵塞”，几支队伍继续前进，无视他们的折返时间。在四号营地，美国登山家艾德·韦斯特正通过望远镜观察着登山者缓慢的攀登过程，他对看到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已经攀登了好几个小时，仍未登顶，”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语气中难掩越发强烈的不安，“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往回走？”
3支队伍的成员在下午2点（最晚安全折返时间）之后仍尝试登顶长达2小时。来自华盛顿州的邮政服务人员道格·汉森——新西兰登山队的付费客户——竟然下午4点后才最后登顶。
他在1994年也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但在距离顶峰几百英尺处被迫折返。而这次，他再也没能下山。与其他7个人一样，他在夜幕降临时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雪，导致无法辨识下山路线，并且气温骤降至约零下40摄氏度。他们奄奄一息地躺在山上，最终没能等到救下多名登山者的紧急救援。
在业余爱好者与职业登山者皆可挑战珠穆朗玛峰的数年后，1996年却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死亡纪录。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明确解释其中的原因。
拼命登山不仅仅是为了登顶，更是一场捍卫自我身份的斗争
或许克里斯·凯斯是个例外。不过，一个做过股票经纪人，后来转行成组织行为学专家的人，似乎很难为一场登山灾难的复盘提供什么洞见。凯斯回国后对这件事一直保持关注，他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这与自己在商界看到的某种现象如出一辙。
凯斯怀疑，那些登山者被“对目标的狂热所诱导，走向了毁灭”。他的假设是，登山者越执着于成功登顶这个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就越会从一个外在目标转变成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技艺高超的领队，或者卓有成就的业余爱好者。如果他的猜测属实，那么尽管一路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继续登顶无疑是自寻死路，他们也会越来越难以放弃目标。
实际上，凯斯确信，那些不断涌现的危险信号非但不能促成撤退，反而会强化登山者的决心。拼命登山不仅仅是为了登顶，更是一场捍卫自我身份的斗争。
在商界打拼的那些年，凯斯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设定在他的同事中被捧到了宗教信条一样的地位，这令他感到不安。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未改观。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的标志，是敢于为其所在的组织设定宏大而富有冒险精神的目标，然后集中所有资源去实现它们。与此同时，员工也被鼓励，甚至被要求确定自己的个人工作目标，通常以“SMART”原则（“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5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呈现。
无数成功学书籍更是将雄心勃勃且高度具体的目标视作通向成功和美满生活的万能钥匙：“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将和我的梦中情人结婚/坐在我海滨别墅的阳台上/每个月赚1万英镑！”
然而，让凯斯无法忽视的是，这种方法常常并不奏效。
当一个商业目标被制定并宣布时，通常会受到热烈欢迎。但随后就会开始出现证据表明这是一个不明智的目标。种种负面迹象反而会被解读为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的理由。于是，不出意外，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凯斯认为，1996年发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悲剧也是基于这一心理机制。
对目标的执着，让过于拼命想要实现目标的人走向毁灭
如今，克里斯·凯斯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近年来，他一直在进行巡回讲学，以珠穆朗玛峰事件为例来说明人们对目标的执念带来的种种弊端。而支持凯斯对珠穆朗玛峰悲剧假说的有力证据，就藏在1963年进行的一项几乎被人遗忘的心理学研究中。这项研究的受试者是一批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当时他们正在珠穆朗玛峰探险。
1963年，17名登山者立志成为首批登顶珠峰的美国人。一位名叫詹姆斯·莱斯特的心理学家意识到，这次探险为研究“是什么驱使人们尝试如此宏大又危险的壮举”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契机。
在美国海军的资助下，莱斯特和几位同事把这些登山者召集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人格测试。
随后，为了展现他对这项研究的非凡投入，莱斯特离开了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前往珠穆朗玛峰，陪同这些登山者到了海拔21000英尺的二号营地。
在那里，他对17名登山者和夏尔巴人向导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克里斯·凯斯在他的《毁灭性的目标追求：珠穆朗玛峰灾难》一书中，描述了莱斯特对典型珠穆朗玛峰登山者性格的基本发现：他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躁动，不喜欢常规，渴望自主，倾向于在人际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对社交不感兴趣，对成就和独立有着非常高的需求”。
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莱斯特只不过是印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即登山者往往都是控制欲很强的独行侠，对社会常规不屑一顾。然而，更有趣的研究成果来自登山者的日记中——莱斯特要求他们在3个月的准备期，以及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记日记。
在前往大本营的途中，美国登山队分裂成了意见相左的两派，双方对登顶的最佳方式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人数较多的一派倾向于走成熟的南坳线，南坳因为饱受狂风肆虐而积雪相对较少。但人数较少的一派希望从西脊登顶，那是一条未曾有人尝试的偏僻路线。（即使在今天，西脊线的死亡/登顶人数比也堪称统计学上的一个病态怪象——超过了100%，这意味着死在西脊线上的人，比登顶的人多。）
莱斯特注意到了登山者之间的分歧后，特意要求他们在日记中持续记录对所选路线的乐观或悲观情绪变化。
对这些日记的后续分析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规律。随着登顶日的临近，选择西脊线一派的乐观情绪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揪心的不确定感。鉴于从来没人尝试过他们所选的路线，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日记显示，随着登山者对西脊线的疑虑和悲观情绪的加剧，他们对这条路线的笃定也在增加。凯斯总结道：“登山者对成功登顶的把握越是渺茫，就越有可能在自己选定的方案上投入更多心力。”
一种诡异的“自我强化循环”就此形成了：团队成员会主动搜寻与目标相关的负面信息，比如寻找能佐证西脊线的天气状况会比往常更凶险的证据，这些信息会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不确定感。然而，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感，登山者反而会对既定决策加大情感投入。
目标似乎成了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对目标的不确定感不再仅仅威胁计划本身，更威胁他们作为个体的自我认同。他们如此渴望消除这种不确定感，以至于他们越发固守一个明确、坚定且具体的计划，这个计划能让他们对未来产生确定感，哪怕它看起来已经越来越鲁莽。
1963年的这场探险有一个圆满结局——这破坏了凯斯论点的严谨性——西脊线的登山者执行了他们的危险计划，并幸存了下来。
但在1996年的事件中，有太多相关参与者丧生，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同样的思维模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酿成了这场悲剧。但当年的一位付费登山者贝克·韦瑟斯证实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他曾两度被遗弃在山上等死，最终却凭着一己之力爬回了营地，以失去了鼻子和数根手指为代价。他事后反思道：“你可能会过度追求目标，甚至为它发狂。”
登山者当然不会用企业管理那套关于“指标”和“目标设定”的话术来表达。但当他们提到“登顶狂热”，即一些特定的山峰对登山者心智施加的诡异的，有时足以致命的吸引力的时候，他们的确凭直觉分辨出了一些类似的东西：对目标的执着就像引诱水手驶向礁石的塞壬，会让那些过于拼命想要实现目标的人走向毁灭。
通过望远镜目睹了1996年悲剧的艾德·韦斯特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这种诱惑力：“当你到了那儿，你已经花了很多年训练，又花了几个月准备，还花了几周登山，你已经能看见山顶了，你知道的，你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应该折返，因为时间太晚了，氧气快耗尽了……’但你看到山顶，它就在那里吸引着你，它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很多人倾向于打破他们的原则，继续登顶。天气好的话，你可以逃过一劫；天气糟糕的话，你就会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