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8 07:40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潘嘉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P村是海口市L区下辖行政村，建村已有600多年历史，地理位置优越，盛产油料、杂粮和经济作物，在上世纪粮食短缺时期做出很大贡献。海南建省后，城市化进程加快。2007年，村庄由村委会改制成为居委会。随着城市更新不断推进，P村成了典型的“城中村”。2016年，包括P村在内的两个片区被正式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P片区涉及改造的辖区面积（拆迁数据）。2023年，居民开始回迁。到2024年6月底，回迁率超过90%，同年，片区内大型购物中心顺利开业。改造之后，P社区已蜕变为商住混合的新型城市社区。
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样本，P社区如何依托自身内在社会基础承接快速转型，政府与社区又如何借助这些基础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成为理解转型社区治理逻辑以及探索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重要切口。
作为一个由城中村改造而成的大型回迁社区，P社区在近十年间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物理空间、社会关系、人口结构、治理事务等多个方面经历了巨大变迁，传统乡土社区的形态与运行逻辑被逐步重构。
首先，棚改工程彻底重构了社区的物理空间和居住格局。改造前，P社区作为典型城中村，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建筑布局混乱，贴面楼、握手楼现象普遍，老房屋低矮错落；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街道拥堵、停车秩序混乱，电力线路老旧，安全隐患突出；同时，村民乱堆乱放的生活惯习、商贩占道经营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街面秩序混乱，严重影响居民通行与生活质量。而棚改工程完成后，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社区的物理空间形态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其次，社区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革。回迁之前，P社区作为宗族聚居的熟人社会，居民多为同宗同族或长期共处的邻里，居住空间紧凑，日常互动频繁，形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紧密邻里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维系社区秩序的重要纽带。而回迁过程中，为了确保公平公正，新房选房严格遵守抽签摇号的方式随机分配，彻底打破了原有熟人社会下的邻里布局。原本紧密相处的邻居被分散到不同楼栋、不同单元，部分原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回迁后，偶遇都可能并不容易。传统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正在被打破和重建，社区原本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正在变得松散。
此外，物理空间重构推动了人口结构的变迁。回迁之前，社区人口以本村村民为主，宗族聚居特征显著，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熟人社会氛围浓厚。回迁之后，社区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根据社区数据显示，回迁后的社区本地居民4400人，占比38%，非本地居民7100人，占比62%，人口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同时随着后续商圈的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商圈游客也逐步成为社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性大幅增强，据社区主任介绍：“购物中心客流量日均15-18万，流量最高峰时人流量可达30万人，对社区维稳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区已然从宗族聚居为主导的乡土社区，逐步转型为开放型多元人口共生的城市社区。
在商住融合的背景下，社区的治理事务和治理难度也在日益延申。一方面，治理范围从传统居民服务拓展至涉企服务、商圈秩序维护、流动人口管理等新领域；另一方面，治理内容更加复杂多元，既要回应回迁村民在回迁房质量、养老托幼、就业等方面的核心诉求，也要兼顾外来流动人口的租房、子女入学、权益保障等需求，还要协调商圈发展与社区治理的衔接，化解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碰撞，同时应对社会关系弱化带来的邻里矛盾新变化，治理的复杂性与难度大幅提升。
面对复杂的变迁，P社区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既有其自身内在基础，也有社区两委的创造性转化，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社区内部韧性是社区应对外部冲击、适应转型变化的内在能力，源于社区在历史发展中的长期积淀，是P社区能够平稳承接快速转型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稳定的组织基础。P社区早在2007年就完成了村改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改成居委会之后，社区两委成员依然由原来村委会原班人员继任，不仅维持了原来村庄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确保了“村改居”过程的平稳有序推进，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村庄治理的延续性，有效规避了转型期基层治理组织断层的风险，为社区治理韧性提供了稳定的组织保障。
二是植根于大榕树下的乡土社会习俗和规范。P社区的内部韧性，离不开五棵200余年古榕树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内部规范和习俗。这些乡土遗存是连接居民情感、维系社区联结的重要纽带。
我小的时候，村里大队有任何事情需要商议，都会用喇叭在村头召集村民“到大榕树下集合开会”，那几棵大榕树在很早以前就是全村集体议事乘凉的场所，在棚改时保留下来，到现在也还是居民乘凉休息和娱乐的场所。（20260416：社区主任WZZ）
“榕树下议事”成为一代村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形成了开放、便捷、接地气的议事传统。棚户区改造完成后，伴随着大榕树保留下来的，还有原来的乡土印记和集体记忆，这些印记成为维系社区韧性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公共性的重构。棚改后，公庙、戏台以及内部各姓氏的宗祠被保留下来。这些空间既是乡土社会中传承的宗族文化的凝聚，也是转型背景下社区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载体，是社区在“公”与“私”之间平衡的体现。这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社区转型下对原来乡土社会的尊重。
案例一：公庙与宗祠背后的公与私。
P社区的公庙名为“武圣庙”，供奉的是关羽像。社区居民每年都会定期遵循传统习俗在公庙祭拜，这是以地缘为基础传承的共同习俗。公庙的日常打扫、香火供奉及各项事务的管理均有专人打理，这项开支由社区集体收入支持。在公庙与宗祠的建筑上，各姓氏宗祠修建时，根据规定，其建筑高度均不能超过公庙，既体现了公共信仰的主导地位，也强化了社区的共同认同。
围绕宗祠开展的祭祖、捐资助学活动则是以血缘为基础，开展覆盖范围更小，并且集体性的宗族祭拜每年均在公庙祭拜之后陆续进行，各宗族利用拆迁结余资金进行组织，若无拆迁结余资金的，则需宗族内部自行筹集。棚改后，宗祠联排修建，虽公用一个大门，但日常宗祠活动的开展、宗祠事务的管理和维护的经费支出均有各个宗族内部自己承担。
由此可以看出，P社区在棚改之后既强化了社区内部全体姓氏的公共性，也对各姓氏及其宗族文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公”与“私”之间实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案例二：棚改后宗祠修建中的各姓氏争议
原本村内林、梁、吴三姓为村庄中的大姓，占村总人口70%，其宗祠均始建于明朝；其余30%的人口由十多个小姓组成，于不同时期迁入原P村。由于宗族文化浓厚，各个大姓每年都会在自己的宗祠祭祖，而其余小姓由于人口少，没有人力、资金修建各自的祠堂，在棚改之前，小姓氏只是在家中供奉的祖宗牌位前祭拜。由于城市更新改造，政府对P片区进行征地赔偿，并重新做了规划，为后续宗祠的修建单独留出一块空地。彼时众多小姓也纷纷想要借此机会修建起自己的宗祠追根溯源，但由于其在拆迁前并没有自己的宗祠，因而大姓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后来，在社区干部（原村干部）、众乡贤多次讨论商议后，一致通过在政府规划的空间上腾出一小块地给小姓修建祠堂，便有了现在的合族宗祠（十多个小姓出资共建），最终形成了合族宗祠与其他三个姓氏宗祠联排修建的格局。
综上，社区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复杂博弈，既要尊重和倾听各方诉求，又要兼顾公平公正，还需要维护乡土社会的运行秩序。P社区的成功实践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乡土社会的运行规则使得各方都做出妥协和让步，最大程度保护了各方较为合理的诉求，促进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新兴城市融合型社区非户籍人口的开放和包容。变成开放的公共空间之后，P社区也注重多元主体融合下社区的公共性的打造和兼顾。由于社区内部包含十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社区积极配合街道依托自身开放的戏台等公共空间举办诸如三月三大型民族融合等活动，进一步凝聚社区共识，夯实社区转型的公共性基础。
“小A家在海口，并非本社区居民，目前在五指山市读高中，据她介绍，三月三是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节日，学校因此放假三天才能回家。因为学校规定有参加志愿活动的要求，因此趁着假期在志愿汇APP上看到了P社区发布的活动招募志愿者的通知前来参加。现场的志愿者基本都是三月三放假期间在海口市不同区域来的学生”。（20260416：三月三活动志愿者）
在街道和社区的共同努力下，P社区的公共性和影响力在持续扩大。
棚改之后，居民都住进了高楼。一方面，原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熟人关系被重构的空间打破；另一方面，非户籍人口的涌入彻底将原来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和秩序打散，社区内不同楼栋、不同单元之间陌生化加剧。
１.社区两委下沉与网格化治理
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社区治理强度和治理难度上升，社区两委开始下沉到居民中间。目前，P社区配备的社区两委干部9名、11名网格员和26名楼栋长，并且以楼栋为单位建立微信群，每栋楼的微信群中都包含九名社区两委干部、一名网格员、一名楼栋长和楼栋居民，并且社区积极推行党员亮身份，在楼栋一层的公示栏中公示。由此，居民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在微信群向社区反映或寻求帮助，党员则要主动发挥积极带头作用，社区干部也可以随时了解各个楼栋居民反馈的动态。通过细化治理单元以及组织化的嵌入，既保障了居民与社区的互动渠道和及时响应，也使得社区干部的实时工作压力得以分流。
２.多元力量协同共治
社区干部并非能做到事事快速响应。在新型城市化社区，社区人口规模增加，从数据来看，社区目前非户籍居民占社区总人口的62％，社区正在由熟人社会滑向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渐增多。矛盾纠纷的类型也逐渐增多。这也意味着原本的熟人社会治理方式所发挥的效能是有限度的。此外，片区内大型单体购物中心建成后，社区治理除了原本社区内居民间的矛盾纠纷、居民与物业的矛盾纠纷之外，还包含各种便民服务、涉企服务等，社区治理事务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爆炸式增长的特征，急需专业力量的介入。
大型商住混合社区由于其开放性，面临的不仅仅是社区内部事务的治理，更多的面临着包含商圈周边流动人口、游客、企业、农民工在内的外部环境中的治理，由此，P社区联动物业组建了一支义警队，包括保安、社区内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等，分三班负责对片区和商圈在内的区域进行全天巡逻。每个月对表现优异的志愿者颁发证书和一定的现金奖励。一旦有特殊情况，及时向社区及街道负责P社区管理的派出所警官汇报。
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社区主动向上申请司法所力量驻点社区，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每月定期组织社区两委、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公安民警召开工作例会，汇报上月工作完成情况、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使得不同部门之间对社区整体情况形成共识，再由社区主任部署下月工作重点，形成常态化联动的工作机制，从而形成稳定的社区治理合力。
３.矛盾纠纷双轨化解机制的形成
随着社区治理事务的复杂化、多样化和爆炸式增长，社区面对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也在不断地增加，矛盾纠纷类型除了居民之间的邻里矛盾，更多的涉及到商户与劳动者、企业和农民工、物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和类型的矛盾。针对转型期熟人社会与非熟人社会并存的现状，社区依托原有社会基础，形成了“人情+法律”双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实现不同类型矛盾的有效化解。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嵌入社区，有效弥补了社区干部专业性不足的短板。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驻点调解员与社区主任之间是相互配合，互为辅助的。对于社区内部诸如居民房屋漏水问题、邻里纠纷等矛盾，一般都是由社区主任出面，启动“榕树下议事”的调解工作方法，将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各方召集在榕树下共同探讨，将传统榕树下议事的公共性特质与现代法治调解相结合，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放在大榕树下进行，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各方能够充分表达自身诉求、陈述事实，实现“阳光调解”。这种调解方式既延续了乡土议事传统，又融入了现代法治理念，既能够依托熟人社会的人情纽带化解矛盾，又能够保障调解的公平公正，有效化解了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维护了社区秩序。
即便是面对个别刁蛮的租客，社区主任也可以通过与其房东沟通间接化解矛盾纠纷。尽管社区内部居民之间陌生化，但背后的熟人社会的运行机制依旧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调解方式在应对社区内部事务中成效显著。极个别调节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社区主任会联动驻点调解员开展工作，由调解员基于专业进行调解。
非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则是依托法治力量，强化专业调解。对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之间等非熟人社会矛盾，政府与社区重点依托驻点司法所的专业力量，推行法治化调解模式。由司法所驻点调解员牵头，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公正、公平地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借助社区公共空间，将部分复杂矛盾调解放在大榕树下进行，保障调解过程的公开透明，增强调解结果的公信力。这种方式既破解了非熟人社会缺乏情感纽带、矛盾难以化解的难题，又彰显了法治精神，补齐了基层治理的专业短板。
４.精准研判和回应社区需求
棚改完成后，P社区人口结构、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养老、托幼、就业成为居民最迫切的三大民生需求。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布局与打造，正是对这些需求的精准回应与具体落地。该党群服务中心建筑共分三层，各楼层功能定位清晰，分别对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实现了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
一层由社区干部、社会工作者、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及网格员的办公场所、社区发展历程展示墙，以及咖啡厅、公共图书阅读空间构成：办公场所便于社区干部近距离接触群众、高效回应诉求；开放空间作为连接社区与商圈的重要通道，人流量较大，既能为老人提供安静的图书阅读区域，也能让居民在休闲咖啡厅就坐，感受商圈活力与社区烟火气，兼顾了老年群体的休闲需求与社区公共交往需求。
二层主要是由政府与企业共建的托育机构，针对0-6岁儿童，按不同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开展托育服务；在费用收取上，区分本地回迁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实行梯度收费，既保障了本地回迁居民的权益，又兼顾了周边非本社区居民的托育需求，同时也兼顾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层则主要作为开展各类讲座、举办社区每月例会的专用场地，为社区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议事协商提供了固定空间，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P社区转型实践的核心亮点在于实现了“传统基础”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融合，既充分发挥了原有社会基础的支撑作用，为转型时期的治理提供缓冲，又通过政府引导与社区创新，推动传统基础的现代转化，破解了多重转型带来的治理困境。但与此同时，这一实践过程中也折射出转型社区治理的普遍问题与深层思考。
原有社会基础在社区转型中的价值与局限并存。从核心价值来看，原班两委班子的延续保障了治理连续性，有效规避了转型期的组织断层；但若过度依赖原班两委干部的个人能力，容易形成“一人强、众人弱”的治理格局，造成“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影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政府、社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是转型社区治理的核心逻辑。P社区的实践充分表明，社区转型并非单一主体的孤立行动，而是需要政府、社区、社会力量的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应忽视原本的村庄内部的公共性和文化底蕴，而应首先将其作为治理资源谋求转化路径。政府发挥引导、支持与保障作用，通过政策指导、资源供给、多部门联动，为社区转型提供外部支撑与专业保障；社区依托自身原有社会基础，主动作为、积极创新，推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强化社区公共性，搭建居民参与治理的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宗亲、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治理合力，推动社区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
P社区的治理成效，离不开其独特的自身优势——90%以上的高回迁率带来的熟人社会资源、商圈融合带来的经济支撑、原班两委班子的强大执行力与群众基础等。对于其他缺乏此类资源的城中村改造回迁社区而言，应立足自身的社会基础与资源禀赋，主动挖掘自身优势，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的无限可能。依托传统，激活居民、宗族、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探索适合自身的转型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