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9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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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编辑：Yudong，作者：章永乐
长期以来，欧盟以统一市场为筹码，通过单边输出高门槛的市场准入与监管标准，获取全球利润与规范权力，形成了独特的“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并有了欧洲是“花园”、外部是“丛林”的文明优越感。但是“花园”的命脉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提供军事保护伞，允许欧元适度扩张，默许欧盟以规则输出维持全球影响力。特朗普2.0的冲击让欧盟精英猝然意识到，“花园”的地基摇摇欲坠。甚至，他们最深层的焦虑恰恰在于，美国不仅正在弱化其军事保护的意愿，甚至可能在未来的博弈中随时出卖欧盟利益。
面对多重压力，欧盟精英抓住了“中等强国”战略与“可变几何”盟伴思路。这一战略根据不同议题灵活组建合作联盟，为“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在地缘经济层面的灵活运作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然而，欧盟在防务自主路径上法德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共同财政机制的僵局；欧盟内部“一致通过”原则主导的决策机制与“可变几何”战略所要求的高度灵活性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张力。欧洲正在惊醒，但仍旧沉溺在“花园”的优越感中。如何克服“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带来的认知惰性，重新激活欧洲的历史智慧，超越“花园”与“丛林”的二元对立，或许才是欧盟在不确定时代寻回战略主动的真正起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欧洲正在惊醒，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和处境。但这并非“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晓夏深”，如同19世纪的中国在坚船利炮下的惊觉那样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剧变。欧盟精英最深层的焦虑在于，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的军事保护者正在拆解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仅正在弱化其军事保护的意愿，甚至可能在未来的博弈中随时出卖欧盟利益。
对于欧盟而言，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那么2025年开启的第二个任期，则更像是一场撼动地基的地震。2025年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严厉批评欧洲。特朗普的冲击波接踵而至：“关税战”迫使欧盟签订新贸易协定，承诺大量购买美国能源产品（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在处理俄乌冲突时，频繁绕过欧盟与北约盟友；将美国的军事保护转变为“付费服务”，催促欧盟盟国提高军费，优先采购美国武器。2026年伊始，白宫进一步加大了刺激的剂量：1月3日美国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绑架总统马杜罗夫妇，而在部分欧盟精英还在琢磨如何为美国侵犯委内瑞拉国家主权辩护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在宣扬美国将吞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欧盟政治家们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安抚特朗普，最终达成了保留丹麦对格陵兰岛的形式主权的谈判方向。白宫的这一系列操作，的确让许多欧洲精英感到芒刺在背。
正是在困惑与焦虑之中，曾深度参与欧洲金融监管与政策制定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2026年1月20日达沃斯会议上的演讲，引发了欧洲精英们的热烈欢迎。卡尼宣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名存实亡，某些大国“已开始将经济一体化视作武器，将关税作为杠杆，将金融基础设施变为胁迫手段，并把供应链看作是可以利用的弱点”。卡尼引用了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名言“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提出一套“中等强国战略”（Middle Power Strategy），强调中等国家必须实现“战略自主”，采用“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策略，根据不同议题组建灵活的合作关系。卡尼1月中旬果断访问中国并收获了显著合作成果，也引发了欧盟精英的高度关注。
一个加拿大领导人的演讲为欧洲的“觉醒时刻”打上深刻标记，看似令人意外，却有内在脉络可循：卡尼长期在欧洲任职，因而被欧盟精英们视为“自己人”；同时，加拿大作为美国的直接邻居，更深地感受到了“特朗普2.0”的冲击——从威胁加征关税、渲染边境与移民问题，到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更不要说时不时冒出的将加拿大作为“第五十一个州”的言论羞辱。欧盟精英对加拿大“同病相怜”，因而也对卡尼开出的药方深以为然。而2026年1月份欧盟与南美洲最重要的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及印度所推进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被广泛视为实施某种“中等强国”战略的体现。然而，“中等强国”的“可变几何”盟伴思路，究竟是欧盟精英们临时抓到的某种战略思维“救生圈”，还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这一思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欧盟打开新的战略空间？2026年1月21日到2月12日，笔者应邀访问欧洲，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六国学者、企业家、媒体人与政治家开展了一系列交流对话。在密集的调研之后，笔者形成的判断是，当下欧盟所经历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危机，更是其“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中等强国”的“可变几何”盟伴思路，有助于为“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的运作注入某些灵活性，但它本身很难为这一模式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2022年10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称欧洲是“花园”，一个基于规则的空间，世界大部分地区是“丛林”，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博雷利提出“园丁要走进丛林”以避免“丛林”吞噬“花园”的主张，预设了欧洲是人类自由、法治与繁荣的典范，具有引领世界的优越规范力量。在这种想象之中，“花园”是欧盟努力自致的产物，它所遇到的危机，也要靠欧洲的“园丁”积极改造“丛林”来解决。虽然这个二元区分因其殖民主义的历史负担，引发了一些全球南方精英的不满，但恰恰极其精确地表达了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文化上的自我意识。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在《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世界》中讨论了欧盟如何通过“单边的规制全球化”（unilateral regulatory globalization），将其内部标准转化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在其所描述的机制的基础之上，本文将欧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命名为“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欧盟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介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行政干预之间，其基本特征是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规则而为资本积累提供保障，而且还特别强调欧盟规制在空间上的单边域外扩张对于其市场运行与资本积累的关键意义。这个模式的基本机制是：欧盟以自身的统一市场为筹码，建立一套高门槛的市场准入与日常监管规则，域外跨国公司如果要进入欧盟市场，就需要接受欧盟的准入标准，比如说，技术与安全标准、环境与气候标准、数字与隐私标准、供应链与价值观标准（如没有“强迫劳动”）、商业伦理与透明度标准等等。跨国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基于规模效应与合规成本最小化原则，往往放弃多套生产标准并行的策略，转而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其全球生产线中全面遵循欧盟标准。欧盟标准因此获得了全球影响力。这种市场准入与日常监管标准可以变现为非常实际的利润：第一，跨国公司必须向欧洲合规、检测与认证行业购买服务。第二，欧盟设定的环保或安全标准，通常是基于欧洲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当标准变成法律，全球企业不得不向西门子、施耐德等欧洲巨头购买符合标准的工业设备或支付专利授权费。第三，欧盟通过设定极高的合规门槛，对冲了非欧企业在劳动力或资源上的成本优势，为欧洲本土高端制造业构筑了一道隐形的“规制护城河”，从而确保其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利润。
通过推广自己的商业标准，欧盟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推销一套关于权力、权利与市场的特定世界观。比如说，市场本身缺乏清晰的道德观，必须通过法律框架注入实质价值；用户的尊严与隐私高于商业效率；企业不仅要对最终产品质量负责，还要对其全球供应链末端的碳排放、人权状况负责。而何谓道德、人权与最低限度的环境保护标准，其解释权并非基于国家间的合意，而是由欧盟单方面掌握。许多中国网民对欧洲议会辩论“是否只有生理女性才能怀孕”“是否承认跨性别女性为女性”感到滑稽或困惑，但在欧盟内部，这些辩论事关重大，因为人权标准的变化很可能被转化为市场准入与监管标准的变化。
推广欧盟的市场准入标准，就是推广一套特定的世界观。坚持和放弃这套世界观，都会有显而易见的商业后果。博雷利的“花园”与“丛林”的区分，就体现了这种商业化、制度化的欧洲优越论。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花园”之所以看起来是“花园”，是因为美国一度允许乃至希望它如此。长期以来，是美国在暗处真正掌控这座“花园”的命脉。比如说，美国当年允许欧元的扩张，就是因为美国决策者一度相信，统一货币有助于美国降低管理成本，并给美国资本带来巨大的投机和投资机会，但一旦发现欧元冲击到美元的霸权地位，便很快发动对欧元的打击。美国实施关键性的控制，但基本上不以“园丁”自居，欧洲于是心安理得地自视为“园丁”。而当花园的保护者并不希望这个空间看起来像“花园”的时候，“园丁”们突然发现，他们并不掌控这座花园的命运。这正是特朗普2.0给欧洲带来的冲击。
在遭遇特朗普2.0冲击之前，欧盟已经经历了俄罗斯的安全与能源冲击，以及中国的市场竞争力的冲击。这两波冲击给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造成的，充其量是一种“缓释型危机”。
俄乌冲突使得欧洲在战后将近七十年的和平之后，重新面对战争。欧盟的安全感急剧下降，但只要美国在军事和情报上给予稳定支持，形势对于欧盟而言就是可控的。对于欧盟的“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而言，俄乌冲突造成的最大冲击，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切断了廉价的油气资源供应，而无论是从印度转口的俄罗斯油气，还是从美国大量购买的油气，价格都不菲。然而，欧盟的制度设计原本就削弱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协作的“莱茵模式”，面对油气价格上涨，许多金融巨头不仅没有通过信贷支持来帮助产业渡过难关，反而为了对冲自身风险，向化工、电力等产业巨头发起巨额的追加保证金（Margin Call）要求。这导致欧盟的电价远高于中美两国，石化、金属等高耗电的产业在欧洲运营成本高企，也极大程度上制约了高耗电的人工智能在欧盟核心国家的发展。因为电价、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的优势，许多德国中小规模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正在向波兰、匈牙利甚至北非（摩洛哥）转移。相比之下，自21世纪初美国页岩气革命爆发以来，美国本土能源价格保持低位，而美国拜登政府制定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定的大规模补贴和税收抵免政策，也吸引了不少欧洲企业。中国则同时具备低廉的能源价格以及工业部门齐全所带来的配套优势，其结果是以巴斯夫为代表的化工巨头和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制造巨头大幅度增加了对中国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的投入。对欧盟而言，这些当然是肉眼可见的损失，但并非致命。
相比于廉价能源的消失，中国对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造成的冲击更令欧盟精英不安。欧洲发达工业国与中国曾经居于不同的产业“生态位”，与中国产业互补性比较强，向中国出口了大量高附加值产品。最符合欧盟利益的，是一个保持在产业链低端，同时乐于按照欧盟标准开展生产活动的中国。然而，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不仅已经能够生产许多原本需要从欧盟进口的产品，甚至向欧盟大量出口汽车、绿色能源设备等欧洲发达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业明珠”产品。这不仅使得欧盟境内许多产业的高额利润难以为继，更使得欧盟建立的许多工业标准因丧失先进性，而从进攻性变成防御性。同时，欧盟精英也明显感觉到，中国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为后者提供了替代选项，从而提升了后者相对于欧盟的议价能力，降低了他们接受欧盟市场准入标准的意愿。这直接影响了“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发布《中欧战略展望》，提出中国具有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乃至体系性对手（systemic rival）三重角色。在笔者看来，所谓“体系性对手”，意味着中国不仅冲击欧盟的某些产品或某些产业，而且影响到了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再生产。
在拜登任内，欧洲智库进一步渲染中国的经济竞争者与体系性对手形象。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扬卡·欧特尔在2023年出版的《对华幻想的终结：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北京的权力诉求》集合了这一方向上的话语，在欧盟与德国政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指责中国利用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规则壮大自身实力，却没有在政治上向西方靠拢，反而将经济依赖作为武器来反向输出影响。她批评由于德国（以及欧盟）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长期“不设防”，导致欧洲在光伏、电池、汽车工业乃至5G等领域陷入了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欧特尔呼吁对华“去风险”（de-risking），选择性地减少对关键供应链的依赖；呼吁欧洲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政府必须介入关键领域（如芯片、绿色技术）的投资。同时，她也预测：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及保护主义抬头，欧洲若不能尽快剥离对特定供应链的深度依赖，将会面临着美中双重挤压的绝境。
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是欧洲影响力最大的中国研究智库，发布了一系列报告，认为欧洲过去在电信（5G）、稀土和原材料上对中国已经形成“结构性依赖”，因此主张在半导体、AI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建立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但与扬卡·欧特尔类似，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报告也以忧虑的眼光看待美国。该智库曾多次分析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对欧洲产业的“虹吸效应”，认为美国通过高额补贴诱导欧洲关键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本质上是美国对欧洲的产业侵蚀。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前夕，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组织了多次研讨，提醒欧洲决策层，如果特朗普获胜并实施普遍关税，美国将从“安全提供者”转变为“经济竞争者”，欧洲必须在2025年之前加快完善自己的“经济安全工具箱”。
如果美国能够在跨大西洋联盟中扮演稳定盟友的角色，欧洲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与东欧区域的安全挑战还不至于引发欧盟的自我定位的危机。然而，今日的美国已经无法承担按照原有方式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代价。维持跨大西洋联盟需要耗费大量成本，无论是给盟友提供低廉的军事保护，向全球开放国内消费市场，还是大量发放援助项目，支持一系列国际组织。在2024与202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均已经超越美国的军费支出。同时，2025年的十二日战争，为了防御伊朗的饱和式导弹攻击，美国消耗了其1/4的萨德拦截弹库存，显示出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已经难以支撑肯尼迪时期所提出的“两个半战争”战略。而特朗普与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胁迫中国获得现金流的做法遭到重大挫折，因而，最终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不仅要求欧洲盟友更多地承担跨大西洋联盟的运作成本，甚至挥舞镰刀收割他们的资源和财富。尤其是白宫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要求，让很多欧盟精英的心态崩裂。他们意识到，欧盟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交易的霸主。
特朗普2.0的冲击让“园丁们”突然意识到，整个“花园”的地基在摇摇欲坠。这种生存焦虑，集中表达在2026年2月9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报告封面是一头正在横冲直撞的大象，象征着国际秩序正处于一种被“主动拆解”而非“自然更迭”的状态。报告指出，战后秩序的最大威胁不再仅仅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或中国的崛起，而是曾经的“秩序缔造者”——美国。报告指出，在区域安全领域、全球贸易领域以及发展合作与人道主义援助这三个领域，美国都制造了很多不确定性。报告向欧盟各国政府呼吁，停止抱怨，开始行动；打破“工业民族主义”，统一进行国防采购；将乌克兰深度嵌入欧洲安全架构。报告大幅引用卡尼的演讲，尤其是“可变几何”的表述，建议欧盟不应再追求“27国整齐划一”的缓慢决策，而应允许部分成员国在防务和对外贸易上组建“先锋联盟”（Pioneer Coalitions）。
导致“花园”地基问题的，其实是“上”与“下”的关系。欧盟面临的，从本质上说是如何重新打地基的问题。然而，如此表述问题，造成的冲击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在欧盟精英的大部分表述中，“上”与“下”的关系问题，被淡化表述为“内”与“外”的关系——将美国归入“丛林”，作为和其他两个大国类似的外部威胁。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欧盟精英对于美国的定位发生变化，对过度依赖美国的反思就会持续下去。笔者在对六个国家的访问交流中，听到了很多对欧盟历史与现状的解剖。首先是军事，离开美国的情报与武器支持，欧盟很难在战争上打胜仗，因此欧盟需要抓紧时间，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制造自己的武器。还有智库学者对比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三种反应：中国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大力推动基建与工业的发展升级；欧盟则是实行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政府很少投资新的基础设施和新产业；美国的做法处于中欧之间，有选择性地救了一批大公司。其结果是，欧盟在基础设施和产业上趋于落后。有智库学者认为当年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特别是德国政府，遵守新自由主义教条，在低利率时代没有通过赤字财政拉动基建，在扶持本土产业上无所作为，导致美国资本长驱直入，占据欧洲的市场。尤其是在信息产业领域，欧盟在起步阶段的落后，导致后续发展阶段步步落后。
欧盟精英的反思也不会被美国方面的安抚修辞弱化。2026年2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弱化了一年前副总统万斯的演讲论调，渲染“西方文明”的共同起源、基督教传统和跨大西洋血缘联系，称美国是“欧洲的孩子”。然而，欧盟精英们很快看到，鲁比奥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与他们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安抚伴随着明确的与美国政策对齐的要求。慕尼黑安全会议闭幕后的次日，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柏林举行了非正式会晤，重点探讨如何增强欧洲的自主性。而笔者访欧交流中遇到的很多对话者也明确指出，他们也不再寄希望于美国民主党重新上台带来的对欧政策转变，因为拜登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本身就对欧洲的产业造成了很深的伤害，而这些政策具有深刻的美国国内政治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轻易发生变化。
卡尼的“中等强国”论述在欧洲引起的强烈共鸣，体现了欧盟精英自我定位的某种“战略降级”。欧盟（尤其是法、德）一直有着“第三极”甚至“准超级大国”的雄心，现在竟然要通过向加拿大寻求“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来寻求出路，这本身反映了欧盟在硬实力层面的“惊醒”：以往的“第三极”雄心是建立在诸多不可持续的条件基础之上的，一旦抽掉这些条件，欧盟就处于脆弱的地位。
要理解欧盟精英认同的“中等强国”论述，首先要看它的问题意识所针对的对象。很明显，美、俄、中三个大国都被看作是欧洲焦虑的根源。三个国家被视为掌握超常规的资源，决策权更为集中，但同时在行动上不受欧盟所奉行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约束。欧洲精英们不仅因这三个大国的单独行动而焦虑，同时也担心它们彼此之间达成对欧盟不利的交易：美俄已经多次绕过欧盟举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这让许多欧盟精英产生了深刻的“在菜单上”的焦虑；许多欧盟精英看不到中国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的努力，坚决认为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损害欧盟利益；而近来，欧盟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提防中美之间达成损害欧盟利益的交易。一些欧盟智库提醒，要提防美国在对华交往中牺牲欧盟利益，如放宽对华某些技术禁令以换取中国订单，同时通过法律工具继续封锁欧洲的高科技出口，使欧洲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两头受气”位置。
欧盟精英也已经开始反思“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全球南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其面对俄乌冲突时拒绝“选边站”。当看到印度、巴西、南非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不仅不参与对俄制裁，反而增加对俄能源采购时，欧盟的外交官在私下场合曾流露出强烈的愤怒。2022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关于“欧洲是花园，世界大部分地区是丛林”的言论，其实就是这种失望情绪的极致外化。然而，2023年加沙危机爆发后，全球南方的舆论界和知识界严肃地提出了欧洲“双重标准”的问题：欧盟对俄发起史上最严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但在加沙平民伤亡激增、医院和学校被毁时，欧盟却长期连“停火”这个词都难以达成一致。这种落差被一些评论者解读为：在欧洲眼中，欧洲白人的命比阿拉伯人的命更值钱。而对于极度标榜“反歧视”和“多元化”的欧盟精英来说，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是极高等级的心理伤害。
许多欧盟精英也注意到中国提供的“发展优先”模式对南方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担心，如果有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接受中国的技术标准（如5G、智慧城市、支付系统），可能导致欧洲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中被边缘化。在2025年的第七届非盟-欧盟峰会上，欧盟原本准备了一份高达150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非洲旗舰项目清单，试图以此证明欧洲是比中国更可靠的伙伴。然而，欧盟在加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引发了非盟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拒绝在共同声明中写入支持欧盟地缘政治目标的内容。2026年2月，中国宣布对非洲53国实行零关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欧盟对非政策的筹码。欧盟精英现在意识到，他们的道德说教经常遭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反驳，而在利益层面也日益缺乏有力的资源杠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全球南方的能力正在急剧下降。
考虑到欧盟在提供安全保障或巨额无条件融资方面的能力并不显著，很难想象欧盟能将单一领域的合作马上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铁票”。在人权叙事和对俄立场上，印度与欧盟意见并不一致；而在加沙问题上，巴西是欧盟的批评者。巴西和印度等国也在推行自己的“多重对齐”（multi-alignment）策略，在不同议题上与不同大国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欧盟如果指望依靠与它们的经济贸易合作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看起来并不现实。从可操作性角度来看，所谓“中等强国”，更像是一个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概念，与之相匹配的实践，实际上就是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典型的“规则换市场”做法。而“中等强国”论述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合作伙伴的多样性，以及合作实践的灵活性：不是在“规则”上做出原则性让步，而在落地节奏和合规对价上加入灵活性，比如允许合作伙伴“分段达标”落实欧盟标准；比如建立专门机制，补偿合作伙伴因遵守欧洲高标准而增加的成本，在违规惩罚机制上采用更软性的手段；等等。
在全球化处于扩张期的时候，跨国企业愿意为了进入欧洲市场而支付“合规成本”。但在当下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欧盟规则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第一，随着中美博弈加剧，各国首先考虑的是“供应链安全”而非“市场准入”。如果遵守欧盟的规则（如严格的供应链审计）意味着要割裂现有的高效供应链，很多国家和企业会选择放弃欧洲部分订单，转而深耕亚太或本土市场。第二，美国重启激进的关税政策也让许多跨国企业接受“规则换市场”的意愿下降：很多企业发现，为了维持欧洲的高标准，它们不得不放弃成本更低的供应链；而放弃后的利润，又被美国的关税吞噬。这就导致欧洲市场从利润高地变成了成本泥潭。第三，“规则换市场”的前提是欧盟本土市场足够大且技术足够先进，当欧洲本土创新乏力，产业萎缩，它的市场购买力也必然随之下滑；而欧盟在自己并不掌握前沿科技的领域建立的规则，只是“防御性壁垒”而非真正的行业标准，在很多时候恰恰进一步阻碍了创新。
“中等强国”的构想虽然为欧盟精英提供了心理上的救生圈，但当这一战略试图从话语修辞降落到执行层面时，又一头撞上了欧盟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断裂。因为当“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失去外部稳定支撑后，各成员国因其在“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生态位”不同，将产生方向性的分歧乃至结构性的撕裂。
第一，在“硬实力基础”层面，欧盟正陷入防务自主与产业安全的路径依赖悖论。尽管欧盟精英已经意识到长期的“安全外包”使得自身高度依赖美国的武器、情报与训练系统，但在防务独立的路径上，欧盟内部分歧重重。作为欧盟内部唯一的核大国和最强的军工生产国，法国主张建立独立的欧盟指挥体系、独立的防务预算和独立的核保护伞；然而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等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德国的军事装备标准本身就与美国高度对齐，近年来采购了大量的美制装备（如F-35战斗机），这不仅是军事决定，更是对华盛顿的“贡赋”，旨在维持紧密的战略纽带。尽管德法两国目前已经在核威慑领域达成了重要的协作意向，许多德国精英担心，如果通过欧盟共同借债融资发展共同防务，大部分资金会流向研发能力更强的法国军工巨头。此外，为共同防务而接受欧盟的共同融资，还面临着德国基本法框架的限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重申，涉及“主权移交”的借贷必须保留在德国联邦议会手中。德法之间的分歧最终牵涉到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使得欧洲共同防务的建立路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产业安全领域，围绕如何保护欧洲本土产业，各国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法国最为热衷推进本地采购比例规则。而既有的一些欧盟规则（如《净零工业法案》以及在立法过程中的《工业加速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一思路。德国则对强制性规定本地采购比例感到忧虑：第一是担心贸易伙伴发起对等报复；第二是德国企业需要进口全球最廉价、最高效的零部件来维持成品的竞争力。德国总理默茨主张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减少繁文缛节、强化单一市场和实现贸易多元化。瑞典、芬兰、爱沙尼亚等国遵循的是小规模、高度外向型经济的生存逻辑，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对竞争力的影响，担心本地采购要求会导致资源向拥有大型工业基地的国家（如法国、德国）集中，爱沙尼亚等数字化先锋国家担心过于狭隘的采购标准会切断与硅谷或亚洲领先技术的联系，从而在技术迭代中掉队。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欧洲汽车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工厂大量使用来自非欧盟的精密电子部件；爱尔兰等国是大量跨国公司（尤其是美资）进入欧洲的门户，担心强制本地采购会影响本国的营商环境。而这同样反映出欧盟各国对于如何与美国、中国等大国打交道的分歧。
虽然各国在“本地化比例”这种进攻性产业政策上吵得不可开交，但在“保护内部市场免受非对称竞争”这一防御性目标上，共识正在加强。这主要包括《反胁迫法案》（Anti-Coercion Instrument）、《外国补贴条例》（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国际采购工具（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投资审查机制（FDI Screening Regulation）等。这些工具本身就是欧盟维持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的手段。当“欧盟标准”在空间扩张上遇到困难时，仍可以作为一套防御性标准使用。
第二，在“资源杠杆”层面，共同财政的步调不一正削弱欧盟的整体博弈本钱。德国推动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欧盟成员国年度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总额不得超过60%，这导致产业资本遭遇系统性危机时，成员国政府无法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来为银行体系注资，驱动银行去“救”企业；而金融资本预见到政府“托底”能力的受限，不仅没有积极拯救产业资本，而且往往倾向于转向流动性更强、回报更快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或海外市场。由此导致了成员国缺乏资金投入新产业的发展。马克龙希望欧盟能够大规模投资高科技产业，主张在欧盟层面大规模发行共同债券（Eurobonds），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主权债务较重的南欧国家也希望能够背靠欧盟的整体信用，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资金。而坚守财政纪律的德国默茨政府担心这会引发“道德风险”，让某些国家失去缩减债务、提高效率的动力。德国主张对欧盟的预算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将欧盟预算中用于农业的三分之一资金和用于地区均衡的三分之一资金转投到国防和高科技等“战略领域”。然而，作为农业大国的法国又不愿意大幅削减农业补贴。
第三，在“决策机制”与“政治土壤”层面，欧盟也面临着一些系统性僵局。所谓“中等强国”战略要求的高度灵活性，很难在欧盟当下的决策机制中实现。受制于其构成结构和运行规则，欧盟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形成共识，不是长期议而不决，就是决议经常被个别国家否决。在外交、税收与财政等关键领域，欧盟遵循“一致通过”原则，很容易遭遇成员国的否决。《里斯本条约》第7条规定可以暂停严重且持续违反欧盟价值观的成员国的表决权，但该条款的启动，又需要除当事国外的一致同意。《里斯本条约》第48（7）条规定的“桥梁条款”（Passerelle Clauses）允许欧盟在不修改条约的情况下，将某些决策从“全体一致”转向“合格多数”（QMV）表决方式。然而，启动这座“桥梁”本身又需要一致通过，因而从未遭到启用。
欧盟的“政治土壤”也正在发生变化，疑欧势力的政治实力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增长。在法国，疑欧的国民联盟（RN）处于历史性的领先地位。在下一次大选中，其他政党为了阻止国民联盟上台，可能不得不实行结盟的政策，但这也会在以后带来执政联盟内部碎片化的问题。德国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刚经历了联邦大选。疑欧的德国选择党（AfD）联邦大选得票率已稳居第二，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拥有了数位当选的县长和市长，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处于领先地位。在波兰，传统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利用农村地区对欧盟环保政策和农业法规的不满进行反击，有可能在2027年再次将波兰带回“疑欧派”阵营。在捷克与斯洛文尼亚，疑欧的政治势力也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2026年美以伊战争在欧洲所引发的不安全感，也有助于疑欧势力获得更多选民支持。令欧盟精英们欣慰的是，英国“脱欧”后的经济低迷，给很多国家的反建制派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因而目前很少有反建制派政党提出“脱欧”的要求。一些欧盟精英期待德国与法国的反建制派在局部或全国执政后变得更为“建制化”。
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外部震荡，更是其运行模式的内部痼疾。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并非外在于欧盟，而是这种分歧和分裂之中无处不在的影子。霸权运行成本的压力，使得美国不断削减自己对欧洲的责任和义务，但仍然会努力保持在欧洲的一系列特权和影响力。高度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成员国，会更倾向于继续与美国军工复合体绑定，而对欧盟独立防务的兴趣较低；高度依赖美国投资的成员国，会密切关注营商环境是否能够保障美国资本的利润，从而反对欧盟层面提出的一些产业保护政策。美国支持欧盟成员国的一些疑欧政党，同时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影响一些成员国的决策，从而利用欧盟的决策程序，阻碍影响美国利益的重大决策通过。
欧盟的精英们已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并萌生了独立自强的紧迫感，但既有的“中等国家”论述，很难说已经是一套成熟的、逻辑自洽的战略。它如同一套“高耗能”的大战略应用，在欧盟这个由多方协议拼凑而成、底层驱动冲突不断的“操作系统”上难以流畅地运行。决策的缓慢是欧盟运作的固有特征，然而，思想本身完全可以跑得比决策更快一些。当官僚体系仍在为贸易条款的细枝末节争论不休时，欧洲的思想者有必要率先打破“受害者”的心理围城，理解与其打交道的各个对象国的意图、利益与认知方式，并从时间的长河中寻回思考与处理多极世界的冷峻智慧。
欧洲正在惊醒，认识到跨大西洋关系的脆弱性和危险性，认识到自身的“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面临的内外危机。欧盟的制度架构导致了“强共同货币”和“弱共同财政”之间的张力，难以驱动金融资本服务于本土产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使得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诸多政治分歧乃至对立，刚性的决策机制又使得各方经常难以形成具有执行力的共识。廉价能源供给的消失、外部产业竞争的压力，都使得“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面临欧盟制定的规则对外部吸引力下降的危机，而美国的战略转向，更是动摇了“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所立基的跨大西洋联盟稳定预期。面临内外危机，欧盟精英吸纳“中等强国”论述，试图制定新的路线图。然而，这一论述既缺乏对于美、中、俄这三个内部构成与行为逻辑不同的大国意图和行为逻辑的冷静分析和理解，也缺乏对于全球南方的深入理解。在现阶段，“中等强国”的思路更有可能在地缘经济层面得到一定的推进，为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的“规则换市场”实践增强灵活性，但能否转化成地缘政治层面的有力成果，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欧盟战略思维从“惊醒”走向“清醒”的关键障碍，是难以换位思考，缺乏耐心去理解为何他人拥有不同的意图、利益与认知方式。然而，近代欧洲本身曾是一个极致的多极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欧洲曾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处理多极化、结盟与反结盟，以及在利益与价值冲突中寻求动态平衡的经验。比如，19世纪的梅特涅和俾斯麦都是极其冷静的权力平衡者，他们不追求某种永恒的道德胜利，而是通过不断的、灵活的结盟，防止任何单一力量主导区域国际体系。今天的欧盟精英与梅特涅、俾斯麦在气质上已经大相径庭，并不仅仅是因为二战后的“安全外包”导致欧洲精英的政治肌肉萎缩，以至于将19世纪欧洲所熟悉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这样的权力语言视为“丛林世界”的法则。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盟奉行的“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欧盟获得经济利益和全球影响力的基本方式，就是以自身的市场购买力为筹码，推广自己的标准，尤其是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标准。而对市场准入标准与监管标准的辩护，就是一整套关于秩序、权利与文明的观念体系。当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与利润和饭碗高度绑定，认识活动就丧失了灵活性：因为一旦承认其他认知逻辑的合法性，就等同于在欧盟的金融与产业底层逻辑上做出重大让步。当“谈真理伤钱”的时候，真理在很多时候就会为钱让步。
因此，博雷利对于“花园”和“丛林”的区分是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精准的文化表达。欧盟的“觉醒时刻”带来的痛苦是，如果“花园”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脆弱的幻象，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尤其是“规则换市场”的操作模式，应该何去何从？长远来看，如果欧盟市场本身是在萎缩之中，那么其所推广的规则的吸引力必然会下降。因此，在现阶段，欧盟的利益就在于维持和扩大自身市场的规模，利用欧盟既存的市场影响力，抓紧输出一波市场准入标准，或许可以让既有的运作模式得以延续。所谓“中等国家”论述，很有可能被用于这一环节，以增强“规则换市场”运作的灵活性。只要欧盟“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继续运转，“花园”与“丛林”的区分就不会消失。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区分，让欧盟难以从“惊醒”走向“清醒”。
欧洲文明是古老的，拥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以及理解和处理多样性的深厚历史经验。但建立在否定昔日列国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欧盟，仍然非常年轻，它已经形成的“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模式，恰恰使得它具有“修剪”世界的多样性以适应当代欧洲标准的习惯性冲动。作为具有丰富“求同存异”历史经验的中国的思想者，我们不必期待欧洲达到跨文明的深度共情，但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视角：正如近代中国复活了自己历史上的春秋战国镜像，重新思考其与秦汉以下文明逻辑的综合，今日的欧盟也难以回避对自身文明不同阶段的“再综合”。克服“规制扩张型资本主义”在认知上的“修剪”惯性，正视和重新理解欧盟历史上处理多极国际体系的经验，从而超越“花园”与“丛林”的二元对立，将有助于欧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与时俱进，更长久地保持自身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