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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作者:天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第一批观众非常担心这部电影的命运在短短几天后就毫无声息的消失。虽然电影在4月17号已经开始点映,30号正式上映,但因为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的电影本身无明星,无宣发,而且豆瓣直到5号才开分,导致假期口碑一直没破圈,所以五一档票房没沾多少光。直到5月5号中午开出9.0的高分时,票房总共不到6105万。

随后,《给阿嬷的情书》口碑和票房一路上扬,以指数极速度破圈。目前AI预测总票房已达16.22亿,无论最终票房结果如何,这部小成本电影无疑已创造了历史。而广大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认何与这部影片本身的内容同样,足以说明太多问题。
个人认为,这部影片极有可能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电影作品。或者说,它起码跟《流浪地球》《哪吒》和《南京照相馆》等这几年的顶级佳作具有同等分量,对于当下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回答上,还要更具重要性。

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世界经济和地缘局势日趋溃烂,全球同此凉热饱受各种极端思潮困扰,AI的突然爆发正在加速摧毁传统社会生产结构,内外环境的同频共振下,国内发展真正到了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
问题千头万绪,但总结起来不外乎几个大方向。下一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即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道路是什么;新时代的身份认同和共识凝聚和是什么;中国和世界之间接下来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纲举目张,这几个总的方向定下来,各方向的细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起码,如我之前在《危机加速的当下》一文中所说,这个关键时候国家该告诉人们的,是我们未来往哪走,是以何种新的形式在经济社会链条中重新锚定劳动者的位置。总要先把大方向定下来,每个人的努力才不会做无用功。
《给阿嬷的情书》指涉的方向显然是身份认同和共识,但它在用影片本身内容回答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和共识的同时,也用口碑和票房的逆袭回答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在国内被西方极端思潮不断侵染,身份政治现象,性别矛盾现象,本土主义与世界公民主义对立现象抬头的今天,多数中国人还愿不愿意达成和维护共识?是愿意建立和维护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体意识,还是如西方一样,朝着分裂成一堆极化排他性的小共同体,彼此只剩互相攻讦和仇视的方向狂奔?
这次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群体超越了男女,年龄,地域,阶层这些身份圈层,绝大部分观众都给出了近似的高度评价。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性别对立问题凸显的今天,大部分男女观众不光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各自的认同点,也找到了相当强烈的共同认同点。正常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者也大都给出了高度评价。在豆瓣开分之前,本片口碑就已开始在小红书,微博这些平台发酵了。



小红书上一些5号开分之前的评论
可以看到,网络上只有一小部分极端群体还在挖空心思找角度去诟病这部作品(一些例子见之前文章《真正的进步主义,该容得下一封〈给阿嬷的情书〉》)。甚至更有一些奇谈怪论,将当年下南洋群体与现在东南亚的电诈园区关联起来。只能说,当小共同体思潮发展到极端后,为了破坏大共同体的存在基础而走向颠倒解构一切历史现实,走到绝大部分人对立面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限于宣发和制作成本的劣势,本片的最终票房和观影人数大概难以比肩膀这几年那些高票房作品,还有不少观众是因为听说影片太容易催泪而不敢走进电影院,如果最终能过20亿,都已经创造了历史。但其引发的社会讨论和一致好评足以说明,当前大多数良善的普通人仍然愿意维持一个共同的身份,文化与道德信念认同,仍然需要确认多数性的共识。
其实这部作品的表现手法相当之克制,绝不是一部煽情,苦情之作,反而用导演本人的话说,希望观众能被这部电影治愈到。喜欢看动漫的朋友都知道治愈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类别,但国内以往此类作品还比较少。寻求治愈的过程,往往也是寻求认同和共识的过程。

客观来说,当下国内很多对立和极端性思潮固然相当程度上是受西方侵染,但说到底,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很多问题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如何跨过西方普遍陷入的后现代式的颓废和虚无主义陷阱,是新时代交给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所以,很多极端思潮的出现也是内生的结构性因素的产物。人们处于具体的结构和情境中无法挣脱,就容易掉进极端思潮的蜘网之中。
人生来是不能明白自己是谁,是从哪来的,也不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样的共识和认同,只有通过外部情境的反馈,人们才能不断确认为什么“我之为我”。但人作为社会组织动物,寻找共识和认同的需求是天然存在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内外环境胶着的当下,虽然人们在陷入具体的情境性困境中时,经常不由得迷失于身份政治和极化的对立中,但当看到《给阿嬷的情书》这种优秀作品时,内心身处仍能感受到对这种共同体认同的强烈渴望。
只是很多人在被《给阿嬷的情书》感动的同时,可能还是会没有清晰认识到,或者有意无意的不愿承认,这背后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一个现象可以很生动的说明这种情况。一些人在给出好评时,特别强调本片属于一部潮汕“民族志”。但实际上,看完本片并深入些思考后就会明白,这绝对不只是潮汕地区的“民族志”。

这种定义上的错位我觉得有以下几层原因。首先是近年人类学在文化领域的火热,让“民族志”一词成为时尚单品,也造成一些望文生义的简化误读,仿佛“民族志”仅仅是强调某种地域性文化的书写。但实际上从社科角度来说“民族志”这种写作形式发展到今天,尤为强调对人类普遍知识状况与整体人类生存处境的反思。这几年一些服务西方议程的影评人,把“方言电影”解读成对抗中央集权的反抗,已经让”方言电影“收编到了西方议程中了,不能再把“民族志”一词扭曲了。
二是从性别角度上,对本片展现的男女人物的情义作出高度肯定的一些观众,对潮汕社会的宗族结构和婚姻生育观仍然是排斥的,所以需要用民族志这个定义对自己的肯定做出一种区隔和限定。但“做人要有情义”这句话,是只适用于一地一域,还是只适用于男人或女人?它难道只能是某一标签的专属?
然后对于更广泛的观众来说,如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没那么深刻的话,可能会意识不到下南洋这一历史现象与中国整个现代式民族主义的形成是有高度关联性的。
可以说,本片关乎男女又超越男女,从地方出发又囊括整个中国,基于历史又直面当下。
从性别视角来说,有的观众认为南枝和木生之间完全没有情愫不现实,但电影本身表达的重点也根本不在这方面。退一步来说,即使加入一点点这方面的展现,或者在淑柔误以为木生再娶之后,插入一下再嫁的情节可能也并不影响整个故事的结构,但有什么必要呢?不光与主题无涉,甚至在电影之外还容易节外生枝。毕竟今天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敏感肌的人不在少数,舆论本身经常处于非常开放与非常保守共存的奇异二象性里。
创作者更想展现的,是具有共同身份认同和根源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助,信任与坚守,是一种共同身份的群体间该如何相处的理想图景,这里不需要插入什么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之类的车轱辘讨论。
甚至也可以说,南枝对淑柔的守护,也并不能用时下流行的“女性互助”概念来定义。这段关系的过程,展现的是在“做人要有情义”的信念下,两位女性如何用女性的特质来完成对情义的坚守,而并非只是因为对方同样是女性才去帮助守护。就像木生不光帮过淑柔,也同样帮过其他很多人。只是男性和女性的行动特质不同,但对情义的理解是一致的。

现在青年人对“社会”的理解,要么受西方理论影响,先天容易预设“国家-社会”元对立,社会互助被压缩为对国家的回避与抵抗;要么对“社会”的理解是网文里庸俗化的暗黑森林,利益熏心,尔虞我诈,接触社会被简化为“被社会毒打”。显然这两种观念会让青年人对时代,对社会产生深深地无力与宿命之感。这部影片呈现的本土文化资源下人与人的艰难生存与社会互助,或许能让青年人更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淑柔的多年等待则是超越地域视角的一个桥梁。下南洋导致的背景离乡与亲人分隔,在近现代显然不只出现于下南洋,不只出现于潮汕地区,这是广泛存在的,直到建国后很久仍如此。从回归前的香港到周边日韩再到大洋彼岸,哪里没有背井离乡的中国人的身影呢?
比如早年NHK就有一个纪录片,讲述了一个中国父亲去日本打工做厨师十几年没有回国,攒钱供养女儿去美国上大学,后来妻子送女儿去美国在日本转机,一家人才能时隔多年拥有了一次短暂团聚。


这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没法逃避的整体性处境。许许多多的淑柔们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长期的坚守,等候与辛劳,她们的付出同样需要被歌颂,但不能用今天的发达社会和性别主义视角去评判当时的人的付出值不值得,这是面对压迫的后发社会中整体性的生存策略。今天的人们当然很难再忍受这样的处境,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不需要人们再陷入这种处境中。
所以,本片虽然基于潮汕历史文化,但这只是故事的引子,换个背景改改剧情,其情义内核同样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百多年来的背井离乡潮中,下南洋的特殊之处在于因为种种历史和地缘因素,下南洋的侨胞们在当地取得高收入甚至实现阶级跃迁的比例不算低,所以在革命时期和建国后对国内的经济都做出了重要的支援与贡献。南枝与淑柔之间的“侨批”,就从更宏大的层面展现了情义在个体与社会,家与国之间的一体性。
这种家国情义当然不是凭空产生,更不是某种神秘的,天生的“地方文化本质”。以美国华人群体为例,很多人都讨论过不同时代去美国的华人群体间,在身份认同和精神面貌上都具有显著差异。南洋侨胞为何会在革命时期与建国后踊跃捐款,为何片中一再通过学字识字的情节表达“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下南洋群体深度卷入了中国现代民族身份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

本身现代性民族身份的形成中,异域对自身的排斥就是一个民族身份获得的重要过程。只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而且下南洋群体同步经历了近代反抗西方殖民者,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这是中国家国民族观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最关键成型期。
至于建国后南洋侨胞民族身份认同的继续构建则颇为复杂,身处不同国家的华人无法一概而论。简略而言可能是一个上升下降又上升的过程。建国后相当时间内,一方面是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带来的影响和新中国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意识形态辐射,一方面是KMT伪政权经济起飞之前在华人群体中殊无影响力,侨胞群体对大陆的认同仍是主流。
但随着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地区陷入经济危机与民族主义的崛起,华人群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最为严酷的如印尼。随后八十年代是四小龙四小虎们的腾飞,这些都不同程度的造成了华人群体对中国身份认同的分化和倒退。到了今天,我们又再次看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大影响力。无论如何,南洋侨胞们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确实有独特之处,它是反殖,革命与现代工业三者对中华传统家国观的共同改造而形成的。但现代性也不是凭空而来,传统仍是它的地基。我们既要认识到,没有基于现代化和革命改造扬弃的传统文化,很容易沦为像台湾那样遍地牛鬼蛇神;也同样要认识到,没有基于传统的,基于革命的,没有基于共同体的地基,空谈现代与进步只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完全被西方社会定义的现代甚至后现代虚无所夺舍。
这次少部分极端群体与“进步主义者”对《给阿嬷的情书》的不待见甚至敌视就在于此。因为不客气的说,当下已经走火入魔的进步主义,通常是瞧不上不属于现代、消费主义、发达地区的凝聚、团结这种故事的,认为这些落后的,不与国际进步接轨的。

但最终我们看到,即使在“世界公民”与进步主义的大本营,小红书豆瓣这些平台以及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给阿嬷的情书》也完全压倒了那些空谈“进步”的声音。再怎么把潮汕地区说成生殖癌和魔窟,也掩盖不了这部作品的光辉,其内核可以是当前中国人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作为这几天一个极为精彩的对照组,《监狱来的妈妈》不管是西方奖项的“认可”,导演和宣发的“控诉”,还是某明星之类的“力挺”,哪哪都透着一股纯正的“进步主义”气息,然而结果如何?迅速陷入了全民声讨的局面。我们可以断言,当前这种走火入魔的进步主义既没有历史,也想象不了更建设不了未来,他们的命运,只有和西方一道彻底坠入历史的虚无。
批评这种进步主义当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保守主义,正如我们过往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单纯回到保守主义解决不了新时代的问题。但同样,传统元素也不意味着就是保守,我们始终要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然,“保卫现代生活”也可以变成保守主义,“保卫进步主义”也可以变成保守主义。
行文到最后我想再一次重复,《给阿嬷的情书》极有可能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电影作品。它的意义不光在于电影本身,不光在于再一次证明了电影行业低迷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观众的问题,而是在于电影圈有太多没有基本职业道德的遗老遗少。

它的意义更在于当下的中国,大多数群众仍然愿意达成和维护共识,愿意维护一个共同体认同。这又是一次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证明了网上抱团发声的群体和现下沉默的大多数之间,到底谁该有更大的话语权。它的票房和口碑最终能达到的高度,绝对能对接下来几年间的文化和舆论风向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都该去看看这部电影,不光是支持未来可以有更多这样的作品,也是日常沉默的普通人为了不让我们的社会陷入西方式的对立与分裂陷阱,而可以实践的一次话语权力。
PS:本文最开始计划于上周完成,因为各种事情拖到今天。快完稿时有朋友发来一篇海螺Caracoles今天发的学者访谈,看了下发现对影片的高度评价和一些观点与本文不谋而合,这篇访谈很有广度和深度,这里一并推荐下《〈给阿嬷的情书〉:关乎中国电影道路,关乎归属与联结》。相信《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和票房接下来还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