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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甲子光年 ,作者:王博 卫琳聪,原文标题:《为什么中美可以谈农产品、飞机,却很难谈AI芯片?|甲子光年》
为期三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旅结束了,“压哨”随行的的英伟达创始人、CEO黄仁勋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逛了几天”南锣鼓巷,但是官方成果中没有出现AI芯片谈判的成果。
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没有就对中国的严格芯片出口管制进行深入谈判。
“这不是双边会议上的主要讨论话题……我们在会议上没有谈论芯片出口管制。”格里尔说。
格里尔同时表示,黄仁勋确实与中国讨论了该公司的事宜,但没有详细说明讨论内容。他补充说,是否购买英伟达芯片取决于中国。
根据美国白宫官方发布的信息,中国将在2026年、2027年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恢复了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此外,中国已批准为中国的航空公司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
农产品和飞机,仍然属于传统贸易谈判的语言体系。
它们当然重要,但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订单、市场、就业和贸易平衡上。农产品可以对应美国农业州的利益,波音飞机可以对应美国制造业和出口数据。对特朗普来说,这些都是可以被清晰量化、可以向国内选民展示的成果:卖了多少大豆,恢复了多少牛肉准入,签下多少架飞机。
这类交易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可以被定价,也可以被替代。
中国可以买美国大豆,也可以买巴西大豆;可以买波音飞机,也可以买空客飞机,或者继续推进国产大飞机。替代不一定完全充分,但谈判空间始终存在。
AI芯片不同。
“飞机和农产品本质上仍属于典型的商业议题,但AI芯片,尤其是英伟达的H200,已经不再只是普通商品,而被美国视为影响未来人工智能竞争和军事能力的战略资产。”长期关注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对「甲子光年」说。
的确,它早已不再只是一块芯片,而是进入AI时代的能力入口。
谁能获得先进GPU,谁就更容易训练更大的模型,部署更高效的推理集群,支撑更复杂的Agent系统,也更可能在自动驾驶、机器人、药物研发、材料科学、科学计算乃至军事模拟中形成代际优势。
这正是AI芯片和传统贸易品最根本的区别。农产品和飞机可以改善贸易数字,但AI芯片会改变未来的能力分布。
对美国来说,先进AI芯片一方面是英伟达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维持AI领先地位的战略抓手。它背后连接着CUDA生态、服务器、网络、存储、云平台、训练框架和全球开发者习惯。卖出一批芯片,也是在让一套美国主导的AI基础设施继续向外延伸。
可问题在于,当买方是中国时,这种延伸就不再被美国简单理解为商业扩张,而是被重新放进国家安全框架里审视。尤其当AI被广泛用于智能体、机器人、自动驾驶、网络攻防和国防科技时,先进算力就很难再被视为普通商业资源。
所以,中美可以谈农产品和飞机,因为它们仍然处在传统经贸框架中;但AI芯片越来越难谈,因为它已经进入了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和未来产业秩序的框架。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AI芯片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变化。
最初,美国更强调“限制”:限制先进AI芯片出口,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入中国,限制中国企业获得最先进算力。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多轮升级出口管制;特朗普重新执政后,这一方向并没有根本逆转。
但限制越久,一个现实问题越明显:如果完全切断中国市场,美国芯片公司同样会受到反噬。
中国曾经是英伟达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失去中国,不只是少卖芯片,还意味着美国芯片生态可能失去一批重要客户、开发者、云厂商和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完全断供会加速中国国产替代。
这就是美国政策内部的矛盾。
一派认为,先进AI芯片绝不能流向中国,因为这会帮助中国追赶美国AI能力,甚至增强军事和安全能力。
另一派则认为,美国企业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否则中国会更快建立自己的软硬件生态,美国反而会失去长期影响力。
于是,美国对华AI芯片政策逐渐出现一种折中倾向:不是完全不卖,而是在更严格的条件下卖。
H20就是这种逻辑下的产物。
它是英伟达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特供版”AI芯片,既要满足中国客户对算力的需求,又要满足美国监管对性能上限的要求。它天然处在一个尴尬位置:性能不能太强,否则过不了美国监管;性能如果不够强,又难以真正满足中国客户对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
后来,围绕H20又出现许可、收入分成、安全质疑等一系列争议。对中国客户来说,这类芯片即使能够采购,也会面临供应稳定性、安全可信度和长期可持续性的顾虑。
H200的敏感性更高。
相比H20,H200性能更强,也更接近美国先进AI芯片能力序列。如果H200能够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意味着中国客户可以重新获得一部分接近前沿的英伟达算力。
这对英伟达当然是好事,对中国AI企业也有吸引力。
但对美国政策层来说,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H200是一款能够影响大模型训练、推理集群建设和AI基础设施竞争格局的关键产品。它一旦进入中国,就不只是英伟达获得收入,也意味着中国AI企业获得更强的训练和推理能力。
所以,H200的订单很难被当成普通订单处理。
今年1月,在CES 2026媒体会上,提到H200芯片入华进展时,黄仁勋对包括「甲子光年」在内的全球媒体记者、分析师回应:“(中国)客户需求量很大,确实非常大,非常令人欣喜。我们已经启动供应链,H200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目前我们正在处理许可审批的最后细节,与美国政府方面的流程已全部完成——主要就是这三个环节。因此之后,我想我们会迎来一个最佳生产状态。”
黄仁勋同时表示,所有进展都将通过采购订单来体现,“我们不会期待任何新闻公告或重大声明,一切只看采购订单。如果采购订单到来,那就意味着客户已具备下单能力。没错,我想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正期待着这些订单的到来。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实际上已做好充分准备。”

黄仁勋CES 2026媒体会,图片来源:「甲子光年」拍摄
在今年3月英伟达GTC的媒体会上,黄仁勋再次提到了H200入华的进展:“我们已经获得了向中国众多客户销售H200的许可,也收到了来自众多客户的采购订单,目前正处于恢复生产的过程之中。”他特别强调这与此前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供应链正在重新启动,大家很快就会开始听到相关消息。
但是路透社5月14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已批准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的AI芯片H200,但迄今尚未有任何交付,这笔重大技术交易陷入僵局。
这次黄仁勋随特朗普访华,容易让外界产生一种想象:既然英伟达CEO来了,芯片问题是不是可以被打包进中美经贸谈判?
但格里尔的表态打破了这种想象。芯片出口管制不是这次双边会议的主要议题。
这说明,美国真正想做的,是重新定义AI芯片的出口规则:可以卖,但不能自由卖;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必须在美国设定的安全框架下进入;可以服务商业客户,但不能让美国失去对算力流向的控制权。
经历多轮出口管制后,中国企业和政策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认知:先进AI芯片不能长期依赖单一外部供应。
这意味着,中国的应对不只是“等美国放开”,而是在重构自己的AI供给体系。
在孙成昊看来,中美双方对芯片贸易都十分谨慎。从中国角度来说,芯片问题涉及科技自主和产业安全,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重新形成新的技术依赖对中国也并不利。
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中国正在加快自身半导体供应链建设与完善。
IDC发布的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产芯片在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份额已达41%,其中华为昇腾贡献了近五成的出货量。
据彭博社、路透社等报道,2026年,华为昇腾Ascend 950PR芯片计划出货量达75万片,昇腾系列芯片总产能计划扩至160万片。

2025华为全联接大会发布昇腾950PR,图片来源:「甲子光年」拍摄
而在国产全功能GPU厂商摩尔线程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在智算基础设施领域,摩尔线程以夸娥(KUAE)智算集群为核心,构建起适配词元时代需求的高性能AI基础设施。目前,夸娥万卡级智算集群已经成功落地,多项关键指标达到国际主流水平,在Dense大模型训练中的模型算力利用率(MFU)达60%,在MoE大模型上达40%,有效训练时长达90%,训练线性扩展效率达95%。这标志着摩尔线程已具备支撑超大规模模型稳定训练的硬核实力。
「甲子光年」认为,未来几年,竞争会越来越变成两套AI供给体系的竞争。
美国的优势在于前沿模型、先进芯片、云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全球开发者生态;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工程效率、应用场景、制造体系、开源扩散和政策组织能力。
AI芯片之所以难谈,正是因为它处在这两套体系的交叉点上。对美国来说,芯片是维持领先的战略抓手;对中国来说,芯片是必须突破的瓶颈,也是倒逼系统重构的起点。
所以,中美真正难谈的不是某一颗H200,而是AI时代的算力控制权。
我们发现,中美之间另一种状态正在形成:有限接触。
所谓有限接触,就是中美仍然会谈,企业仍然会往来,贸易仍然会恢复一部分,投资机制也可能继续搭建,但最核心的AI能力不会重新回到无条件全球化。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告诉「甲子光年」,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后,芯片贸易可能出现有限、个案式的商业安排,但不太可能改变美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的大方向。美国仍会把高端AI芯片、算力和半导体设备视为战略竞争核心,不会因为一次会晤全面放松。
这就是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AI竞争的真实状态:不是完全脱钩,也不是重新拥抱,而是在接触中设限,在设限中交易,在交易中继续竞争。
中美AI竞争已经走过了“能不能卖”的阶段,进入了“在什么条件下卖、卖给谁、卖到什么程度、由谁来定义规则”的阶段。
这不是一次访问能解决的问题。它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需要长期探讨问题。
(封面图来源:「甲子光年」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