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0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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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过去几年，很多人都感觉到世界在变坏。关税越来越高，供应链在断裂，盟友之间互相加税，WTO好像变成了一个没人去的空房子。
这种变化已经明显到不需要论证了。中文世界把它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
问题在于，共识只停留在"变了"这个层面。往下一层，对"为什么会变"的解释，分歧大得惊人。有人说这是东升西降、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有人说如果不是特朗普这个人，全球化不会退潮退得这么快。这些解释各自抓住了某些现象，但它们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最近发表了一篇只有七页的论文，标题就叫《一个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an Era）。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长期研究全球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和贸易政治。弗里登最擅长的不是追逐新闻，而是在别人盯着每日头条的时候，把目光拉回到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国际经济史里，看制度怎么形成，又怎么崩塌。
这篇论文做的，就是对上述两种流行解释的精确反驳。
美国没有在衰落，特朗普也不是原因本身。真正在走向终结的，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美国领导加多边制度约束"这个组合。不是特朗普又加了几项关税的问题，不是WTO又被冷落了一次的问题，而是维系这套秩序的基本预期，已经开始系统性地瓦解。
这件事听上去是国家间的博弈，离日常生活很远。但它的后劲，最终会沿着供应链、汇率、物价和就业，一层一层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更深处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失去一种出生时就已经拥有、以至于从来没意识到它需要被维护的东西：一个可以预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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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弗里登的论文，表面上在谈关税、WTO、多边主义和美国领导权。但它的真正主题更深一层：国际制度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如何死亡的。
他引用了国际政治学里一个经典定义。制度的生命不在纸面规则上，而在行为体对彼此行为的稳定预期中：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让各方都能预测对方接下来会怎么做。
这句话听起来抽象，但放进现实就非常具体。
WTO的规则至今还在书面上，它的条文没有少一个字。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相信，美国会无视WTO；如果各国开始预期，美国随时会绕过多边机制，用双边威胁、歧视性关税和政治交易来重新安排经济关系，那么这套制度实际上就已经被掏空了。
区别就在这里。一次违规不叫制度终结。一个大国偶尔搞保护主义，不会推翻整个秩序。但当核心国家反复、公开、系统性地否认原有制度原则，其他国家就被迫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制度的死亡没有追悼会。它发生在最后一个国家决定不再按旧规则行动的那一刻。
想一想，这和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很像？
一个房东和一个租客签了合同。合同里写了租金、期限、维修责任。但每次房东来收租，都找理由加几百块；每次水管坏了，都说"你再等等"。租客一开始会忍，但忍到某个点，他不会再按合同预期来做事。他会找下家，会拒绝沟通，会开始保留证据准备撕破脸。
合同还在，但"合同能约束行为"这个预期，没了。
这个逻辑从两个人的租约一直通到两百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体系。我以前讲过一个类似的观点：真相从来不是自然的默认项；和平、繁荣、可以预期的秩序，这些东西不是空气，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能享有的。它们是需要制度和文化共同维护的脆弱例外。
弗里登说的"稳定预期"，本质上就是同一类东西。一个国际经济秩序能维持八十年，靠的不是纸上的条文，是足够多的人相信它会继续。一旦"相信"崩了，文本再好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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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登把镜头拉回十九世纪。
那个时代常被叫做"第一次全球化"。金本位连接了主要经济体，欧洲人可以自由迁徙到世界几乎所有地方工作和生活。按某些指标看，当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可能比今天还要深。
经济上，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穷国追赶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追赶富裕国家。但弗里登没有美化那个时代。那同时还是殖民帝国主义、童工和血汗工厂、欧洲农业大危机的时代。
关键不是"旧全球化有没有问题"，而是它明明创造了整体增长，为什么还是崩溃了。
表层答案是一战，但弗里登给出的深层解释更有穿透力：国内政治变了。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没有普选权，或者民主程度很低。农民、工人和城市中产承受着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全部代价：通缩、工资被压、失业、财政紧缩。但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发言权。精英阶层可以把全球化纪律强加给这群"政治上不存在"的人。
一战改变了一切。各国政府为了争取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对战争的支持，向劳工力量做出了大量让步。战后，社会不稳、劳工力量增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压力，一起推动了普选权的全面扩张。到1920年代初，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普选。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农民政党进入了议会甚至政府。
旧精英突然发现：过去可以强加给无权者的那些经济纪律，现在行不通了。承受全球化代价的人有了选票。
英国1925年恢复金本位，结果引发了大规模总罢工。1929年之后，经济教条全面失灵，选民拒绝继续忍受旧式通缩和紧缩。随后是大萧条、贸易战、货币战，最后是另一场世界大战。
弗里登想说的是：古典全球化不是被外敌打败的。它的国内政治地基被挖空了。全球化创造了红利，但红利的分配从来没有说服过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当他们拿到投票权，旧制度就不可持续。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引用过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大西洋月刊》写的长篇分析。卡根说，十九世纪那些怀念"大国协调"的人，完全忘了那个时代有多血腥：克里米亚战争死亡五十万人，普法战争在一年内造成超过四十万人死亡。几乎每十年就有一场涉及两个以上大国的全面战争。
卡根讲的是国际层面的残酷。弗里登补充的是国内层面的断裂。两者拼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画面：一个全球秩序要崩塌，从来不是单一层面的故事。外面在打仗，里面在翻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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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典全球化崩溃之后，二战后的那代人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们建立了一套新秩序，也就是广义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弗里登强调了一个要点：战后这套秩序不是简单恢复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它是一种妥协，保留国际经济整合的好处，但用福利国家和社会保护机制来缓冲全球化对国内社会的冲击。
换句话说，战后秩序之所以更稳定，不是因为它更"市场化"，恰恰是因为它给市场加了一把安全网。它承认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有价值，但也承认民主国家必须保护自己的工人、中产和农民。
这套秩序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美国领导，以及多边制度对美国领导的约束。
这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笔很务实的交易。
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稳定的货币体系、开放的贸易市场、安全保障。它愿意这么做，因为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它能从全球稳定中获得最大份额的好处。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主导，是因为多边制度提供了某种"保证金"，这些制度被设计来限制美国滥用优势的可能。
弗里登归纳的战后秩序核心公式是："由多边主义约束的美国领导。"
我在解读卡根文章的综述中详细讨论过这个概念。卡根把它叫做"大交易"（grand bargain）。美国的盟友在这场交易里赌了两件事：一是美国会在需要时保卫它们；二是美国不会利用不成比例的实力欺压它们以自肥。战后八十年里，大多数时候两个赌注都赢了。
但这也意味着，今天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仍然强大。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量、最深的金融市场、最强的军事投射能力。
问题在于，它还愿不愿意做"被约束的领导者"。
如果美国只想保留领导带来的好处：主导规则、设置议程、享受霸权红利，但拒绝接受多边制度对自身的约束，那么"大交易"的地基就裂了。其他国家没有理由继续接受一个不受规则约束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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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个逻辑更具体，弗里登拿出两个历史上的精确案例。
第一个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瓦解。
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美国是整个体系的锚。制度隐含的前提很简单：美国会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提供一个可靠、安全、可预测的货币锚。
但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通货膨胀明显高于主要贸易伙伴。法国人公开抱怨美国滥用"过度特权"，印自己的钱让全世界买单。1971年8月，尼克松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通过紧缩政策来维持美元与黄金的承诺，代价是打击经济、影响1972年大选；要么直接关掉黄金窗口。
尼克松选了后者。他记得1960年经济降温让共和党输掉了选举。
弗里登的结论毫不含糊：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不是被抽象的经济规律自动摧毁的。它是被锚定国美国的国内政治现实摧毁的。
第二个案例是欧洲货币体系。
1979年建立后，这套体系逐渐变成以德国马克为中心。成员国接受这种安排，是因为它们相信德国央行会始终保持低通胀和货币稳定。但两德统一后，德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反通胀政治压力，央行把基准利率从不到4%一路加到超过9%。整个欧洲被拖入衰退，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5%。
从其他欧洲国家的角度看，德国作为区域锚定国，因本国政治经济压力，背叛了伙伴国对它的预期。经过两年的挣扎，一些成员国最终选择打破与德国马克的挂钩。
两个案例揭示的规律完全一致。霸权国或锚定国建立的制度，从来都是自利的，它服务于自身利益。但它必须同时包含一个隐含承诺：我会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你们的利益。一旦霸权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力量迫使它违背这个承诺，制度不会慢慢凋零。它会断崖式崩塌。
这和当代的关联再直接不过。美国曾经承诺提供稳定、开放、可预测、受规则约束的领导。如果它因为国内政治压力转向单边主义、双边交易和歧视性关税，其他国家必然重新评估一件事：旧的那套承诺，还在不在。
正如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有学者在《末日循环》一书中指出，美元体系虽然漏洞百出但缺乏替代品，全世界被锁在美元陷阱里。
但这恰恰说明，旧制度可能正处于一种"技术性存续而预期已经瓦解"的状态：账面还在运转，但没人再相信它会长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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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弗里登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愿意推倒自己搭建的秩序？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其实已经有能力接过英国的全球领导权。威尔逊总统推动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但1920年的美国选民明确拒绝了这套国际主义方案，转身选择了孤立主义。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如果当时美国承担了领导责任，两战之间的很多灾难或许可以避免。
二战后美国之所以愿意扮演霸权角色，冷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与苏联的紧张升级，让美国政府有了一个可以拿去说服公众的理由：参与全球事务是国家安全需要。没有这个理由，当时的国会和选民不会接受美国大规模卷入欧洲和亚洲的防务承诺。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个国内政治基础开始反向运转。
大量高薪制造业岗位流失，国际贸易和投资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原因。这种不满集中在美国的工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和上南部。而这两个地区恰好是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受损最深的选民，成了全国政治中最关键的选民。
2016年总统选举是一个转折点。弗里登特别指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在贸易议题上的竞选演讲，几乎难以区分。一个左翼，一个右翼，在全球化问题上说出了几乎一样的话。两人都在去工业化地区和工人阶级选民中表现最好。
这意味着反全球化并非特朗普一个人的怪癖，也非右翼民族主义的专利。它是横跨左右两翼的、有真实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介绍过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观点。他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连串的制度更替"，每一个旧秩序的崩塌，都不是靠修修补补救回来的。深层危机和社会反抗的冲击，让整个旧体制丧失了"自我再生产能力"。
弗里登没有贝克特那么宏大的叙事跨度，但他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展示了同一件事：美国社会里支持全球经济参与的联盟被削弱了。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反国际约束的政治力量已经进入了国家权力中心。
这张牌桌上真正决定牌局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倾向，而是谁在承担全球化代价、这些承受者又拿到了多少政治权力。当被牺牲者拥有选票、能组织政党、能影响选举时，任何制度，无论它曾经创造了多少总量增长，都会变得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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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多边贸易体制不是什么新现象。弗里登指出，至少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对WTO的一些运作方式不满。反倾销计算中的"归零法"争议，对中国是否遵守入世承诺的质疑，都不是最近才有的。
但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件与前任完全不同的事。
它不是指向WTO的某个具体条款或某个具体争端，而是在多个维度上系统性地、公开地全面否定多边制度的基本原则。
最清晰的例子是2025年4月宣布的"对等关税"。这种关税因国家而异：同一个商品，从不同国家进口，税率不同。这直接违反了战后贸易体系最核心的一条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也就是关税不能因为来源国不同而有差别。
这条原则的意义远远超出技术便利。它构成了战后贸易制度的核心预期：所有参与这个体系的国家都相信，彼此的贸易政策会按非歧视原则来制定。GATT和WTO八十年来的所有规则，都是围绕这个基点搭建的。
违反最惠国待遇本身不是史无前例。过去也有过例外条款和特殊安排。但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对原则本身的公开否定。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所说的"某种全球经济大重组"，不是修辞。这是一个信号，告诉全世界：美国要的不再是修补旧规则，而是换一套全新的玩法。
对此，多位学者有类似的观点：秩序不是自己在"衰落"，它在被"主动拆除"。旧的势力范围划分至少有谈判、有边界、有纪律，而今天的新势力范围，用塔夫茨大学教授莫妮卡·托夫特的话说，"只有势力范围的逻辑，却没有势力范围的约束"。
弗里登的分析和它完全互补：约束的消失，恰恰是因为提供公共品的那个国家不再觉得"被约束"对自己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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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已经陷入困境十多年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数年的疫情、各国选民对建制政党和政治机构失去信心、越来越多人把全球化和多边机构视为对主权的侵蚀。这些矛盾不是特朗普制造的，他只是把它们推到了前台。
但推到前台这件事本身就改变了游戏。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政府，已经违背了交往对象对其行为的长期预期。世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根据新的预期来调整政策。
旧秩序不是在"承受压力"。它已经走到了末端。
论文的最后，弗里登并没有画一张未来的蓝图。他的谨慎态度恰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旧制度正在结束，但替代它的制度还没有成形。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方向，不是单一的新秩序。是几种同时并存的碎片化安排：
美国主导的双边交易秩序，区域化的经济防御圈，以国家安全为绝对优先的贸易体系，以及一个名义上保留多边框架但实际上各方都在例外化和武器化的混乱状态。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一个世纪前的动荡时期说过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旧的已经死去，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现象就会发生。"我在多篇文章中都用过这句话，这一次依然适用。
弗里登没有明确引用葛兰西，但他的论证指向同一个位置：我们正处于旧均衡已经失效、新均衡尚未建立的那个裂缝里。
他最深的洞察隐藏在冷静的叙述里。全球化不是因为没有创造增长而失败。相反，它创造过惊人的增长，但增长从来不能自动解决分配。而一个不能说服被牺牲者的制度，无论账面上的GDP数字有多好看，最终都会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政治合法性。
关于美国的斩杀线，这是我看到的最深刻的一篇
结语
弗里登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不是新的事实。它是一个让人重新理解所有这些新闻的框架。
战后秩序的真正核心，从来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不是WTO这个机构的存在，也不是美国霸权有多大。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组合：一个强大的霸权国家，愿意通过多边制度来约束自己行使霸权的方式。
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发明。强大者自愿捆住自己，被领导者因此愿意服从。这个悖论定义了战后八十年的全球繁荣。
一旦"愿意"消失，剩下的就是一个单纯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一个不再自我约束的超级大国，和一个没有人再相信的规则体系。旧制度不可能照常运转，因为它运转的前提已经被抽走了。
这里有两种常见的误判需要纠正。
第一种是认为旧秩序的瓦解是一个"美国衰退"的故事。美国的经济体量、金融深度、军事力量和科技优势没有消失。变化发生在更深的地方：美国国内政治中，支持承担全球领导成本并接受多边约束的那个社会联盟，已经瓦解了。
第二种是把这一切归结为某个政治人物的个人风格。弗里登花了整篇论文告诉你，从古典全球化的崩溃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瓦解，每次国际秩序更替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机制：国内承受代价的人获得了政治权力，旧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失去政治可行性。特朗普是结果，是加速器，不是原因本身。
我们正活在一个时代的收场里。最需要被重新理解的事情，不是美国变得更弱了，也不是世界变得更乱了，而是美国未必还愿意做曾经那个既强大、又愿意被自己建立的规则捆住的美国了。
这件事的后果，正沿着供应链、汇率、物价和就业，一层一层地传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