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获得自由后，我们为何依旧孤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幕味儿（ID：movie1958），作者：Yinanaa，原文标题：《田园女权电影？呵呵。》，题图来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国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视作品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

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如丹麦电影《爱在你手心》、《第二次机会》和瑞典电影《宾馆》（“机械姬”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预期时间剖腹产而抑郁的新手母亲）。

而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

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仅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还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有力竞争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

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

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她也尝试写作。她的男友阿克塞尔（Aksel）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

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

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这样的关怀和羞耻感在当今北欧年轻人中极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

对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东亚女性在层层期（束）待（缚）中的状态是消极、倦怠而无从逃离的话，那么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这个动力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一位女性不再受到来自宗教或礼教传统的显性束缚，也不受到与权力关系相伴的隐性束缚，当她在身体、性、亲密关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绝对自主时，她为何仍怅然若失，时时需要从一个人身边逃到另一个人身边？

这种飘零的、无依无靠的感觉，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写照：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轻易结束。曾经人们以为神圣和庄严的纽带，现在都瓦解了。失去了这些坐标的女性，该如何定义她自己呢？

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节，朱莉感到脚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终于无立足之地而飘荡。在幻觉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样子：经过哺乳的乳房严重下垂，四肢骨节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皱纹一层层耷拉成一片片臃肿。

清醒后，恐惧的朱莉披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里寻求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当然也是暂时的——朱莉随后就会发现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尔那般能欣赏她的作品。但显然阿克塞尔也不是一处可以永久停驻的港湾，因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驻于任何一处港湾。

如果不是女主角（现在是戛纳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种惊人的天真和坦诚（如她笑着承认自己需要确认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角色恐怕很容易被骂“矫情”和“作”。

尽管如此，豆瓣评论区亦有不少人批评其为虚弱的“田园女权”，批评其恃靓行凶，心智停留在儿童水平云云，甚至连女主最终成为摄影师也解读为给画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权的力量。

这样的争鸣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因为它反映出的与其说是某种原教旨的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与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差异：在这个地球上，当一些女性在争取被动的自由时，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动的自由。

后者可能因为对我们过于陌生而显得荒谬。而这样的探索哪怕看起来矫情、虚弱，如无头苍蝇般无处着力，也依然是珍贵而有其启迪意义的。

何况这样的探索明明是有现实根基的。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远方早已不是远方，他人的生活同样能在本土激发新的震荡。正如笔者本人的遭遇：

笔者在丹麦居住时的房东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在那年的圣诞节他告诉笔者，年轻时他曾订婚，却终于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逃婚。

彼时彼刻，他的朋友们都和家人庆祝圣诞，他只能和年迈的母亲形影相吊。他由是叹息自己必须为年轻时的选择承担今日的孤独。

他又告诉笔者，他的部门有多位专注事业的女下属在步入四十岁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义开始疯狂想要结婚生子。但结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听到这两件事的那一刻，笔者确实震惊了——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女性面临的生育选择竟然有这样一个向度。这是二十多岁的笔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问题或许不再受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的宰制，但生育问题仍和对衰老、死亡、孤独相连，和时间的不可逆转相连——在我们那单行线的生命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横跳、甚至自己打脸的尴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实样子。

于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和《盲视》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问题背后的死亡焦虑。而死亡焦虑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贯主题——时光流逝，墨水会流干，画纸会烂，人的肌体会形销骨立（如阿克塞尔患癌症后的样子），艺术家的创造力会干涸。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承载着某种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立言”），而这样朝向永恒地凝视反而确证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艺术的尽头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着我要活着那一天，正如影片结尾处，阿克塞尔坐在车上向朱莉痛苦诉说，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无能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铭记，不想作为记忆被你铭记，我想活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死生亦大矣。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朱莉拼命从阿克塞尔那儿寻求确认（“你将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却在阿克塞尔去世后流产。

——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那种“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叙事，被本片无情打断。（而可资对比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浓墨重彩刻画或轻描淡写带过的死亡远远多于新生，甚至没有新生。）

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结。如果多数婚姻是在孩子的润滑作用下维系的话，那么一个人晃晃悠悠也未尝不好？在影片的结尾，成为摄影师的朱莉发现前男友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已和别的女人生育孩子。但她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神态。

影片终结于朱莉的孑然一身。而孑然一身却未必是孤独。它也许是自给自足。谁说女性的自给自足不是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内文配图均来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幕味儿（ID：movie1958），作者：Yina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