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厂裁员后的五年，我曾带着伤疤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未未，编辑：江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12月，乐视宣布了全员涨薪，等到月底，乐视视频的 Logo下又新添了一句话：关键控好资金链。

如同一场黑色幽默。毫无疑问，它影射的是五年前。崩于资金链的乐视，付出了老板“跑路”和裁员70%的代价。当年夏天，北京上空飘满了乐视的简历。

五年后，乐视的故事已经无人问津，震荡的中心转移到了后厂村。互联网下行周期的雾霾笼罩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快手、爱奇艺、滴滴以及他们背后更多中小厂，都先后传出了裁员的消息。

这些被裁掉的互联网人，他们对于大众的最后意义，似乎就是以突然的离开，证明互联网的残酷真相。他们留下了情绪，留下了话题，除此之外，无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去向。

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重走了一遍前乐视人的老路。

我们找到了乐视裁员潮中的小梦。五年前她收到的唯一赔偿是一部黑色乐视手机，这还是领导自掏腰包给买的。物质损失并非全部，她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推入更深的隧道——无法信任公司制度、社交焦虑、逃离互联网信息、以及不论在哪工作，都会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

当曾经坚固的世界风消云散，昔日的“螺丝钉”们该如何构建新世界？她至今还在找答案。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螺丝钉

“我不知道乐视的资金链是怎么断掉的，我也不知道贾跃亭是不是个骗子，他回不回国我更不知道了，这么宏观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当时只是里边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哈哈哈。”

这是我离开乐视的第5年。当新认识的朋友得知我在乐视工作过，不等对方提问，我就会“官宣”这番声明。

这是被太多人问过之后的条件反射。

现在我已经可以心态平和地说，“哎呀我当时就是一个小设计，公司层面的事儿，我还都是从媒体知道的。” 但在刚刚离职的第一年，被人问到时我总是很愤怒，甚至还和一位同学绝交了，因为他总是转发一些乐视的负面新闻给我，还配上几句自己的评论。在第四次的时候，我翻了个白眼，删了他的微信。

我当时确实很烦躁。

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居然在离开时才发现自己的无知。虽然在乐视工作了一年半，但我似乎对这家公司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一直到2016年出现“裁员潮”的时候，我还坚信那是竞争对手派来“黑”我们的。毕竟，当年2月，我们刚刚在五棵松开过一场极有“排面儿”的“演唱会”，那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参加过最“烧钱”的年会。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活动当天，大家都无心工作，忙着讨论几点出发、各自位置、散场后如何再组织部门活动。所有人都很兴奋。

五棵松体育馆是2008年奥运会新建场馆之一，但乐视在2016年1月冠名了它，改为“乐视体育生态中心”。在这样的场馆里开一场年会，这对于任何一家私营企业来说都意义重大。

2月28日下午，我们早早从乐视大厦出发，来到体育馆。走进馆内，一抬头，我就看到了“乐视生态”几个大字，旁边还摆放着醒目的乐视Logo。

作为螺丝钉，我与有荣焉。

那晚的节目很多，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贾老板的献唱。“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当贾老板唱到高潮时，全场的氛围也达到了顶点，掌声、伴唱和欢呼声，交杂的声浪从围绕着舞台的观众席上涌起，所有人都举起手里的荧光棒晃动配合。

我也赶紧拿出手机拍照，配文：“年会。”一起上传到了朋友圈，当然，发布的时候没有忘记附带一下五棵松的定位。

那条朋友圈很快就收获了数十个点赞和评论。而当时，我的微信好友还不到300人。

一切的骄傲放纵，尽在不言中，毫不夸张地说，乐视当时就是我心里的纯净花园。那时的我不会想到，这条朋友圈会在不久之后被我锁上，乐视会因为缺钱，提前终止与五棵松的合作。

而我这颗螺丝钉，也会被甩进命运的漩涡。

2. 信任

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乐视某子公司的品牌部。

相比其他部门的同事，我对公司品牌的信任感更强。后来我看到大家开始讨论互联网大厂的“内卷”，特别有感触。很多自发的内卷其实是建立在对公司的信任之上的，是公司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让身在其中的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卷，就会有足够好的回报。

我当初就是对乐视生态的坚固充满了信心，迷之信心。

这些信心，是被无数触手可及的细节堆积出来的。比如，在东四环乐视大厦的正门前，印有彩色乐视logo的旗帜围绕着红色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空中；跟我共事的同事里，很多都来自 BAT，他们都是因为看好乐视发展跳槽来的。

薪水自然是信心最结实的基础。我跳槽到乐视，薪水接近翻倍，以前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的新工作后，都会夸张地道贺，这让我更加坚信，公司的实力足够打造贾老板口中的生态。

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暗示着“明天会更好”，也让人愿意“敬业”。只要顺着这个体系生存，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这是我们这样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能改变境遇的最靠谱方式。

我确实也很努力。

按照规定，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吃完午饭，我偶尔会跟同事一起在楼下散步，但会时刻关注着手机，查看微信群里的需求。

“这个项目是临时决定上线的，你这边能不能优先做一下？”作为设计，我经常接到这样临时插入的需求。这就像一道诏令，不管我当时在哪里，都会马上赶回工位干活儿。不能因为我的效率影响了整个项目上线，这是我对敬业的基本理解。

我的同事们也大抵如此。大家身上也有这股劲儿。大厂的空气里，似乎充盈着随时触发紧迫感的魔力。我很快形成了随时在线的习惯。每天早晨被闹钟叫醒后，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关掉闹铃，而是看工作群里的新消息，再去公司内部邮箱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

在这期间，闹钟就在一边叮叮咚咚继续响着，不悦耳的铃音提醒着我时间正在一点点流逝，连带着阅读和回复的速度也被加快了。

2016年11月，我收到了贾老板的那封内部全员信，他对公司的快速扩张进行了反思，并表示自愿永远只领取公司1元年薪。我被打动了。我和不少同事还在坚信，波动只是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那封信发出去不久，还有离开的同事跟我聊，想等时机合适再回来。然而，情况开始急转直下，2017年春天，公司门口开始出现了举着横幅讨债的供应商，更大的“风波”接踵而至。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在讨债人愤怒的注视下开始，压抑和恐惧，逐渐侵蚀了曾经牢固的信任。

5月，我和几位同事向部门领导提出了离职。

领导让我们等一等，他上楼去“堵”我们所在分公司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在“裁员潮”爆出后才刚刚上任的。到了这个时候，老板都是躲着我们走——担心我们提离职和赔偿。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等消息。有人提议，不如一起来把王者荣耀吧。在共事一年多后，我们聚在一起打了第一把5V5游戏。等手机打到没电，领导带着老板出现了。“乐视正在最困难的时间，所有的生产线都已经停工了，但希望品牌部的大家可以多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位在舆论环境下的努力。”

从未谋面的新老板，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对我们发出恳求，不久前，这里还坐满了加班的同事。

3. 自由

2017年6月，我正式离职了。裁员潮最后席卷到了品牌部。离开的那一天，我没有拿到N+1，甚至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有如数结算。一台黑色乐视手机，是对我过去一年半的唯一补偿。

我坚持没有使用那部手机，把它放回了老家平顶山，后来姐姐手机坏了，在新手机到货前，暂时使用了一段时间。半个月后，它正式退休。至于和公司签好的赔偿协议，至今没有兑换。

离开乐视后，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没有上班。

需求没了、周报没了、就连不定期的全员邮件都没有了，大段的时间被空出，某种意义上，我获得了毕业后难得的自由，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时刻回复信息的习惯。当时我天天躺在床上打王者荣耀，但在回血的几秒钟内，我会快速切回微信，看看有没有人来找我。

不过，对于大部分信息，我都选择不回复。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武汉来北京，来之前给我发微信约见面。我看到那条微信后，继续切回了王者荣耀。

我不是讨厌他，只是单纯的，丧失了与人交流的兴趣。准确地说，我对外界一切都丧失了兴趣。

我被孤独包围了。

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曾描写过大街上的现代主义：“我急冲冲地穿过林荫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这段描写后来被美国作家马歇尔·伯曼引用进了自己的新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

在伯曼看来，被抛入车流中的行人，与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在进行着孤独的抗争——从乐视离开的很长时间里，我都陷在这种孤独的抗争里。

我不想继续在北京找工作，乐视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工作失去了安全感，“乐视都这样了，我还能去哪呢？”大部分时间，我就躺在家里，平均一周打开招聘软件，象征性地看一眼。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个月后，我决定回家。

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子，收拾行李，回到老家平顶山，想找家培训机构当美术老师。但我很快发现，老家没有我想要的自由。面试我的老板绘画水平还不如我。当他给我开出月薪1000元和不交五险一金的待遇时，我觉得我们没了再谈下去的必要。

再次离开家的导火索，是邻居和我妈的一次对话。

“她该不会在北京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问题了吧，染了一头灰毛回来，也不上班，打算靠你养吗？”邻居在客厅压低声音问，我妈也压低了声音回答：“反正也管不了，凑乎过吧。”

31岁、未婚、失业，这在河南的小城市，的确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在高三那年就离开了平顶山跑到北京学画画，那时我19岁。之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工作。“北漂”十年，我就是为了回家给别人当“反面教材”的吗？

就这样，我重新回到了北京。那是2019年5月，我在最短时间内，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

公司不大，选择那家公司是因为我觉得面试官（也是我后来的领导）人很好。面试结束后，她亲自带着去楼上找hr，进行第二轮面试，又在我面试完准备回家的时候，告诉我哪条路容易堵车，我怎么回家会比较方便。

进乐视前，我看重平台，现在我更在意职场环境。

4. 梦醒

不过，在制造业的那份工作，我还是只坚持了4个月。因为我的工作内容不只是设计，还要跟合作方对接，到后来，我甚至还要写文案。

杂乱的工作内容和不明确的考核标准，让我很难像过去一样梳理自己的业绩。我的恐慌和焦虑再次被激发。

办离职的那天，领导还是和第一天面试那样，送我进电梯。“公司在发展到不同阶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求，你趁这段时间可以先想一想自己的需求。”

我的需求是什么？更高的薪水、更大的平台又或者是更好的业绩，这些职场里的诱人条件，对我来说，都比不上一个更有安全感的地方。哪怕这份安全感只是因为有熟人在，可以让我从“孤独地抗争”中，短暂地解脱出来。

我最后选择了朋友开的一家小创业公司，主要为品牌方提供内容创意和制作，团队人不多，气氛也很宽松。

接到朋友邀请时，我刚刚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offer。朋友这边能提供的薪水低很多，但有两点实在太吸引我：简单，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做完本职工作还可以在办公室忙自己的私活。

其实离开乐视后，我一直有做自由职业的想法，朋友的offer，也相当于半自由职业。

“乐视都倒了，没有什么公司值得信任，还不如去和熟悉的人工作。”后来我就这样向周围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降薪来到一家小公司打工。

在由人情构成的工作室里，确实更加自由。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去工作，中午到公司后，先在公司里慢慢悠悠煮个汤，一边盛汤一边问茶水间外的人：“有谁要喝汤，今天煮的是银耳雪梨。”

等大家一起喝完汤，我们再开始工作，晚上忙完就可以回家。老板还很爱放假，年假向来是半个月起步，不过项目忙起来的时候，我也得睡在公司。

要说这份工作对我最大的挑战，大概是适应从甲方到乙方的转变。

某天深夜，一位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快去领红包，甲方在群里发红包了，记得表达感谢。”我领到了1.22元的红包，同时献上了一连串“谢谢老板”的表情包。

不过在这里，我确实被修复了。大厂螺丝钉的快乐和痛苦，都离我远去。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乐视前同事的微信：要不要一起出来吃烤肉？离职后的一年，我除了窝在家里打游戏，就是和他们一起呆着。五年时间，我们见证彼此的难过与成长。

我赴约了。当晚一起吃烤肉的有4个人。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人，一个在广东开民宿、一个考公上岸，进了体制，只有一个人，去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

从物质上，最后那位选择了互联网公司的朋友拿到了更好的报酬，而其他人在离开乐视后，收入和平台都在“掉落”。但经历并走出乐视之痛，我们对自己想要什么，都有了新的理解。

比如，在我看来，自由比成功更重要。安全感离不开金钱，但也不能完全靠金钱。而真正的安全感，与物质无关，它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12月的时候，乐视涨薪的新闻传出，作为现任老板的朋友问我：“你会不会再回去呀？”我回头白他一眼：“当然不回去。”“但我也可以随时离开你。”后半句话我没有说出口。

很难说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但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是我在离开乐视以后学会的第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