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为王？编辑部的“数字权力”争夺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Caitlin Petre，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流量为王？数字时代的劳动、绩效与权力》

自从泰勒1911年首次提出科学管理以来，规划和执行分离、专业化分工、效率至上的工作管理原则已经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然而，创意和知识工作者长久以来被视作“难以驯服”的工种，因为他们通常比其他劳动者享有更多的文化和物质资源，而评析知识生产绩效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 

如今，基于数字技术的量化指标改变了这一切——数据、公式、算法，已经成为信息时代越来越多行业运转的核心，这对“打工人”的处境构成了新的威胁。因为有了更多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即便是知识劳工这样“体面”“自主”的工作，从政治竞选、城市规划，到艺术创作，也都面临越来越严苛的劳动控制和考核标准。 

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创造力和知识生产也要用统一、规整的数字指标来衡量和评价，这些工作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助理教授Caitlin Petre的新作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How Metrics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 of Journalists 试图从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入手，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通过深入调查受众数据分析公司Chartbeat，同时比较其两大客户《纽约时报》和Gawker Media，Caitlin发现，人、组织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新闻编辑室的新技术，被量化的创意劳动

新闻业的数字转型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少有研究将焦点放置在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之上。在Caitlin Petre看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产品不可能从研发实验室空降到市场，其特定的功能和属性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谈判的结果——包括产品设计师、工程师、营销人员、媒体公司高管、新闻室数据分析师和记者。从数据分析工具入手，便能够切入复杂的新闻劳动和生产过程。

成立于2009年的Chartbeat很快就成为了极佳的案例。彼时，Chartbeat是第一家专门为新闻编辑室的记者提供受众数据的网络分析公司。到2013年8月，Chartbeat的数据分析工具已经被美国和另外60多个国家的5万多个新闻编辑室采纳。

Chartbeat主打“实时”的网络分析。该公司的标志性工具是Chartbeat出版仪表盘，这个网页能够向使用者展示目标受众的各种指标：每个特定的文章页面上当前有多少实时访问者，浏览的平均时间、推荐来源、访问频率，读者位于世界何处，有多少比例是通过移动端浏览的……等等。同时，还有一块大屏幕（Big Board）根据实时访问者的数量对新闻网站的所有作品进行排名，并展示在办公室墙上。

除了深入Chartbeat位于纽约市的总部办公室、观察产品从测试到落地的全过程，Caitlin Petre还采取了比较案例的方法，研究这一技术如何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应用。

第一个案例是美国老牌新闻业的代表《纽约时报》，这一传统机构正面临着数字时代的转型阵痛，对新技术的态度相当保守。而第二个案例 Gawker Media 则是典型的数字新贵，这个新闻网站主打在线博客，对所谓的新闻业传统不屑一顾，毫不掩饰地依赖量化的绩效指标来评估作品、网站和编辑人员。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Caitlin Petre发现，作为管理工具的分析技术要想赢得媒体公司的青睐，就必须通过精心的软件设计消解员工们的抵触情绪，打入组织内部，悄无声息地制造无尽的“赶工游戏”。而记者们也迅速找到了和新技术周旋的方法，巧妙利用数据解释的模糊性论证自己的工作绩效。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引进还引发了组织管理结构的动荡，记者和编辑们围绕数据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展开了新的斗争。

流量游戏，压迫还是赋权？

社会学家 Michael Burawoy 曾经提出过经典的论断：仅依靠管理者的强迫并不能形成劳动纪律，这当中还需要“制造”工人的同意。正是这份同意，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并在无意中助长了对自我的剥削。但是，鉴于知识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建立在高度自主的基础之上，这一过程是如何在记者群体中得以实现的呢？

作者的研究指出，传统的劳动纪律量化工具往往由管理者掌控，但Chartbeat选择直接与被管理者建立强大的联系，这让管理看起来更加“人性化”，也更加无孔不入。在Gawker，所有编辑人员都可以自由使用Chartbeat仪表盘，没有强制的要求，也没有上司会来干预。正是这种非强制性，让许多Gawker的记者认为他们对Chartbeat的“上瘾”是个人意志力的失败，而非不稳定劳动和管理压力的共谋结果。

Chartbeat的美学设计让劳动过程变成了令人上瘾的数字游戏。仪表盘明亮的颜色和波动的数字提供了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位于仪表盘左上角的“并发数”显示着当前某个网站上的访问者数量，每隔几秒钟就会随着访问者的登陆和离开而变化，表盘上的指针也会随之颤动。一个故事可能会上升到首页排行的榜首，片刻之后就被迅速取代。“转瞬即逝”的体验在用户中引发了强烈的“害怕错过”的情绪（FOMO, Fear Of Missing Out）：哪怕是片刻离开Chartbeat仪表盘，都可能导致你错过一些令人兴奋或重要的东西。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自己也经历了这种奇幻的催眠效果。在Chartbeat办公室的一个慵懒的下午，我坐在一张空桌前，对面是一面办公室的墙，墙上投射着一个巨大的不断更新的Chartbeat，显示着所有客户网站的同时访问人数。

在我观看的这段时间里（说来话长，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多久了），这个数字从刚刚超过600万的同时在线人数下降到刚刚超过500万。看着数字下降，每隔几秒钟更新一次，我几乎没有时间在屏幕上记录当前的数字，然后它又改变了——这真是奇怪地令人着迷。

不过，Chartbeat并非铁板一块的压迫性存在，管理工具也能巧妙地为被管理者所用——数字可以让人沉迷劳动，却也能让边缘群体在工作中拥有更高的议价权。截至2015年底，Gawker的编辑团队中男性占71%，白人占77%，新闻编辑部的最高级别基本上由白人男性主导。几位女性员工告诉作者，当她们准备要求加薪或晋升时，她们会主动仔细整理自己的流量数据。这种策略并非万无一失，却为劳工议价提供了宝贵的有力论据。

除了对抗有偏见的老板之外，记者们还利用指标筑起了强大的心理防线，用来应对刻薄的评论者。面对负面评论的冲击，一些工作人员将读者评论和衡量标准对立起来，利用后者来保护他们的专业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感。

一位收到了种族歧视评论的记者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我们今早突破了9000个（同时在线人数），这很了不起。我把这个屏幕截图了。这是一个提醒，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即便有人在早上7:30（在Twitter上）对我破口大骂，我还是可以自信地说，我很擅长我的工作。……如果（我的网站）真的如他们所说在走下坡路，肯定不会还有这么多的读者！”

信息时代的办公室政治，核心是数据权力

Caitlin Petre还发现，数据远非精确，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许多。在新闻业中，至少有三种类型的解释模糊性：第一，意义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不同的故事、栏目、作者或出版物在质量上是不同的，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差异应该如何用数字来表达或说明。第二，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当一篇文章让人失望或意外走红，记者往往并不知道其背后的原因。这种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又导致了第三种模糊性，即行动的不确定性。由于不清楚为什么一篇文章吸引了更高的流量，而另一篇却没有，记者们经常不知道如何调整他们的工作策略。

一篇流量被认为不尽如人意的文章，与一篇被认为是流量大户的文章相比，会有不同的定位和宣传；相似地，一个被认为擅长写作爆款文章的记者，与一个在这方面屡屡受挫的记者相比，可能会有迥异的职业轨迹。鉴于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谁能掌握理解和解释数据的最终权威，谁就拥有了权力——新技术的引进往往会引发组织管理结构的动荡，在新闻业，记者和编辑们围绕数据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展开了新的斗争。

Caitlin Petre在新闻编辑室开展的深度访谈表明，很少有数据是真正客观的。新闻数据的解释模糊性为编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强化他们决策的合法性。例如，常常有编辑为了支撑自己在脑海里已有的决策，直接从数据里找出自己想要的指标，来说服记者执行。

另一方面，指标的解释模糊性也对编辑的权威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记者有机会接触到指标，他们就可以对数据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利用这些解释来质疑编辑对新闻报道位置和时间的安排。这很有可能破坏传统的新闻编辑室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编辑是新闻价值的最终仲裁者，也是新闻机构中声誉、奖赏和惩罚的主要分配者。

因此，《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高度限制记者对数据的接触。他们认为这些数据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不仅威胁到报纸的新闻质量，也威胁到自己的管理权威。编辑的全部工作都建立在他们的判断力之上——如果某种指标能够取代这一点，这将危及他们的生计和工作价值。

另一位受访者Tara是Chartbeat的长期雇员，她解释说，在Chartbeat分析仪表板的第一次迭代开发过程中，Chartbeat建立了一个分层权限系统，允许记者看到详细的指标，但只有他们自己的报道的数据。然而，许多传统的新闻机构甚至连这一功能都拒绝引入，因为编辑们担心记者会“滥用”数据。限制数据在新闻编辑部内的流通，垄断数据的解释权，这被认为是编辑们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

当然，不同组织对技术的处理方式可能截然相反——相比之下，Gawker的编辑们即使想实施数据控制，也没法做到，因为该公司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访问若干种流量指标。因此，Caitlin Petre 层次丰富的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向我们展示信息时代新闻业多样化的数字变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技术、组织和个体之间复杂的权力协商过程。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How Metrics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 of Journalist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Caitlin Petre（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助理教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信息、技术和公共生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