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西方理解东方的“鸿沟”

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图景时，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忽视了“国家”和“稳定”在中国语境中的极端重要性。“经济”一词，在东方是“经世济民”，在西方是供需平衡。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周浩，头图来自：《汉武大帝》

在过去的一年中，尽管中国经济的表现尚可，但以中概股为代表的“新经济”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经济”，在海外市场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市场惊呼“中丐”、“地惨”之时，也对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解读，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更有海外投行称：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产生了变化。

笔者分析中国经济十多年，也深深地感受到，读懂中国经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让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读懂中国经济，更是难上加难。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海外市场主流的困惑是，中国似乎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从政治体制而言却非常不同，且东方价值观有挑战甚至取代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趋势。在西方观察人士眼中，这样的“特立独行”的政治经济体系，必须重新审视，而在另一派观点看来，中国政治体制在“胁迫”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贸易摩擦”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而言，由郑永年教授领衔的《制内市场》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作，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和结构性视角，而非过多纠结于某一些具体的政策，而这样的视角融合了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的多重角度，相信也会打开了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却很难系统描述的思考。

我个人仰慕郑教授已久，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读书期间，郑教授就任职学院隔壁的东亚研究所，我也曾经现场聆听过其演讲。对于很多海外观察人士而言，郑教授的观点不仅鲜明，也考虑到了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理解的角度和程度，是结合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一位大家。

从《盐铁论》说起

《制内市场》开篇就提出了中国“特立独行”的问题，即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受益于全球经济体系，但却没有按很多西方学者预想的走上“英美式市场化”道路。与中国相比，“亚洲四小龙”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其政治和法律体系几乎照搬了英美体系，这被认为是其经济起飞的基础条件。直至现在，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起飞，也一直被认为是英美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例，李光耀也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其中的艰辛和开怀也可见一斑。

与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独特模式，这一套被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成为了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同时仍然保持独特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性原因。尽管这一结论很容易做出，但为什么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才是本书致力回答的问题。

《制内市场》提供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即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问题的答案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本书提供的历史起点是汉武帝死后的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被记载在《盐铁论》中，是代表了政府力量的法家与代表了新兴权贵阶层的儒家的一次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系统性的讨论。

郑永年 黄彦杰/著，邱道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制内市场”

这样的一次讨论为什么重要？因其涉及国家的走向。汉武帝留下了一个扩张的帝国和被战争长期消耗的羸弱的财政，某种程度上，汉帝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再平衡”，而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声音，也因为强势君主的离去开始活跃起来，这给大讨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这场大讨论，法家和儒家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帝国听取了来自相对基层的儒家的声音，这已经表明：政治最终会体现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也会驱使相应的阶层获取政治话语权。

这次讨论体现出了几个特点，第一是法家更加重视政府的关键作用，而儒家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第二，儒家更加重视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法家则更加强调原则问题；第三，无论讨论的立场是否相同，两派讨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也就是“富国强兵”。

这事实上引出了本书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理论基础。首先，作者提出“两个市场”的概念，即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法家学派更加重视政府治下的市场，即国家的市场，比如说盐税和铁税的统一征收，能够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财源，从而百姓也能实现安居乐业。而从儒家学派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丰足地生活，那么国家也能够强大，这就体现了“市场的市场”、也即没有国家干预市场的重要性。

但“两个市场”之间要保持平稳运行并互相促进，根本上还是需要一个重心，本书提出“政治高于经济，国家重于市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并在千年历史中得到传承。这事实上也是“制内市场”的内涵——“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

“国家”和“稳定”

从《盐铁论》作为起点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沿革，形成了两个落脚点。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并非一天建成，它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尽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无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但其根本的内涵并未变化，其发展路径仍然是通过改革来提高竞争力，达到国家强大的终极目的。

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事件，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事实上都是期望在困境中求解，而无论是改革或是改良，都无意寻求根本的制度变化，而是希望借此实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图景时，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忽视了“国家”和“稳定”在中国语境中的极端重要性。“经济”一词在此时划出了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的鸿沟，在东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是“经世济民”，市场是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则是通过供需的动态平衡，来实现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笔者无意在此将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对立，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野来提示大家，完全从西方视角来研究中国的体系和市场，很可能落入逻辑无法自洽的困顿。

“分层”和“动机”

制内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将中国的市场分为了三个层次——草根层、中间层和国家层。这样的一个分层，能帮助我们厘清很多困惑。具体而言，国家层是顶层、中层是市场与国家的互动——比如说国有和私营联合经营的部门、或代理国家利益的私人部门，而底层则是地区性和地方性的草根市场。

通过这样的分层，我们可以通过“动机”来理解各分层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从草根层而言，他们很少关心宏观经济图景，却对自身的经营环境十分上心，他们的“动机”更加纯粹，也更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根本动机是利益最大化。西方学者在义乌小商品城调研时，看到一个个小商户们热火朝天和锱铢必较，也十分理解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可是，一旦西方学者参与了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研讨会，就会被一些“奇怪”的语言绕得云里雾里，进而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怀疑。

如果遵循本书的市场分层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不同分层的不同立场和动机，相信研究者们会更容易找到立足点。

在郑教授看来，中国的各市场分层尽管特征鲜明，却也并非没有互动。比如说1970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萌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次互动。当时，作为草根层的农民参与者们，不会去想“大包干”这一行为的政治含义，他们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生存。然而这样一次草根行动在得到国家层的认可之后，被迅速推广至全国，并延续至今，形成了一项基本制度，就是一次生动的草根层与国家层之间的互动。

“鸡同鸭讲”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制内市场”的两个维度，从历史维度而言，这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国家；从市场框架来看，这是一个边界相对清楚的各司其职的多重市场结构，但核心仍然是国家层。显然，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国家与皇权事实上是很难区分的，从历史维度而言，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层，始终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然，即使上述的逻辑可以获得绝大多数中国读者的认同，我们也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鸡同鸭讲”的困境，当一个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帝制历史，也不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那本书的内容大概率只能“内销”，而这样的“内销”，并不能解决外界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困惑。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东西方的巨大鸿沟。在东方语境中，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讲清楚”、“说明白”；而在西方语境中，不能“讲清楚”、“说明白”的事情，反而更值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经济学研究而言，数量型的模型研究已经成为主流，但这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制内市场”中，很可能很难完美复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往往不仅反映了供需为基础的经济，在很多时候也反映了政策意图。

举例来说，在去年“电荒”蔓延时，用于发电的动力煤价格到底应该如何测算，是一个经典的中国语境的问题。在期货市场上，动力煤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市场的预期甚至是投机程度，而坑口价格却反映了当天的实际供需状况，然而国有煤炭企业却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水平向保供电厂提供“平价“动力煤，以此传导，发电厂也可以完全忽视市场煤价上升幅度，以固定价格向工业企业供电。

这样的一幅经济图景，在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突兀。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最后警告”——在保民生的当口想发国难财的人，最终也必然付出沉重的市场代价。果然，不久之后，期货价格被腰斩，给一批虔诚于市场逻辑的投资者上了一堂政治经济学课。

东西方似乎并未走近

事实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这样的关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拉扯从来没有停止，即使到了今天，政治仍然高于市场，国家仍然是经济的重心，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的探讨有着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对于无法读懂或者不愿意读懂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西方研究者来说，本书的现实意义是有限的。一方面，西方研究者通过研究中国不同特色的市场主体，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很难将这样的独特性套进他们长期沿用的数理模型中。因此，这样的东方的“独特感”，成为了只有深刻理解东方文化的群体，才能够意会的领地；这种鸿沟，拉深和拉开了东西方的认知差距。

从这个角度而言，《制内市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解释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独特性，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作。但与此同时，无论出于主观或者客观原因，西方主流学界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隔靴搔痒”，仍然会是一个常态。东西方的鸿沟在历经了多年的交流后，似乎并没有真正拉近彼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