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雪智库（ID：ECO-Winter），作者：殷豪男，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冬奥短道速滑赛场，全世界集火韩国

北京冬奥会第九个比赛日，短道速滑3000米女子接力决赛后，来自荷兰、韩国与中国的13名运动员，在颁奖台上完成一张颇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大合影。无论胸口奖牌的颜色，每一位速滑女将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微笑，奥运在那一刻的意义，已然超越了荣誉与国别。

但这足以写进教科书的美好一刻，似乎来得有点晚了——自冬奥开幕以来，各国媒体、大众乃至政要之间，围绕几次短道速滑争议事件所产生的热论，已经数次淹没了社媒话题榜单。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正是韩国短道速滑队。

北京冬奥会开赛至今，似乎每一场有韩国队参加的短道速滑赛事，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风波。例如，就在13位姑娘在颁奖台完成合影之前的一个小时，男子短道速滑500米半决赛就险些引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在这场半决赛中，韩国名将黄大宪在开局就被吹了一次“抢跑”（王濛在直播中认为，这不排除是黄的比赛战术）；在收尾冲刺阶段，他又对加拿大选手杜博依斯犯规，随后被罚违例，无缘决赛。而他在比赛中朝着中国选手武大靖的抬刀动作，也让武大靖在减速闪躲时影响了最终的冲刺，同样无缘决赛，结束了自己在该项目上的卫冕之旅。

这已经不是黄大宪在本届冬奥会上第一次因犯规被罚出局了——早在2月7日的男子1000米比赛中，黄大宪就和队友李俊瑞就因犯规被取消了成绩，导致韩国短道速滑全队无缘决赛。虽然他在随后的男子1500米决赛中拿到了金牌，但简单、粗暴、不计代价追求第一的比赛作风，让黄大宪成为了许多观众眼中“缺乏体育精神”的运动员代表。

作为冬奥会上少有的多人同场竞速项目，111米长的短道速滑跑道上，向来充满着身体冲撞与争议判罚。但是，排除短道速滑项目自身的特殊性，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在赛场上引起争论的——似乎有且只有韩国队。

例如荷兰、意大利、中国等同样擅长短道速滑的国家代表团，则甚少陷入“缺乏体育精神”的争议中。

王濛在运动员时期，曾说出的一句“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一个项目中都把韩国队干掉”，成为了每逢冬奥会期间就会被刷屏的名言。因为我国是吃过亏的——例如，2018年冬奥会女子3000米决赛中，范可新对崔珉祯的轻微推搡让中国队错失领奖台，但韩国选手金雅朗摔倒后绊倒对手的行为，却未吃到任何判罚。

在今年冬奥会的赛场上，其它国家的选手对于韩国队似乎也持有一种特别的态度。在女子1000米决赛后，冠军舒尔廷和季军德斯梅特宛如好闺蜜一样紧紧相拥，留下亚军崔珉祯一个孤独的身影，以及最后冲线时崔珉祯连续两次拉拽舒尔廷的慢镜头回放。

再纵观世界上各个体育项目，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斗志”。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的表现，也让这样的顽强精神被异化。好比在2002年世界杯之后，创造亚洲球队最佳战绩的韩国队，却因为在多场比赛中的肮脏表现，被全球球迷所不齿。甚至，韩国队内的矛头很多时候还会“反戈一击”，让自己的队友、教练，成为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因此，在赛场荣誉之外，人们更加好奇——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韩国人孤狼一般的竞技精神？

“孤狼精神”，高丽文化的映射

逃脱兵役——成为了很多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死也要争得荣耀的原因之一。

基于国家安全及防范需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韩国开始对男性实行征兵制，所有身体素质符合条件的男性需要在18至28岁之间进入军队服役约20个月，任何人不得违抗。近两年的兵役制度，对于任何项目的现役运动员来说，都是不小的冲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现有的训练、赛事及商业代言，投入到军队服役中。

不过，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类问题，但他们只把免兵役的口子，开放在了那些顶尖运动员的身上——自1973年开始，韩国为征兵法推出了一个特例：具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如奥运奖牌获得者、亚运金牌获得者或世界杯进入十六强等），可依情况免除兵役，只参加3周基础军事训练或社会公益活动即可。

因此，例如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射箭项目金牌的金济德、柔道项目铜牌的安昌林、帮助韩国队挺进2002年世界杯四强的宋钟国、李天秀、薛琦铉与李荣杓，以及我们更加熟知的在2018亚运会上摘得足球金牌的孙兴慜，都符合特例成为了具有突出贡献的“体育要员”，获得了可免服兵役的资格。

因此，“奖牌特例”对于众多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手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一些个人项目中，韩国运动员频频出现宁可拉下队友也要自己上位的行为。

但实际上，“兵役制度”只是影响韩国体育精神的外因之一。造成韩国队“好斗”更深层次的内因，则来自于韩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文化。

一方面，韩国国民文化讲究“기분”，这是一个难以直译为中文的单词。最接近的翻译大概是面子、情绪、感觉或心态的综合体。在韩国人看来，在公共场合维持“기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即使不得不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也要始终保持表面上的和平，避免大家闹不愉快。

另一方面，韩国人又有着别样的好胜心，通过韩国政坛的政党数量便可见一斑——资料统计，自1945年以来韩国先后出现过500多个政党，政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左右。混乱的政党更迭与纷争，让韩国总是陷入在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之中。因此，相比较长期耕耘，人们似乎更加关心，能否高效率地获得短期利益。

“朝鲜人的血液里混合着深蓝色的血液”——这句话，是对于韩国人矛盾性格的真实写照。

竞技体育背后，是韩国社会的“潜规则”

此外，韩国体育的争斗，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往往还牵扯执政当局与财阀的利益之争。竞技场的纷争，也是政坛经坛派系斗争的映射。

体育，在韩国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韩国队在世界大赛所取得的成绩，都帮助着韩国提高了国际威望与民族自豪感，刺激了其经济和商业的成功。自2002年举办韩日世界杯以来，韩国人对职业体育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形成了棒球、足球、篮球和排球“四大国民运动”。

在疫情之前，比赛和其他体育赛事的门票销售额都在逐年增长，2017年韩国国内体育观众总数一度达到了历史新高的1150万人次。而韩国的体育产业规模，也在过去五年内以每年4.4%的速度稳步增长，健身室的数量比十年前增加了150%，2018年达到78万亿韩元。

但是，多年以来，体育之于韩国当局也是一种“工具”，对内可以竞争国民选票，对外可以争夺国际话语权。自上而下，他们几乎不容许自己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哪怕吃一点亏。

譬如，在黄大宪与队友被罚违规而无缘奖牌争夺之后，韩国体育和奥林匹克委员会（KSOC）就在第一时间表示，将就所谓的“不公平裁决”向体育仲裁法院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提出上诉。

而韩国朝野政党总统候选人，也借势接连发出对华的强硬言论，意图挑动民众情绪，引起共鸣——在距离韩国大选仅有不到一个月之际，这些针对性言论，也难免让人产生更多联想。

同时，韩国体育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财阀在背后的大力支持。在韩国，许多职业体育联盟的真正话语权都掌握在大财阀手中。但恰恰韩国的财阀，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搞帮派内斗的企业组织——所有在韩国的大企业，几乎都在内部建成了严密的寡头体系，所有关键职位都由一个家族的朋友、亲戚、同学或熟人担任，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利益关联网。

在韩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管“任人唯亲”不是一个只在韩国才发生的现象，但韩国公司在贯彻“任人唯亲”上的执行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也如病毒一般，从财阀内部逐渐蔓延至旗下控制的体育联盟、球队与代表团。

讲究激情、好强与拼不死的体育精神，让韩国体育在世界体坛斩获良多。但近乎无止境的争斗，也让韩国体育在荣誉之外，丢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기분”，并因此失去了众多优秀人才。

目前在中国短道速滑队执教的安贤洙，就是韩国体育内斗的牺牲品之一。作为韩国史上杰出的短道速滑人才，他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表现非常出色，揽下3金一铜。然而，由于他没有正确“站队”，在韩国队内受到了严重排挤，甚至因此错过了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

于是，2011年在与韩国体育界官员再一次产生激烈争吵后，长期在俄训练生活的安贤洙痛定思痛，加入了俄罗斯籍，并改名为维克多·安，自此代表俄罗斯代表团出征冬奥会。

自那之后——安贤洙在很多韩国人心中，便成为了叛国的象征。无论是他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继续斩金夺银，还是今年带领中国短道速滑队出征北京冬奥会，都更加激发了部分国人的怒火，不惜对其家人也进行了无理的网暴。

不过，换一个角度，与其说韩国体育是韩国社会所养育出的“问题少年”，倒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将韩国社会里众多深埋在黑暗里的秘密，也都公开暴露在了公众视野里。多年来，韩国的文艺界与媒体界，也都在通过或纪实或改编的作品，反映着国家体育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尝试斧正社会舆论的非理智倾向。

尽管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韩国体育仍将以孤狼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但是随着韩国社会制度的进一步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成为着推动社会前进与转型的力量。当派系斗争在韩国社会不再横行之时，或许也是韩国体育重新树立新形象的开始。

而对于我们大众和中国运动员来说，摆正心态，提高体育认知与竞技水平总是不可动摇的“主线任务”—— 一个外在与内心同样强大的自己，才不会因别人的阻挠而停滞不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雪智库（ID：ECO-Winter），作者：殷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