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尔开车到广州只需1小时，怎么做到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关禾，编辑：詹茜卉，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广州人到了韩国首尔，再到广州市需要多久？

国历君告诉你：不需要乘飞机，也不需要坐邮轮，从广州到首尔只需要开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如果你中途有闲心，还能去河南转一转。

如果熟悉韩国地理，就会发现这个离谱的答案完全言之有理——从韩国首尔一路开车南下，驶过九里岩寺大桥跨越汉江，到韩国广州市，仅有60公里的路程。

韩国卫星地图。来源/谷歌地图

在韩国，随处可见韩汉双语标注的地标名称，我们甚至会发现诸如襄阳、汉阳、丹阳、咸阳、杨州、陕西、江陵、丽水、泰安、海南等各式各样与中国“撞名”的地点。

在亚洲，韩国的“撞名”不是孤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样有诸多和中国一模一样的地名：香山郡、江西郡、大同郡、淮阳郡、延安郡......

与我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恒武天皇时期有“东京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右京，唐名长安”的说法，日本的湘北、湘南、湘西和湘东与湖南的湘江地名更是毫无二致。

而与中国南部接壤的越南，至今行政区划中还有广东省、河南省、太原省、西宁省、莱州省，甚至还有个“重庆县”。

俗语云：人生地不熟。可见“人生”主要源于“地不熟”，也可见“地”之重要。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要素，也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区域自然环境与人文属性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抑或是人地关系的体现。众所周知，同属于汉文化圈（sinosphere）的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汉字、汉文、汉服、汉礼、汉俗、汉传佛教、儒学、汉唐律令制度等文化均来源于中国，但为何这些国家连许多实打实的地名都与中国如出一辙呢？

“撞名”的背后，不是发音的巧合，而是千年汉文化的遗痕。

四海九州：属地的扩张与文化的辐射

地名是历史的浓缩，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个鲜活的地名，本身就是一个个文化符号，传递着一种古今血脉相连的信息。

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熏陶，自古便对中国保有极强的向心力，箕子“八条之教”就是其接受中华文明教化、由“夷”向“华”转变的开始。

自新罗、高丽王朝以来，“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他们以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句或吟咏中国诗歌而自豪”（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尊崇明清中国为“上国”，奉行“事大”主义（《明史》），故自称是“中国之藩邦”（《新增东国舆地览》）。朝鲜文人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朝鲜半岛风俗也类似中国，“崇尚信义而笃儒术”“衣冠制度悉同中国”（《新增东国舆地览》）。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朝鲜和韩国地名的来历、组成、命名方式，甚至地名用字都遵照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越南更甚，其历史上的“安南”“越南”两个国家名字都受赐于中国。

“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调露元年（679）所置的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淳熙元年（1174）初，越南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郝懿行，《晒书堂集》），“安南国”之名自此始。待到嘉庆八年（1803），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清仁宗实录》）。自此之后，“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致使越南的风俗习惯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均与中国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皇帝胡季犛（1400-1407在位）也作诗道：“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因而在地名学方面，越南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地名通名，莫不学自中国。

但要说到“学”，应该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日本了。日本的宫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国，其中以平安京（日本京都的古称）最为著名。这座都城的结构布局乃至内部形制都以唐代的长安城为参照对象，而其中的诸多地点命名却仿自洛阳城。据学者王仲殊统计，日本平安京共有12个中国式坊名，其中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8个坊名仿自洛阳；永昌、崇仁、永宁、宣义、光德等5个坊名仿自长安。

日本平安时代，以嵯峨天皇为首的统治者高度崇尚唐风、汉化，不惜花大力气在岛国老家复刻了一个长安城。不过不久以后，由于平安京的左京洛阳繁荣、右京长安萧条，致使京都的“长安”之称被逐渐淡忘，“洛阳”则进而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直至21世纪的今日，我们犹可见这一名字的延留，例如现今京都市内的洛阳工业高校、洛阳病院等。

日本平安京平面图。来源/《九条家本延喜式附图》

由此而言，中国地名被移植入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这与古代中国属地扩张与文化辐射休戚相关，尤其离不开汉字的传入和影响。

向华看齐：政区通名系统的移植

中国的郡、县，始于春秋，战国时逐渐形成郡县制，秦灭六国后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古代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成为周边各国展开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

朝鲜设置四郡。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汉武帝时，在朝鲜设置四郡，分别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每郡辖有四至十余县不等，治所分别在朝鲜县（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沃沮县（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东暆县（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和霅县（今韩国首尔）。自此，朝鲜半岛内的政区通名系统几乎都跟随着中国政区制度变化。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行政区划通名或为郡、县，或为州、郡、县，与同时期中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区通名完全一样。

新罗的九州制度。来源/华林甫《中国传统地名学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

历史上越南的府名、别名也受中国影响。例如，丁朝称首都华闾为长安，李朝迁都后将其置为长安府；又如，李朝称首都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名称完全一致。此外，越南李朝的路制学自宋朝、越南前黎朝实行府制的时间比中国开始实行府制的唐朝晚了两百多年、越南安南国的州制效法了中国两宋时期，至于越南作为政区基层单位的“县”，仍然是仿效中国的结果，至今还在沿用。

此外，越南还模仿中国封建王朝命名都城的习惯，将都城称呼为顺天、应天等。李朝称首都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名称完全一致；阮朝时期则将都城顺化命名为京师承天府。至今，承天顺化省作为越南的文化之都所在地，依旧是一片极具文化底蕴的热土。

日本大化二年（646）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两个“最高国务顾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都曾受派赴中国学习，是不折不扣的“留学生”。这次改革便参照同时代的唐朝，将其政治、经济制度从头到脚照搬一套到日本，顺利将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其中，为了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参照中国建立京师、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于是，日本首个正式都城——藤原京诞生了。这期间，日本也完成了全国户籍的编制工作，形成由国、评、里、户组成的地方行政体系。

就在日本大化革新的第30个年头，隔壁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灭百济、高句丽，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区，史称统一新罗时代。完成统一大业的新罗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全面学习中国政区制度，对其整个版图内的行政区划作了整顿，进一步加速政区通名系统和地名的汉化，甚至直接照搬中国地名，如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今韩国江原道春川市）、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今韩国京畿道广州市）等，其“五京九州”中的“京”也源自我国先秦时期称呼首都的单位。景德王十六年（757），原来郡、县的固有名称全部改为汉式名称，例如原新罗达勾火县改名大丘（今韩国大邱广域市）、原百济所夫里郡改名为扶余郡（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原高句丽冬比忽改名为开城郡（今朝鲜开城直辖市）......由此可见，新罗地名汉化程度之深。

中国古代地名文化中还有一大特色是“地名避讳”，即通过更改地名以避帝王的名讳。历史上越南曾避国王名讳，如后黎朝弘定年间（1600-1619）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曾改新兴府为先兴府、新平府为先平府，与古代中国完全一样。

而由于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均奉中国正朔，所以连中国的名讳都须回避。例如，因唐高祖姓李名渊，我国的长渊县、澶渊县分别被改名为长水县和澶水县、西魏所置金渊郡、金渊县也被追改为金泉郡、金泉县。而今韩国江原道南部的酒泉，就是景德王为避讳唐高祖之名而修改的地名，此地在《三国史记》记载中原名为“酒渊”。后来，由于宋朝章献明肃皇后之父名通，中国的通州于天圣元年（1023）改为崇州（今江苏南通市），而王氏高丽为避宋朝外戚讳，于1030年也跟着把通州改为宣州（今平安北道宣川）。

亦步亦趋：朝鲜、越南地名里的中华遗痕

这些“撞名”的异国两城之间，又有什么历史渊源呢？我们以中日两国的“洛阳”和中韩两国的“襄阳”做例子。

《扶桑集》（卷七）中记录，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929）大江朝纲于平安京鸿胪馆为送别渤海国大使裴缪而作的七言绝句，其中“晓鼓声中出洛阳，还悲鹏鹦远分行”一句便直接以“洛阳”指称平安京。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的著名屏风画作品《洛中洛外图》，更体现出日本人对理想城市风景的印象。日本之所以直接借用“洛阳”命名京都，而且连宫城建筑命名也完全照搬汉魏时代的洛阳建筑，试图将中国古都洛阳作为理想的都城进行全方位复制。

日本社会文化与洛阳的关联很多。比如京都的鸭川被称为洛水，而中国的洛水是黄河的支流，流淌在洛阳古城的北边；日本国民歌曲《箱根八里》第一句“箱根之山为天下险，险过函谷关”，是用洛阳城西的函谷关来类比箱根的险峻，足见日本人对洛阳风物的熟悉程度，以及洛阳对日本社会影响的余韵悠长。

韩国也有许多和中国、尤其是中国湖北境内一模一样的地名：韩国首都首尔的前身“汉阳”之名源于湖北武汉、韩国“襄阳”“江陵”“利川”“岘山”等多个地名与湖北高度重合......这些巧合，我们能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找到各异的解释——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记载，楚国方士韩终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东渡至朝鲜半岛南部并定居，成为马韩王；

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北史》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以罗氏和卢氏为主的部分荆楚小国遗民逃亡朝鲜，成为古之辰韩的起源；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南宋后期蒙古崛起，在襄阳围攻了五年之久，襄阳城破后宋朝士兵被元军俘虏至朝鲜半岛驻军，准备攻打日本，战争失利后，这群湖广人滞留于半岛之上，便在朝鲜重建了一个“襄阳”。

不过，这些荆楚移民在韩国弘扬楚文化的传奇和故事也仅是推敲而已。真实的韩国襄阳别号为“襄山”，在高句丽时期旧称“翼岘县”、新罗旧称“翼岭”，其得名均与山地有关，与中国湖北襄阳得名的重要依据“襄河”“襄水”截然不同。

这些国家从中国学去的汉化地名，并非只是现成的名字，还有起名逻辑和方法。

第一种取名逻辑来源于中国道家的阴阳五行思想。

五行学说中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之说。位于越南岘港市郊区的五行山郡便是依循此规律命的名，其中五座高数十名的石灰岩石峰，分别被称作金、木、水、火、土。

《易传》言：“一阳一阴谓之道。”阴阳两极的交替变化，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古人为万物判分阴阳，因此也有了“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之说。《朝鲜世宗实录》记载：“本高句丽南平壤城，一名北汉山郡......高丽初，改为杨州......（高丽）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戊申，改为汉阳府，置府尹判官。”“汉阳”是韩国存在的与楚国相同的地名中最早出现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地名，汉城府位于北汉山之南、汉江之北，处于山水俱阳之位，取名“汉阳”显然受到了中国“山南水北”思想的影响。

第二种取名逻辑源自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

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反映在地名上，便体现为一些提倡美好道德标准的字眼，诸如越南的仁泽、德合、莅仁、古贤、明义，韩国的忠正路、孝昌公园、淑明女子大学、贞信女子高中，朝鲜的耀德郡、文德郡、宁远郡等。

这些地名是各国历史行政沿革的可靠记录，它们有着不同寻常的由来和含义，一般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历中背景、社会生活、 乡风民俗等有着密切联系，是当地民族文化起源、社会发展的真实见证。随着现代化发展，很多古代文化内容中的中华元素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其行政地名中仍保留着不少中华文化的痕迹，这些民族文化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地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是民族沧桑巨变的历史见证。

与其说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的一些城市和咱们“撞名”了，倒不如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周边国家的地名文化上得到了显现，这些被赋予了自然和人文意义的地名又在历史中，得以不断演变与流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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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诗聪.从《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看韩国汉江及相关地名与中国之关系——兼与杨万娟女士商榷[J].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8(00):99-115+242.DOI:10.16682/b.cnki.scfrn.2018.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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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元元.韩国地名通名浅析[J].中国地名,2012(08):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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