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荒原》的第八行

T.S.艾略特《荒原》以其对历史的敏锐意识，对人类文明和处境的深切关怀，以及晦涩难懂而并称于世。王家新别出心裁地从《荒原》第八行讲起，围绕艾略特从典型的慕尼黑一带阴晴不定的天气及社交生活作为某个叙述的起点，来看诗人是如何由对自然世界的观照，而把读者带入人类生活具体场景中的。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如何处理写作与历史、世界的关系，也成为某种写作的伦理问题，在文章中不断延宕。

本文首发于《读书》2001年10期，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家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的窗户每天面对斯塔恩贝格湖。这是慕尼黑一带著名的风景区。许多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托马斯·曼、里尔克、康定斯基等都在这里生活过。茜茜公主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四个夏天，她的表兄、怪异而富有艺术家气质的路德维希二世则自溺于深蓝色的湖水中。远处，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闪耀，给那些来到这里眺望的人以启示。

斯塔恩贝格湖（来源：rueckenwind.de）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但是有一天，一位艺术家对我说：“你是诗人，你知道吗，T.S.艾略特在他的《荒原》中写过这个湖。”是吗？于是我找来《荒原》，果然，斯塔恩贝格湖出现在它的开头部分：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荒地上/孕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那些迟钝的根。/冬日使我们温暖，它以遗忘的雪/覆盖大地，用干枯的块茎/喂养弱小的生命。/夏天令我们吃惊，它越过斯塔恩贝格湖/带来阵雨；我们躲进柱廊里，/天放晴后再出来，进入霍夫花园。/在那里喝咖啡，谈了一小时。/我不是俄国人，我来自立陶宛，地道的德国人。

这就是《荒原》的开篇。那著名的、一直为人们称道的开头几句就不用去说了，诗自第八行起陡然转入叙述（据说是取自一位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叙述的则是典型的慕尼黑一带阴晴不定的天气及社交生活，由此，诗人由对自然世界的观照把我们带入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遗憾的是，可能是对慕尼黑一带的不熟悉和德文知识的缺乏，我们已有的好几种《荒原》中译本，大多都译得不对，斯塔恩贝格湖（Starnbergersee）被译成了“斯丹卜基西”，这里的“See”是“湖”的意思，但译者不了解，就把它音译成“西”了；对Hofgarten（一个著名的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法国式御花园）的翻译也犯了同样错误，“garten”在德文中是“花园”，译者也不了解，所以就把它译成了“霍夫加登”……

当然，我的德文知识也几乎等于零，所侥幸的是，在慕尼黑的经历使我获得了对《荒原》的具体性的体悟以及它和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的关联。我再次感到艾略特不是那种时过境迁的诗人，相反，重读这个开头及全篇，我仍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我再次惊讶于艾略特那种无比深邃而又广阔的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洞察力，惊讶于《荒原》本身那种在今天看来仍很奇妙的在对照、反讽和拼贴中不断产生诗歌含义的结构及叙述方式。

同时，我在思索“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多少年过去了，《荒原》过时了吗？没有，和历史上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性作品一样，它已成为一种要求我们不断去“重读”的东西。所以，当有朋友前去斯塔恩贝格湖访问我时，我笑着说：“你看，我生活在《荒原》的第八行。”

的确，从多种意义上，我们仍生活在《荒原》中，就像艾略特本人从伦敦城里走过时感到仍生活在但丁的地狱中一样。什么是“荒原”？荒原就是旧的世界死去而新的世界尚未诞生时的那样一种状况。“荒原”就是神性消失后的人类生活本身。

请看我们目前的状态，难道不是处在这样一个“荒原”之中？这种生活的特征是什么，不就是“无聊”吗？这种无聊的可怕在于，它甚至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活动也变成了它自身的一部分。这个时代还有多少让人尊敬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呢？因为无聊，人们才要去找事做，争吵，漫骂，利用文学之名进行各种炒作；而观众呢，则是愈刺激愈好。我们的报刊媒体也深谙此道。有谁还关注那些真正严肃、有意义、建设性的思考和写作呢？在媒体和文坛的喧嚷中，灵魂的寂寞成倍增长。

所以，重读《荒原》，我强烈感到仍生活于其中，感到自己仍处在二十世纪早期那些伟大的先行者的注视之下。关于诗人艾略特一直有许多非议，经常有人以“卖弄”、“掉书袋”之类一笔抹杀其作品深广的内涵和开创性意义，甚至拉来威廉斯关于《荒原》的出现是一场美国诗歌的“灾难”的话为其论点作证。然而，这一切都无损于艾略特的伟大。七八十年过去了，《荒原》日益显出它的经典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那种艾略特式的对历史的敏锐意识，对人类文明和处境的深切关怀，对人类存在意义及语言自身的不懈追问，仍是我们今天应该去做而又一再逃避的事情……

该做的事尚未来得及去做，我们已进入一个“新世纪”了。但恰恰是在今天，我再次明白了“过去的现在性”，并意识到我们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有人所说“命运给予了一个人以历史经验来丰富个人经验的可能”，它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写作来发掘。或者说，当你在这样的时刻回头，过去就成了未来——日趋广阔、深远的未来。

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它对我们的个人良知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尚未回答，这使我经常不安。在此意义上，未来的写作，无非是“还债”而已，或如本雅明所说“向后阅读自己”而已。所以，眼下的种种时尚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有人曾评论本雅明站在新时代前列，本雅明这样回答“不，我不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我是站在最后审判的门口”。在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和勇气呢？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向大师致敬，而是痛感到我们自身写作中的某种致命的缺席，人们被眼下的那么一点热闹所左右，而浑然不觉对历史和周围世界的关怀意识、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精神正日趋淡薄，一种艺术承担的勇气和独立特行的精神正在丧失。眼下，即使在我所认同的一些诗人那里，我也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技巧完善了，灵魂却没有相应地壮大；语言纯熟了，诗歌中的境界却日趋狭小。人们一心一意要避开政治、历史、道德这些东西，要成为一个纯诗的修炼者。

这些我当然理解，因为正如历史本身所启示，历史是一个需要从中醒来的噩梦，搞不好就会成为它的牺牲品。然而人们在这样做时却忘了真理的另一面：艺术要超越历史，惟一的途径却是“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伊格尔顿语）。如果不面对历史，不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文明的深处去从事勘测和批判，不去回答历史对我们一再提出来的问题，艺术会获得自身的尊严和力量吗？古往今来，那些光辉的艺术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正是在对地狱的无畏深入中，在其艰巨的艺术承担中形成的。

再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有了写作的技术，但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写作的伦理。这里，建立写作的伦理并不意味着艺术的道德化。艺术当然要超越道德，但这个超越了一般道德的艺术仍体现了某种道德，那就是艺术人格本身的力量、品质和尊严。而一个艺术家的勇气，也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而首先是“超越自身的恐惧而去关怀周围的世界”，因而焕发出艺术人格本身的光辉。

托马斯·曼在慕尼黑的住所（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没有必要去提倡什么“介入”，因为我们就身在其中。我们所做的，是正视它，并尽可能地以一种艺术家的良知来承担它。这里要讲一个区别，那就是圣徒与隐士的区别。圣徒本身包含了一种道德的承担性甚至是牺牲的精神，而隐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次我在慕尼黑的收获之一是加深了对托马斯·曼的了解。我的住地不远即是曼当年住的房子，他就是在那里顶着严寒披着两床被子写出《魔山》的。希特勒当政后，在举国狂热中，曼公开发表声明，拒不承认纳粹政权，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的代价，他知道他所热爱的德国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是命定的体现者。”我相信在那一刻从他身上迸发出的，正是一种圣徒的光辉。

这次在德国，我上的最重要一课是参观达豪集中营。达豪就在慕尼黑附近，是在德国本土最早建立、规模最大的集中营。纵然在这之前我已间接知道不少纳粹的种族灭绝暴行，但看了之后仍震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个黑色展览馆里，在这个恐怕连但丁也难以想象的现代地狱里，我看得喉咙发紧眼睛发黑，甚至想哭……为谁？为了这个所谓文明的人类！的确，像达豪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残酷的谜，它至今仍在折磨着人类的良心。我看过一本一个曾被关进达豪的牧师写的书，说一些囚犯死前都曾这样表达过：“如果你能活下去，请告诉人们这里的真相！”

然而，谁能讲出真实？谁又能表达这无法言说的黑暗和痛苦？达豪不可解释。人们来到这里只是祈祷，但不能思考。所以说纳粹的集中营不仅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甚至也摧毁了人类思考的能力。人们只能在苍天之下一遍遍问为什么，而永远得不到解答。在这一切的背后只能是一种疯狂的超出了人类理解的逻辑在推演。

正像有人所说，人类理性在此面对的是一种“彻底的虚无”。那些集中营看管人员，以德国式的效率执行着批量屠杀的份额，以对待贝多芬音乐同样的狂热来虐待他们眼中的劣等民族。人们也许会问“他们就没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吗？”不，他们才不会有什么犯罪感的；相反，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在为人类扫除垃圾。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由意识形态导致的暴政。达豪集中营大门上居然还铁铸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这样的口号，什么自由呢，通过焚尸炉从烟囱飘出去的自由！

1945年4月29日，美军到达达豪集中营所拍（来源：dw.com）

达豪就这样给我上了一课。出来后我的两眼发黑，我有上十天一直被它所纠缠。这真是一个噩梦。但我“感谢”这一课，因为这种绝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照亮了我对二十世纪许多问题的理解。

问题在于我们对它的灾难性影响有多少深刻的反省？我敬佩那些络绎不绝来到达豪的德国人，这需要怎样的勇气，需要忍受怎样的良心上的折磨？而我们是否具有这样的勇气和自我反省的精神？

一位老诗人读了近年来“诗歌论争”中一位小将的文章后很不解地说“年龄大一些也可以理解，怎么这么小的年龄也带上了‘文革’遗风呢！”而这就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它的遗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像二十世纪的那种极端主义，那种对他人的打倒欲改造欲批判欲，那种帮派意识和权力斗争，那种反智主义，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盲目仇视，那种语言的暴力，那种“砸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造反情结……这些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了吗？没有，它像毒素一样渗透进民族的血液之中，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和一种文化在人们身上起作用。它正和商业文化一起，催生出当今文化的种种畸形病变。看看当今文坛某些“杀手”的所作所为，和当年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呢？甚至，他们不仅把“文革”遗风，而且把商业时代的无耻以及历史上拉帮结伙杀人越货的“江湖文化”从里到外都翻了出来！

问题在于，这种弥漫于当今文坛的粗痞和粗暴，这种“历史阴影的重现”，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那些在今天热衷于语言暴力的人在我看来并不一定就是“坏人”，正像我并不认为那些集中营的看守天生就是魔鬼一样。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却不能不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不能不正视并反省二十世纪的极端主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正是在参观达豪后我理解了人们为什么会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的确，如果不去面对这种黑暗、残暴、疯狂的历史，不去深刻反省它而继续去写那种矫情的诗，那一定是可耻的！如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他们不去探寻纳粹时代灭绝人性的暴行，而是回到亚当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形而上原因”。

所以在那些日子我再次感到了某种让我不能安睡的颤栗，感到了一种苦难历史对我们的要求——也许，这是它对我们的最后一次要求了！西穆斯·希内在谈到一次北爱尔兰民族宗教冲突中的报复性屠杀（他称之为“北爱尔兰心灵痛苦的全部历史中最折磨人的时刻之一”）时这样说：“它就像暴露在星际寒冷之中的一瞬，像可怕元素的提示，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人类必须在其中面对和处理他们的生活。”

是的，一个诗人必须在其中面对并处理他自己的生活，这不仅因为“随后的枪声是那样绝对，那样凄凉”，更因为他在那一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和人类良知的可怕的沉默。中国诗歌在今天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另外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天不断有人向我提起《十诗人批判书》和网上的那些骂战，我的回答是：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给他们带来光荣那就让他们骂下去吧。因为正如老歌德早已讲过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判断艺术品出了问题，那往往不是他们的审美感而是他们的道德感出了问题。

所以，在目前这种空气下，还是让我们回到个人，同时回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诗人的圈子化和党派化，造成的只能是艺术心胸和视野的狭小；它和我们曾怀有的诗歌理想相背，也和一个诗人所要从事的工作无关。我们更不能因为眼下这点事而妨碍了对整个历史、文化和存在领域的敞开。我相信引导一个诗人、判断一个诗人的，都是另外一些更有意义的事物，而非眼下的这些飞短流长。八十年代老江河有一句话：“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这不是诗人的气质。”

的确，抱怨不属诗人所为，那么诗人何为？诗人是从事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劳作的。他为此而生。他的意义也只能存在于这种创造之中。不仅是创造，而且在今天还应从事一种更具难度的创造。今天的诗歌，从多方面看，都难以置信地粗痞化了。因此，保持并加大写作的难度正是我们面对的考验。

保持写作的难度，并非像有人嘲笑的那样是保持优雅，而首先是保持诗歌本身的尊严，保持诗歌与大地同在的那种精神力量。中国现代诗歌从卞之琳、穆旦开始，令人瞩目地出现了一种写作的难度，这种难度八九十年代在多多等优秀诗人那里得到保持和加强，我惟一认同的是这个传统。因为离开了这种写作的难度，中国诗歌的高度、深度、包容性、艺术水准和语言的质地就难以想象，诗歌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对一个民族心智的强化更是无从谈起。

目前这种以粗痞为荣，形式上粗糙不堪、哗众取宠的诗，能给诗歌的建设带来什么？诗歌本身的尺度永远是严格的。诗歌指给我们的道路，其漫长和艰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年轻时的想象。因此，当我们面对古往今来那些伟大不朽的精神劳作，还能做出别的什么选择？中国诗歌经过几代人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是到了再一次加大它的写作难度的时候了。

我自己在最沮丧的时候听到的，恰恰是这种召唤。感谢诗歌，虽然它在当今一再遭受践踏，但它依然是一种提升性力量，它会唤起我们的精神性和想象力，并由此把我们指向一个更深广的境界。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现实的中国我们已看到了，但是“另一个中国”还有待于创造。只有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艰巨的创造它才会呈现出来，只有这样，这个时代我们自己才会得到救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