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羊村传播（ID：yangcunmedia），作者：朱星橦，主编：曾润喜，执行主编：陈迪安，原文标题：《守望家乡：农家子弟的盖房热潮 | 羊村过年记》，头图来自：朱星橦

春节将近，由于今年家里在农村盖好了新房，我们一家决定回乡过年。开车回村的途中，路旁样式不一的新楼房闯入眼帘，其中不乏在城里才能见到的小洋房。

就连常年在外读书的我，也能发现曾经平坦的田间，如今不断“冒出”一些新房。从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到如今农村新房林立，农村的年轻人们正掀起一波返乡盖房的浪潮。

农村随处可见的自建房（图源作者）

注：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在文本与图片中已隐去相关地域信息与受访者真实姓名。

房子中的代际责任

回到村里，节日的气氛似乎更浓郁一些，家家户户都已经挂上了红灯笼，门口散落了一地的“爆竹红”。乡亲们在自家院子里洗菜、收拾，看到我们这些回乡之人，便赶忙停下手中的活前来探望。

得知我们回来的消息，不少人陆陆续续过来打招呼，无论男女老少都对我家的新房很感兴趣，不停询问新房占地面积、装修花费，也有不少村民表示自己也想抓紧时间把房子修起来。

路边的“爆竹红”（图源作者）

村民小海便是其中之一。小海和我年龄相仿，读完初中后就进城打工，为人踏实，平时也少有回来。按理说他打拼了几年，在四线城市买房不成问题，却仍执着地想回村盖房，并趁着这个春节了解一些盖房事宜。我带着疑惑顺势询问。

村民小海：在外打拼了这么久，父母年龄也大了，一辈子在农村辛辛苦苦的，我回来盖房好让他们安心养老，现在大家都在盖新房，总不能让他们还住老房子撒。

小海家正在修建的新房（图源作者）

小海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老啃族”。80后、90后的“老啃族”们出身农村，后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而仍然承担着父母农村生活开销以及当地人情开支。

受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家庭养老是我国养老的主要形式，农村更是“养儿防老”观念的主要聚集地。所以，像小海这样的“老啃族”在城市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时，便会考虑回到家乡为父母修缮或新建房屋以尽孝道。

小李家的新房（图源作者）

得知我对农村盖新房很感兴趣，新房完工不久的村民小李主动凑过来谈了谈他的想法。他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套房子，不仅意味着在父母眼里自己的成熟，具备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更表示有能力去养育下一代，让子女血脉代代相传。

村民小李：如今不像以前年纪小，在外面想干啥子就干啥子（注：方言中“啥子”意为“什么”），现在成家了也要慢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城里再好也比不了自己的“狗窝”，你看看哪家盖房子的不是当家的咧。

在农村，子代结婚就意味着“成家”，之后就要担负起亲代所担负的一切责任，如抚育、赡养等。而村民小李所言正是他对代际关系的深刻认识，盖新房是代际责任的履行。房子成为了维系家庭功能和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盖房“盖”起来的社交圈

按照惯例，新房落成入住要摆酒席请亲朋好友吃饭，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来了，甚至有许多我不认识的生面孔。大家都亲切地唤我母亲“嫂嫂”“侄媳妇”“幺妹”等，一时间似乎多了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乔迁之喜，席间自然少不了主角——新房，长辈们谈论着这幢新房的功能，探讨着各自的新房修建计划。

我曾经很抗拒在农村盖房的行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城里买房自然是比农村盖房划算。但在酒席间，我突然明白，农村盖房或许不只考虑经济意义，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交意义。

“聚”在一起的自建房（图源作者）

村民老张：亲家，当时我帮你家修地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房子位置好啊，现在修完了果然不错。

乡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是由传统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构建。亲缘关系先天便已经存在，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这种亲缘关系逐渐淡化。为拓展非亲缘关系，农村中采取“认干亲”“拜把子”等方式拉进感情，从而形成一种拟亲缘化关系。

拟亲缘化关系的成员之间，亲密度、信任度远大于外部市场，且按照血缘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而如今，盖新房是维系这种拟亲缘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邻里乡亲间互相亲近、一同希望的事。

据走访，在建房时，农家子弟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拟亲缘关系的内部成员以劳动力、物资等方式提供社会支持，而非通过市场化的商品劳务购买。而在建房过程中的人情往来、交流沟通，也就起到了联络和维系感情的作用。

村民新房旁可供休闲娱乐的长廊（图源作者）

村民老张：这下好了，以后大家可以在你这个坝子里乘凉了。还可以在坝子里办酒席咧，大家就可以经常一起聚聚。

邻居老牛：那是当然，要不然修这么大的房子干嘛，以后买张机麻，我们过年回来可以搓麻将咯。

乡土社会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活生产方式，地缘关系像血缘关系一样也具有先赋性。^[2]在边界清晰且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大家具有共同的生活场景、习惯、风俗，因而构建了共通的交流圈子。

在农村中，住房在社交关系中通常充当互动分享的社交场域。各项社交活动如酒席、聚会，都是在农民的自建房中举办，往往以最低成本提供最大限度的感情维系方式，互动范围广、强度大。

寄托乡愁的符号形象

饭后，我们一家受邀去参观邻居老牛的新房。在农村中，邻里关系总是这样亲密。老牛家里造房子，打桩的时候邀请大家去看，砌墙的时候邀请大家去看，房子结顶也邀请大家去看……所以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一群人站在房前闲聊。如今终于能走进老牛的新房，一行人喜气洋洋，新奇地四处探头。

房子里的家居陈设和城中商品房并无两样，应有尽有。村民言语谈话中都流露着羡慕，老牛眼睛里满是笑意。老牛从农村出来，到城里也出了头，是个做了大买卖的生意人，每年只过年回家祭祖。在城里能有立足之地的人也回村里盖房子，不由得引起大伙的关注。

老牛的新房外景（图源作者）

邻居老牛：人老了就要落叶归根啊，以后老了还是想回到农村养老。在城里生活有啥意思嘛，吃喝拉撒都是一样的，还是村里好。

老牛媳妇：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回到村里还可以自己种种菜，空气也好，多绿色多健康咧。

正如老牛所说，虽然他在城市里生活许久，但从心底还是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像老牛一样，许多农民在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后并未变更户籍，而是认为农村户籍在某些时域具有优势，在制度层面对农民身份具有认同感。

加之出身于农村，所以在成年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往往与农民群体也有互动，在心理上依旧对农村有归属感。在农民心里，外出务工不过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3]

村民自建房上的彩绘（图源作者）

村民老蔡：是啊，小时候大家都住在烂房子里，天天打光脚板去上学，哪像现在这么好哟！

老蔡这样的农民，无论情怀还是记忆都在农村，乡愁与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紧密相关。如今物质生活条件变好，农民试图通过盖新房这一行为，去追寻那些消逝在时空里的乡村集体生活和个人情感活动。同时新房也作为一个新的形象符号，塑造着子代后辈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激发乡村文化活力，延续乡村文化血脉。

乡村规划制度的重构

 “有人在家吗，送灯笼来咯！”一声雄厚的男中音打破厨房的宁静。

“有有有！”母亲边应着，边走出去接待。我也好奇地跟随母亲出去。

原来是小队长应乡政府的要求，挨家挨户来送过年灯笼。小队长是村委成员，负责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各方面工作，在村里很有威望。趁着母亲去给小队长端茶水的空隙，我向其询问了农村盖房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政策逻辑。

小队长：先不说盖房子，你看送灯笼说明了啥？说明我们国家真的好呀，连我们这个小乡村都没忘记。现在到处都在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这不是一句口号，国家实实在在地在行动。

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路边的宣传标语（图源作者）

小队长一边说着一边翻出了手机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文件。整体来说，农民盖房是基于一个稳定的制度背景。乡村振兴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地方政府持续改善着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居住条件，如铺设道路，通电通水等。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在这一宏大战略过程中，推进农村住房建设质量提升，既是农村生态宜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需要。这样看来，农家子弟盖房现象增多也是不无道理的。

《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促进农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图片源自网络）

在过去，包括我家在内的众多农民家庭，往往是用而不求、求而不得，在特别是用地方面，更是难上加难。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也逐渐加大，逐渐深入农村地区。于是，农村宅基地领域朝着社会化、便民化、精准化方向发展，如简化农民在自建房修建方面的审批手续、流程，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让广大农民群体在盖房时也有实质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现行集体土地制度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管理制度以现实困境和目标任务为导向，从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划理论进行了系统性变革和重构，重新将宅基地建房活动引向规范有序，才得以真正实现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4]

路边的宣传标语（图源作者）

房子承载着一代人的心灵需求，也承载着社会的发展动力。农家子弟的盖房热潮离不开人们对代际关系、社交网络的重视和乡土情结，更离不开背后的社会大环境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深思农村自建房“涌现”的逻辑。在未来，还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改善乡村生活，从根本上实现农家子弟的家园梦想，推动乡土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郭云超.灰色青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问题探析——以河南T县为考察对象[J].北京社会科学,2015(09).

[2]李汉宗.血缘、地缘、业缘:新市民的社会关系转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04):113-119.

[3]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32(04):128-133.

[4]杨帆,邹伟.农村宅基地建房规划管理:现实困境与制度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17(05):53-5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羊村传播（ID：yangcunmedia），作者：朱星橦，主编：曾润喜，执行主编：陈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