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dxl2000），作者：一个小时，原文标题：《恋物癖、测谎仪、MBTI人格：心理学职业打假人上线》，题图来自：《心灵捕手》

说到心理学，总是先要从辟谣开始。

• 比如，朋友说刚面试进去的公司，需要根据“MBTI人格类型测试”结果分配岗位，但是这玩意儿真的靠谱？

• 美剧《犯罪心理》《别对我说谎》带火了一系列犯罪心理学，微表情研究、测谎仪、吐真剂……看起来真的好高端。
  

• 在大众节目里，心理学家那基本就是巫师了，催眠术、潜意识、操控对方大脑……弗洛伊德一巴掌拍在脑门上，女人就被催眠了。
  

我打赌，每个心理学生都听过这样的问题：“你是学心理的？来，猜猜我在想什么。”

究其原因，心理学是一个极其容易被误解的行业。

在一篇发表在《Front. Psychol.》上的文章中，心理学概念“职业打假人（master debunker）”Scott Lilienfeld博士和同事们提出了 50 个“具有误导性”、“频繁被滥用”或“表述模糊”的心理学词汇。

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旁观者效应”“恋物癖”“抗抑郁药物”……我们从中挑选了 10 个被广泛误解的经典概念，来看看你有没有中枪吧。

恋物癖

误用：

好多人觉得：我喜欢收藏好多小玩意，那我就属于“恋物癖”。

心理学家 Smith（2015）的一篇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中，将当代日本青年对手机的狂热痴迷，描述成了“手机恋物癖”。

我们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但“恋物癖（Fetish）”一词的表述其实是不准确的（当然除非那些小玩意可以用来引发性欲）。

事实：

根据 DSM-5 的定义，恋物癖是指一种对无生命物体（如：鞋子）或非生殖人体部位（如：腿），一种长期的、强烈的、激发性欲（sexual arousal）的迷恋。

《白蚁》

值得注意的是，DSM-5 明确了恋物癖是作为一种持续的性反常或性倒错行为，也就是说个体对某种物体的迷恋必须唤醒或激发性欲才可以被定义为恋物癖。所以，“恋物癖”一词不能用来指一般性的偏好或喜爱。

爱情分子“催产素”

误用：

人人都听过“催产素（Oxytocin) ”是爱情荷尔蒙的说法。

它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对我们恋爱、母性关怀、依恋、性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催产素的分泌会帮助我们在恋爱关系初期建立信任。对伴侣产生积极的感觉。因此有人把它称为“信任因子”，也有学者叫它“亲密荷尔蒙”。

然而，催产素不单只和爱有关。心理学家 Shen（2015）批评道，所有这些对于“催产素”的标签都太过简化了。

事实：

不管是催产素，还是多巴胺，所有的神经递质不会只有“一种正面作用”。

研究发现，催产素的分泌会使得我们对所有正面的和负面的社交信息都更加敏感。

比如，2014 年心理学家Bethlehem等人发现，催产素既可以激发处在同一群体的个体的信任感，也可以导致处在不同群体的成员的不信任。

不仅如此，心理学家在一项对攻击性特质的研究中发现，催产素会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催产素是一种复杂的荷尔蒙。它与生活中的种种人类行为都高度相关，而当它被打上过于“正面”的标签，我们自然就会忽略了它对负面行为的作用。

“我们天生就容易xxx”

误用：

我们习惯把天生和本能划上等号，这就导致我们对“本能（Hard-wired）”的用法经常出现错误。比如：2006 年，心理学家 Grabe & Kamhawi 在一篇研究男女差异的文章中写道，“男性比女性对负面新闻敏感度更高，男性似乎“本能”地对负面新闻更加“敏感”。

就像我们也常常会说，喜新厌旧是男性的本能，女性天生没有安全感之类的。

更多解释：

本能一词的定义为，一种不受自我意识控制的智能。它需要在物种中有普遍性。比如，植物的向光性，人类的求生本能。但根据目前神经可塑性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除了先天性反射（如：膝跳反射）这种生理性本能之外，目前没有任何心理能力或个人偏好属于人类的本能。

人格类型测试背后的伪科学

误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求职评估宣传手册上写道：“MBTI人格类型测试能帮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们对于“人格类型”测试的态度从一种无聊的碎片时间消遣逐渐演变成了社交甚至是职业选择的硬通货币。

它真的是行之有效的判断一个人的方式吗？或许它的作用只是让我们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该寻找这样的伴侣，你就该从事这样的工作。”

图片来源：unsplash

事实：

1921 年，瑞典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Jung）认为，个体的人格有着明确的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如：外倾vs.内倾）。然而近来各种研究表明，荣格的这种理论没有任何科学实证经验支撑。

哲学家罗伯特-卡罗尔（Robert-Carroll）曾对于人格类型理论提出严苛的批评。他认为，人类观察和理解自身不能光靠记忆和临床观察就得出结论，臆造出不存在的“类型”，进而歪曲观察结果以符合先入为主的想法。

任何测试都需要衡量信度和效度。信度是什么？就是每次测试能不能得出一样的结果。曾经有位秘书，在第一次做 MBTI测试时被判定为强烈的思考型和直觉型，可第二次测试的结果却显示为情感型和感受型。MBTI人格类型测试的发明者伊丽莎白-迈尔斯（Isabel Briggs Myers）曾坦诚地说，她无法保证MBTI测试能持续产出一致的结果。

MBTI人格测试的发明者：伊丽莎白母女

而荣格在晚年时也曾说过：人格类型不是静止的。这些个人倾向是随着时间不断“旋转”的。“旋转”这个词用的很妙，我们可以仔细咀嚼其背后的意味。

而效度是什么？效度就是这个测试得出的结果是否有效，能不能用来预测重要的结果。比如就像上文说的，它到底能不帮你找到更好的工作。然而效度是建立在信度之上的。如果每次测量出的结果不一致的话，是不可能准确预测任何东西的。

“测谎仪”真的有用？

误用：

我们经常在各种美剧中看到 FBI 为犯人实施“测谎实验（Lie detector test）”。是的，直到现在 FBI 依然通过测谎仪的结果来评估嫌疑人撒谎的可能性。

但早在 1985 年，Saxe 曾在论文中写道，测谎试验是一种误称。它并不能“识别”谎言，它只是利用生理指标来推断你是不是在撒谎。

事实：

测谎实验（Lie detector test），其实叫做多导仪测试（Polygraph test）。这种仪器测量的是个体精神生理（physiological arousal）的唤醒状态，比如心跳、血压、脉搏、皮肤电阻等。它假设了当人们撒谎并担心谎言被识破时，一定会出现某种生理指标的异常。

但是，实验表明“测谎仪”结果的出错率极高。

1980 年，西雅图警方在南郊附近的绿河发现了 5 具女性尸体。由于尸体已高度腐烂加上当时并没有成熟的 DNA 技术，寻找凶手的过程尤为艰难。经过调查，锁定一个名叫加里-里奇韦的男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要求他来警局接受测谎。但几次测谎的结果都显示没有异常，警察理所当然地放走了他。这一案件被搁置近 20 年。直到 2001 年，警方根据 DNA 比对结果正式逮捕了他。当他被问到如何躲过测谎仪的测试时，他只说了八个字：身心放松、毫无顾虑。

而且，心理学家 Lykken（1998）发现，可能是审问的环境本身也会制造紧张，很多如实作答的人在测谎结果中也会显示出异常的信号。

犯罪电影里的“吐真剂”

误用：

在电影《真实的谎言》中，施瓦辛格饰演的哈里在被注射了吐真剂（Truth serum）之后，向自己的妻子坦诚他特工的身份。

 《蚁人2》

吐真剂，顾名思义，这是一种通过静脉注射后会让大脑处于放松的状态从而让人无法“撒谎”的物质。所谓的“吐真剂”其实是一种巴比妥类药物。

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司法部门的询问者为重大案件的嫌疑人注射“吐真剂”来获取信息依然被认为是合法的手段。但吐真剂到底是编剧发明出来推进剧情的假想药物还是真的可靠有效？

事实：

心理学家 Bimmerle （1993）的研究指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种所谓的“吐真剂”可以使人们暴露更多真实信息。恰恰相反，研究显示吐真剂通常与虚假记忆（false memory）高度相关。

例如，战地医生发现一位美军士兵在注射了“吐真剂”后，说出了自己被强迫割掉扁桃体的经历，然而之后发现他双侧的扁桃体都完整。

心理学家 Piper（1993）也发现，即使在注射“吐真剂”后，人们依然可以撒谎。反对“吐真剂”这一表述的心理学家说，这种物质只是降低了人们的反应阈值，让人们变得更放松更有倾诉欲了，但他们说的话既包括真话也包括假话。因此我们认为“吐真剂”的可信度很低。

精神疾病的原因，是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失衡”？

误用：

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精神疾病只是一种“大脑疾病”。比如，我们会认为抑郁症是由于血清素的缺乏引起的，多动症是由于多巴胺的不足造成的。

2011 年心理学家Wheeler在文章中写道，引发精神疾病的只是我们脑内的“化学物质失衡（Chemical imbalance）”。

的确，这样的解释不计其数。这个概念通常是强调生物学依据的心理学家经常提到的。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这种解释都很买账。

图片来源：unsplash

其实人们会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生物学解释其实也无可厚非。人们之所以会被生物学的解释所吸引，是因为这比复杂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看上去更“科学”。家庭关系、经济条件，人格特质，这些复杂的因素很难被准确地记录并进行客观研究。但扫描大脑则直观清晰且简单易行。

事实：

对于精神疾病来讲，我们需要承认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因素，而不能只把解释成一种“大脑疾病”或单一地归因为“化学物质”。

比如，一位抑郁症患者在服药后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服药确实会让我“感觉”很好，但效果很短暂，因为药物没有教会我如何面对真实的生活困境，比如亲密关系。那些存在问题的认知和应对策略，还会使我再次陷入负面情绪中。

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存在一种“理想水平”或“理想比例”。所以“失衡”这种表述根本是无稽之谈。

“洗脑”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由来：

“洗脑”一词源于 1970 年代的美国。

当时各种带有鲜明文化立场的组织在街头兴起。而每种新的文化团体希望在短时间内扩张自己的规模并占有一定的话语权时，团队的大小首领会出现在美国各地的街头利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来鼓动更多青年加入。在加入后，这些青年会无条件地拥护组织的立场，并通常伴随非理性行为。

于是，他们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洗脑”。

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洗脑与说服是截然不同的。洗脑更加具有神秘性，就像一种慢性催眠，使人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失去了独立判断，也改变或影响了他人对事物长期的观念。

事实：

但其实，“洗脑”的力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研究表示，这些“洗脑者”并没有控制他人思想的超能力，他们只是熟练运用了常见的说服手段。

在《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一书中，作者提到的一些“洗脑”手段只不过常规的说服手段，如，利用公众情绪、个人崇拜、品牌营销等。

也有不少研究质疑“洗脑”是否能对人的长期观念产生影响（Melton,1999）。

比如，在朝鲜战争后，有 3500 名关押在朝鲜的美国士兵在长期接受朝鲜政治理念的“洗脑”式灌输后，坚定不移地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负有绝对责任的。然而，就在他们返回美国后不久，仅有不到 1% 的士兵依然支持朝鲜的政治立场。

“旁观者效应”很可能是假的？

由来：

1964 年，一位名叫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年轻女性，在结束酒吧夜班后回家途中，遭到一位男子的持刀袭击，

身中数刀的她曾大声求救，但警察赶来后还是因为失血过多不幸去世。后来警察在走访中得知，整个袭击过程持续了35分钟，共有38人声称听到了凯蒂的呼喊声并从透过窗户目睹了袭击的经过，但最终只有1人报了警。这一事件令纽约市民和全体美国民众感到震惊。

1968 年，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 ）和 拜博-拉汀内（Bibb Latane）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正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降低了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随即他们的实验也支持了他们的的结论，即在场旁观者的数量越多，施救的可能性越低。

于是他们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apathy）”。

反例：

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理查德-菲尔伯特（Richard Philpot) 提出，旁观者效应很可能是假的。在他们观察了英国、印度、南非、荷兰四地发生暴力事件时的监控录像发现，干预的可能性随着旁观者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有越多的人在场，就会有越多人有意愿去做些什么。”

2008 年，心理学家格拉斯曼（Glassman）和哈德（Hadad）的研究也发现，在紧急情况出现时，大多数旁观者对于受害者的态度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大多数旁观者非常担心受害者的安危，他们可能只是进入了一种生理上冻结（frozen）的状态。

冻结是战或逃反应（Flight or fight）以外第三种常见的心理反应，指的是当人们面对超出应对能力的突发情况时，由于高度紧张而进入了一种短期内失去行动能力的状态。而且这种“冻结”的状态也延长了旁观者的反应时间。

所以，单纯把旁观者面对突发情况的反应单纯归结为“冷漠”或“不作为”，可能是一种过于武断的结论。

“抗抑郁药”也能治疗其他疾病？

误用：

三环抗抑郁药（tricyclics）、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通常都被称为抗抑郁药物。但给予这些药物“抗抑郁”的标签属性，明显带有某种误导性，因为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它只能治疗抑郁。

事实：

研究发现这些药物对于治疗其他情绪问题也同样有效，如：焦虑、强迫症（OCD）、恐慌症和暴食症。

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药物治疗抑郁症的疗效比治疗其他情绪障碍的疗效更好。

这些药物之所以被称作抗抑郁药物，而是因为最初的药效试验是基于抑郁症患者来进行的。心理学家Kramer也发现，这些药物只对重度抑郁患者有显著效果，对于轻度和中度抑郁的改善并没有显著帮助。

后记

这样的词，Scott Lilienfeld 和同事们在原文中列举了 50 个。他本人在职业生涯中也有一本辟谣书很出名：《大众心理学的 50 大神话：粉碎人们对人类行为普遍存在的误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他认为：心理学自始至终就是“误解”的重灾区。很多心理学“概念”的表述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为这些理论从始至终就没有科学依据。就像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屋，急需被翻新、被改造。

但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抨击这些词语或短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是鼓励大家对更多的专业术语进行广泛讨论，不要被“话语”绑架。

因为，“如果事物的名称是不准确的，那么语言就不能为我们带来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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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ley, J. M., and Latane, B. (1968). Bystander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 Personal.Soc. Psychol.8, 377–383. doi: 10.1037/h0025589

Glassman, W. E., and Hadad, M. (2008). Approachesto Psychology.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Grabe, M. E., and Kamhawi, R. (2006). Hardwired for negative news?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ocessing broadcast news. Commun. Res. 33, 346–369. doi: 10.1177/009365020629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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