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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2 13:53
战争经济学:打一场仗到底要花多少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市值榜(ID:shizhibang2021),作者:连禾,编辑:嘉辛,头图来自:《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从2021年10月开始,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不断升级。


最剑拔弩张时,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边境地区集结了近15万名士兵,英国向乌克兰交付了第一批反坦克武器、美国军援了乌克兰170吨武器和130吨军事装备。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战争的本质向来都是利益冲突。


用恩格斯的话说,战争一度是某些民族满足贪欲、获取财富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恩格斯将他们称作野蛮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不过,聪明的政治家及军事家可不会盲目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一件太劳民伤财的事情,算不好这本经济账,不仅获得不了利益,甚至还会让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


一、战争的成本是多少?

 

打一场仗要花多少钱?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持续78天的空袭行动耗费了70多亿美元;2001年持续两个月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单军费就花了100多亿美元。


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到两个月的进攻时间里,美国的成本支出在28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


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梳理一下美国在过去历次主要战争中付出的开支: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花在了哪里?军火和人员是主要支出。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1918年的战争总成本接近当年度GDP的36%,为了准备这场战争,美国还将30%的汽车生产能力转向了坦克生产。


再到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顶峰年代,仅军费开支就占到了美国GDP的三分之一,1944年这个数字是37.9%,无论是总直接成本还是人均直接成本,美国的战争开支都达到了顶峰。


尤其是珍珠港偷袭事件后,美国再次加大了武器生产。


1918年至1933年,美国只生产了35辆坦克;到1940年,美国生产了309辆;1943年,美国坦克的产量增加到惊人的29500辆。更宏观一点来看,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生产了88430辆坦克,作为对比,英国是24800辆、德国是24050辆。


飞机也是如此,年产量最高的1943、1944这两年,美国分别生产了85898、96318辆飞机。


再来看军队人员的扩张,一组数据对比极具代表性:1939年以前,美国军队人数一直没有超过1920年《国防法案》所规定的28万人的一半,但到1942年,美军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万人。


除了直接投入到战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消耗之外,战争还会让国家、政府背上军人退伍后的福利或补贴支出。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有10万多名军人患上了与化学物质相关的“海湾综合征”,其中4万多人长期致残。即使在战争结束16年之后,美国政府还需要向20万名退伍军人提供超过43亿美元的补助、养老、抚恤金。


除了这些直接成本,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更巨大,影响也更长远。


之所以要大力投入战争资源,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战争进攻方还是战争防御方,其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都是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的线性递增函数,即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越大,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就越大。


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背景下,当战争一方在武器等资源方面持续增加投入,战争将走进另一个逻辑:非对称战争。


简单来说,通过大量的军费支出培养起来的战争机器,造成对敌双方实力悬殊。


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它越增加军费开支、扩军备战、发明新式武器,就越能提高它的攻击威力,也就越能够在以强凌弱的非对称战争中取得越大的胜利,这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在世界上动用武力的欲望和意志。


既然战争要付出这么高的成本,那这些钱从哪儿来?


二、钱从哪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在其红色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一段对话:


  • 美国政府:伊拉克战争是免费的。既不用削减政府开支,也不用提高你们的税负,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 美国人民:那钱从哪儿来呢?

  • 美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借。


这一段虚拟的对话,既点明了通行的战争融资渠道,又指出了作为全球的军事金融强权国家,美国所特有的战争融资方式。通常而言,战争融资主要分为征税、发债、印钞。


先看第一种融资方式:税收。


税收是一种古老的充盈国库,并为战时提供经济支撑的手段。从中国古代开始,历代皇帝都靠征收盐税、人丁税、土地税等来获得。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来源和形式,一般用于城市基建、教育、医疗、公务人员工资发放、军费开支等。战时,军费开支提升,相应地,用于非军费方面的支出会减少。


仅仅是税收的腾挪自然支撑不了庞大的战争开销。在打仗时,常常会出现临时的税种以开源。


比如1799年,英国对拿破仑战争时,为了应付战争费用的需要,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首创了所得税。它与后来的所得税有不同之处,属于临时课征的战争税,在1802年随着战争的平息而停止,1803年,战争复起后,恢复开征,直到1815年随战争结束而废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征过“战争税”或“战争暴利税”,筹措战争经费。


税收过重往往会造成内乱,所以有一些“战争税”会落在富人/商人的头上。


如清朝后期的卖官,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官位得到的收入来补贴;再如,上文提到的所得税也是一种针对富人的税收,名义是保护富人的私产。


这种方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尤其是富人掌权之时。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战争连连,贵族、诸侯有钱有势,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自发形成了阻碍加税的坚定同盟,统治者们必须另想他法。


再看第二种融资方式:借钱、发债。


可能很难想到,人类历史第一次的主权放贷就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借款的原始动机。


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方是古希腊的财富中心,另一方还在使用低廉笨重的铁币做交易,只比以物易物先进一点。


斯巴达的同盟军,一些城邦小国,因常年向强国雅典进贡,没有多少军费,旷日持久的战争让斯巴达陷入弹药不足的困境,不得已借用了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神庙的储备金,通过给予荣誉鼓励民众解囊相助。最终,这场持续了27年的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和强国地位。


此时的借钱属于统治者的私债范畴,将统治者的私债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撑,并向民众支付利息的公债,是在议会出现以后。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1694年)就是为了开辟市民储蓄的渠道,筹集用于对付路易十四的军费,发债也是成就其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支撑。


此后,发债成为筹措军费常见的渠道。


这种常规融资方法,日本人学会了,清政府没学会。这也是日本以弹丸之地赢得甲午战争(1894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北洋水师被称为亚洲第一,在世界也排得上号,并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打到没钱买弹药。根源固然是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但金融业弱于日本也是打了不到一年就认输和谈的原因。


除了上文提及的税收卖官,当时的清政府也就能搜刮搜刮民间和钱庄,没什么搞钱途径。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融资渠道也不多。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金融制度,先是发债搞经济、军事改革,然后是发债打仗,就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发行了巨额债券。


第三种融资方式,是发动印钞机。


税收、发债,都是货币总量的腾挪,而货币总量未必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创造货币成为战时经济的惯用手法。


美国内战时期,美国北方政府向银行发售国库券和债券,但银行发现这些国库券和债券在二级市场上转售难度高,也就不再愿意用有限的黄金去承接政府的债券。


于是1862年,政府开始印制1.5亿美元的美国钞票,使其成为合法货币。


一般情况下,钞票不是想印就能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世界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能发行多少钞票,要看有多少黄金储备。


金本位制天然具有通缩的倾向,原因在于黄金储量有限,开采速度慢,而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高。对黄金的需求在战时更迅猛,于是暂时放弃金本位制是常有的事。


超发货币,实质上已经是以国家信用做背书,而不是黄金的储量。


一战、二战时期,一些国家无法生产战争所需要的物资,通常需要借款、消耗大量的黄金储备等方式来融资以购买物资。为了支持这些赤字,大多数参战国会对黄金出口进行限制。


战时这些临时政策都有副作用。加税会增加百姓负担,使政府失去民众支持;削减非军事支出会降低原本在医疗、教育等民众福利;发行债券,政府需要承担利息,甚者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比如1557~1575年间,西班牙国王宣布两次宣布国家破产,尽管并非国家身无分文,但无法履行债务对国家信用是极大的伤害。


以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下,货币超发带来的影响可能数倍于发行的货币量。


战争的代价在战争的最后一枪结束后,还长远地影响着人们。这是斯蒂格利茨告诉我们的另一句话。


三、战后的代价更沉重


“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纳粹留给人民的遗产……仅是若干断壁残垣……柏林如今只是一个破碎砖瓦堆积如山的地理坐标”,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战争代价的最好注脚。


子弹不能用于再生产,战争只会摧毁资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争,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口超过7000万,1.3亿人受伤。


作为战败国,德国死亡士兵超过500万,平民约200万,二战前,德国总人口约8000万(吞并奥地利等地之后,自身有6600万左右)。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争消失,大部分是青壮年。


战胜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苏联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


每次战争的发生,都会带来大量的伤亡。工业体系下,男性劳动力的缺失,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资源的摧毁让战后的经济重建尤为艰难,再加上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不管是战败还是战胜国,都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


第一重影响是,通货膨胀。


在一战结束之后,德国不仅要归还战时借款,还要承担132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联合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入了德国的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史称“鲁尔危机”,德国只能选择疯狂印钱。


货币供给过高,商品不足,导致物价飞涨,德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战前,4.2马克就可以兑换1美元,战后,1美元可以成立一个家族基金。物价上涨的速度近乎荒诞,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一个人以8000马克买了一杯咖啡,等喝完走出去时,咖啡已经卖10000马克了。


到了1923年,德国出现了面值100兆的钞票,小朋友把钞票用来做风筝,纸钞被当成柴烧都是随处可见的景象。此时的马克已经失去了货币的价值,以物易物开始盛行。


同样,二战后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相关数据显示,在1945年~1949年之间,日本东京的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240倍。


非主战场,又是战胜国的美国,统计其上个世纪的M2,也就是货币供给量,包括现钞支票和短期储备,可知,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都是阶段性的高位。


(1901~200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


1917~1918年、1941~1945年、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越战)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也是美国通胀率高峰时期。其实包括战后的一两年内,通胀率也处于较高的位置。


不过,相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美国的通胀率要温和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元作为国际通行货币,它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可以由全世界来买单,这也是上文虚拟对话为什么说由其它国家承担战争成本。


第二重影响在经济总量上,也就是GDP水平,不同的国家会有所分化。


一个简化的GDP公式是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购买之和。主战场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需要时间,战败国人民一般信心不足,更容易出现战后GDP下降,这也是战争的代价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人均GDP至少下降了一半,货币也在战后大幅贬值。



对于大赢家美国来说,战时GDP则上升,1941年~1945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失业率下降。但在二战过去之后,因军事需求等不再旺盛,美国也无法保持GDP的高速上涨。


第三重影响是给参战国带来巨额的债务。


英国,老牌日不落帝国,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它的衰落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额债务有关。


因为一战,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位置上被拉了下来,美国补位。因为二战,彻底失去了主宰世界金融秩序的权力,取而代之的还是美国,英国则变成了经济上依附的角色。


二战期间,根据罗斯福签署的《租借法案》,美国对盟国进行战争补贴,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法案还有附加条件,即英国必须使英镑能自由兑换。


没有人会愿意持有陷入战争中的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的放开,会使人抛售英镑,换取更为坚挺的货币或者是黄金。


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条款导致了英镑的长期疲软,是美国削弱英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一步。


二战过后,一方面是英镑疲软,另一方面世界上75%的黄金储备捏在美国的手里,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成为世界货币,英国再无与美一争之力。


而二战时期,英国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直到2006年才还清,足足60年,英国才翻开新的一页。德国还清1320亿马克的赔款加利息,用了90年。


四、结语

 

凡是战争,都有胜负之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参战一方能够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那它就是赢家?


当然不是。


战争的野蛮性在于,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胜利的一方重新掌握游戏规则,他们总能在利益分配中掌握更高主动权,让自己成为最大获益者。


但战争又有着无法抵挡的破坏性,它以流血、死亡为代价,带来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鳏寡孤独,它的强大摧毁性足以让一座城市沦陷、让一个民族沉沦、让一种文明消亡,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血淋淋的教训。


经济账或许算得明白,但涉及到普通的人,这笔账怎么算,都没有赢家。


参考文献:

[1]《战争经济学》,保罗·波斯特;

[2]《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斯蒂格利茨;

[3]《最“经典”的通货膨胀》,比尔李;

[4]《日本战后早期反通货膨胀制度》,世界经济;

[5]《20世纪40-50年代美英对于国际经济霸权的争夺》,申晓诺杨一帆;

[6]《战争经济的运行机制》,达里奥;

[7]《打仗的钱从哪儿来?》陈志武;

[8]《日本明治维新的金融故事》,陈志武;

[9]《战争与国债》,世界军事;

[10]《非对称战争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斗;

[11]《战争成本和收益的广义虚拟经济分析范式研究》,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管理研究所,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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