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采访：刘璐天、朱凯麟、朱丽琨、姚胤米、李晓蕾、贺乾明，撰文：姚胤米、朱凯麟、刘璐天、黄俊杰，编辑：姚胤米、黄俊杰，原文标题：《在乌华人的五日五夜：我们与战火的距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距离爆炸点超过 15 公里，听到的炮弹声会是 “轰” 的一声闷沉巨响，接着是持续几秒的尾音；如果枪战在几公里内的城市街道发生，声音则会变成 “嘟嘟嘟” 的锐利速响，带很短的尾音。

不同节奏的防空警报代表不同含义：连续发声代表宵禁开始，不得出门；短暂一声 - 停顿 15 秒 - 再短暂一声，持续三次，代表危险，必须立刻离开房间，前往避难所。

到超市采购战时物资，不能只拿食品，还得带上充足的纯净水，以防自来水被断；食物不能光买新鲜的，得有面包，乌克兰的一些住宅不安装燃气，而电，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断；备用药品就不用说了，出门最好先去趟药房。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军将直接向居民区开火，但爆炸的冲击波会带来很大危险，它能把窗户玻璃震碎，要像台风来袭前那样，用胶带在窗面上贴 “米” 字；倘若住在装着落地窗的公寓，那么家里唯一安全的避难地就只剩卫生间了。

过去几天，几乎从未接受过战备教育的在乌克兰华人，对于如何在战火中保全自己，有了具体的经验。此时此刻，他们也在使用这些陌生又重要的方法，确保安全。

随着冲突的日益升级，有一些在乌克兰的华人开始感知到一些当地人变得不再友好。有人曾就此号召国内网民理性发声。有几位 25 日还愿意沟通的受访人，两日后已不愿意再多沟通，他们倾向于不发声，以免语言再度被解读，为滞留着的自己引来新麻烦。

据了解，使馆虽已登记了华人的信息，但撤侨行动尚未实质性展开。乌克兰几家企业的消息人士说，一些中国企业家、工业团体在乌克兰的负责人正在安抚当地员工，密切关注撤离计划。

如果说 2003 年的美国入侵伊拉克是电视直播时代的战争，信息由随军记者拍摄、触达全球。这一次则是短视频时代的战争，平民拍摄、留着 “Shot On MI 9" 水印的短视频被加上真假难辨的解读一天 24 小时填充着社交网络。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图片里，大概率夹杂了不真实的信息。客观原因是，俄乌双方大量军事装备都继承于苏联，很多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甚至是同一型号。俄军在军车上漆了醒目的白色 “Z”“V” 字样以和对方区隔开。

社交网络来源的混杂、有意无意的误导让一线信息真假难辨。一位乌克兰父亲泪别小女儿的视频，引发了全球网民的恻隐之心，但也有消息称，视频里的父亲很可能是反乌克兰的顿巴斯人员向撤往俄罗斯的女儿道别。冲突初期，一枚导弹击中基辅的一座公寓楼，但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人员、前美军军官 Rob Lee 看过视频后怀疑，这更像是一枚防空导弹，可能是误伤。至于游戏画面、旧视频被包装为此次冲突所拍摄，更是层出不穷。

图：2 月 26 日早上，一枚导弹击中位于基辅的公寓。图片来自 Reuters 视频。

过去三天，《晚点 LatePost》密集联系了近 20 位现在以及曾经在乌克兰生活的人：他们有的正身处离炮火最近的地方，有的曾经多年在乌克兰工作或经商。

在此之前，乌克兰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是陌生的。采访中拗口的城市名，经常让我们觉得摸不着头脑，那种陌生感有些令人惭愧。

过去多年，乌克兰并不像那些常年处于战乱的中东国家那样，被广泛关注，但持久的边境冲突却早已被部分乌克兰人习惯，双方多年的拉扯，让一些人生出可想而知的倦怠感：一位生活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人曾向他的中国朋友感慨，两边早晚都会打一架，不如快点来一场，结束这一切吧。

人们已经习惯 15 秒看完一条短视频，用一个很快的速度获知结果。但战争却可能持续很长时间，2003 年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花了 21 天才进入巴格达。冲突一天不停，就会有更多人的生活被打乱、梦想被终止。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难

生活在基辅的年轻人也很少早起，居民区楼下的 24 小时超市便是最好的证明。通常情况下，清晨六点钟，超市里不会有什么人。除了 2 月 24 日，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后的第一个早晨。

住在基辅市舍普琴科区的一家通讯公司员工罗芮麒（化名）六点钟出门采购物资。此时，楼下早已停着五、六辆车，人们在往里面塞家什，准备撤离。超市结账处已排满了人，不过秩序井然，每个人都推着两辆购物车的物资。

那天凌晨 4 点，罗芮麒醒来上厕所，看到新闻上说哈尔科夫发生爆炸，她有些紧张。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的边境城市，也是苏联时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近几年，哈尔科夫一直经受军事冲突。

习以为常会令人麻痹，此前罗芮麒接受到的信息都指向——战争不会大范围爆发。他们认为，这次冲突也仍旧局限于边境。一周多之前，虽然公司曾建议提前囤积物资，但并未要求强制执行。

仅仅半小时后，基辅周边的机场就传来爆炸声。俄罗斯突袭了这座距离边境不过 200 公里的邻国首都，这个距离，跟上海到杭州差不多。

图：激战后的基辅西北部的安东诺夫机场。机场内的伤亡除了人员，也包括人类建造的最大的飞机，仅有一架的 An-225。图片来自 Maxar 卫星公司。

凌晨 5 点的炮声震醒了生活在基辅的人，炮弹的瞄准准星离市中心越来越近。

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 年在阿富汗，苏联军队都以少量轻步兵攻击对方首都，控制机场和要道、接应重装部队达成目标，结束对方的抵抗。

现在外界并不清楚俄军的具体计划、目标和进展。不过这一次，基辅的市民有个短暂的撤离窗口。有条件的市民在 2 月 24 日一大早出发，向西边走，那里离战火远些，也与波兰接壤。在确认冲突愈演愈烈后，波兰宣布开放 8 个入境点接收乌克兰难民、以及他们的宠物猫狗。伸向波兰的路严重堵车，一直堵到下一个州日托米尔。500 米的路得走上 3 个小时。

2 月 26 日，基辅开始准备城市防御并更新规定，市民自有车辆已被禁止通行。

绝大多数居民仍留在基辅。

炮火震碎了人们原本的计划。2 月 24 日，本是小米公司计划在基辅召开乌克兰 2022 年产品发布会的日子。一位就职于一家跨国游戏公司的上海员工则发现，内部协作软件上，他大部分乌克兰同事都没有上线。

每一天的情况都比前一天更严峻。罗芮麒从事财务工作，她发现，战火燃起后，银行柜台禁止美元交易，提现额度降至每张卡 1 万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相当于人民币 2000 多元。只有少数几个换汇点可以兑换美元，但无法按照实时汇率计算。这些地点，在日间都排着长队。

当地时间 24 日，基辅市宣布实行宵禁，从晚 10 点至次日早 7 点；到了 26 日，宵禁时间提前为晚 5 点至次日早 8 点。天黑之后，部分居民楼不再亮灯，是仍留在家中的人们避险的选择。

南北流向的乌克兰母亲河第聂伯河把基辅市区划出 “左岸” 和 “右岸”，左岸的受访人描述的见闻比右岸的激烈。

人们开始习惯接受夜晚要比白天忍受更多恐惧。在军事行动中，空袭往往集中在夜晚进行。每夜能听到的炮火声都比前一夜更响，意味着战斗发生的地点离自己越来越近。

第一夜，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 Mandy（化名） 因工作疲惫，睡得蛮沉，没有听到炮声。第二夜，她穿上随时能走的衣服躺在床边，精神紧张，基本不敢睡。第三夜，晚上八点，密集的炸弹和枪击的声音持续不断，直到凌晨五点多，一夜未眠的她发来消息：昨晚的基辅经历了一场恶战。

短期内，没有人能确认哪里安全，一开始，华人圈里还说可以去西部的利沃夫，冲突第二天，利沃夫也拉响了警报。

城市内开放了避难所、防空洞，地铁站已启动了避难模式，不便充电，水和食物都要自备，有当地厨师还带来沙拉分享给周围的陌生人。地下空间，空气流动性也比较差，疫情传播也是隐患。

因疫情而待业的吴笙（化名）也判断，一直躲在避难所不现实。25 日早，一架军机在左岸境内被击中，落到居民区，点燃了一栋楼，离他家只有两公里。

他的孩子才四岁，只能在避难所躲个把小时。留在家里，至少水电尚能保证供应，通话时，他的太太刚烧好了一餐早饭。她是一位乌克兰女孩，他们的孩子拥有中国国籍。和很多跨国婚姻组成的家庭一样，在未来几周内，吴笙必须要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和他的乌克兰家人一起留下，还是把家庭拆开，自己带着孩子回国。想到这个，他非常难受。

目前已经是战火点燃第五天，还没有大量平民伤亡的一线报道。据俄罗斯国营媒体《今日俄罗斯》（RT）报道，仅冲突爆发次日，俄罗斯各地就有超过 2000 人因参与反战示威被拘留，其中莫斯科超过 600 人。在多个短视频里，乌克兰市民走上街道阻拦俄军行进，而俄军坦克和装甲车也转而绕行，避免伤及平民。

但随着国际制裁层层加码、冲突继续、更多当地人加入抵抗，没人知道冲突会走向何方。

勇气与善意

35 岁的王力鹏打算这两天回一趟乌克兰，他是中兴通讯乌克兰总经理，因为过年回国了一段时间。他本应在 2 月 24 日到荷兰，第二天再转机飞到基辅。炮火让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掉他的第二段行程。

从 2 月 23 日白天开始，他每隔两个小时整点，就在群里跟滞留在乌克兰的同事沟通一次，确保 44 位员工、9 位家属全部安全。同事告诉王力鹏，当地时间 2 月 25 日上午，防空警报声很密集，不确定性比较高，大家心里忐忑，他们已经筹备了 7-10 天的物资。

王力鹏不放心，想 “逆行”，先到波兰，再想办法回到基辅。家人对这个计划施以了很大阻力，但他很坚持：“我作为团队的负责人，前面还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这个时候，因为一点风吹草动我就不按原计划回去了，会让员工们有心理压力，觉得公司或者团队是不是抛弃他们了。”

好几位受访人在提到他们的乌克兰朋友时哽咽。那些前不久还跟他们一样正常生活的年轻人们，来自各行各业，很多已经准备随时加入城市防御。

Mandy 很小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国外独立生活，她在乌克兰没有家人，她在基辅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医生。他选择了留在基辅，“我是一名医生，基辅更需要我。”说到这里，这位凌晨 4 点醒来，勇敢在落地窗前帮中文媒体拍摄视频的女孩，忍不住哭了一会儿。

这个话题让我们的中国受访者们和他们的乌克兰朋友们之间的国籍界限消退，他们成为一线之隔的人，原本年龄相仿，战争之前，生活在同样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一夜之间，命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2 月 24 日，乌克兰禁止全国 18 - 60 岁的男性离境，等待随时被抽调。本地人或许早就对冲突更有心理预期，2021 年年底，冲突升温时，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发布通告，要求 20 - 50 岁的女性登记。

一位通讯公司职员的朋友才刚刚 30 岁，不久前刚经历了亲人因新冠去世的悲痛，现在又遭遇战火。她不知如何去安慰朋友，“普通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

在危难中，人类还是能释放出善意。

人们会带上他们的宠物猫狗一起躲进防空洞，它们也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小生意主黄庆（化名）和他在乌克兰留学的女朋友共同生活，本计划在那里登记结婚，买车买房。

他们养了一只缅因猫，叫米香，一只长毛暹罗猫，叫渡，刚抱回家的时候，小猫只有一个月大。他们已经在使馆登记了信息，一旦撤侨启动了，他们计划先把猫送走，要是到时当地朋友们也撤了，他们就给猫猫们做好最大限度的准备，一个屋铺满猫粮，另一个屋铺满猫砂。

图：成立于 1834 年的基辅大学（乌克兰语：Київський університет），由一位受访者拍摄摄于 2021 年 9 月。

战争不只有悲伤的情绪，很多人依然保持了活在此刻的精神。

2 月 24 日凌晨，乌克兰记者维罗妮卡·梅尔克泽诺瓦（Veronika Melkozerova）给她 76 岁的奶奶打电话。奶奶是个典型的 “Soviet Babushka”（戴头巾的苏维埃大妈）、通常十点后才起床的 “瞌睡虫”。

电话那头，奶奶的声音听上去迷迷糊糊的：“救救你自己、你老公和你的狗吧。我会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如果导弹击中了我的房子，那就中了吧！我宁愿在装潢精美的房子里死，也不要死在脏兮兮的地下室里。” 维罗妮卡催促收拾行李的请求也被拒绝了：“不，我宁愿煮点汤喝！” 奶奶大笑着挂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维罗妮卡又打过去，这次 Babushka 在做经典菜式，煎肉饼。三小时后，奶奶带着她的肉饼，穿过枪炮声，送到维罗妮卡的家中。

罗芮麒室友林垟有位朋友生活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城市，朋友描述，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枪炮声白天都没有停。严谨地说，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不能算是 “重回战争”，过去八年，俄乌双方的军事力量一直在这两座东部城市产生冲突。

罗芮麒和林垟也在过去两天集中遭受了间歇性枪声和炮响的精神折磨。但 “生活还是要继续”，她们说。中午吃了红烧羊肉和炒菠菜（菠菜是乌克兰的进口蔬菜）——把贵的先吃了。

为什么人们愿意来到乌克兰？

乌克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处于欧洲腹地，做全球生意的公司，如果想往欧洲扩展，离不开乌克兰。乌克兰人口也多，2020 年统计数据为 4413 万，所以受通讯业、零售业重视。根据屈臣氏母公司长和集团的财报，2021 年上半年屈臣氏 10% 收入来自东欧，其中又有 16% 的门店开在乌克兰。

2015 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法国、德国总统见证下，签署停火协议。停滞数年的商业往来开始恢复生机，但很快，这些来乌克兰掘金的企业和商人就会发现，他们将遇到许多个看不见的屏障。

名创优品 2017 年进入乌克兰市场，到第二年已经有 170 多名员工，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以性价比著称的名创优品，很受当地人欢迎。然而，一位接近名创优品乌克兰市场的人士称，进入乌克兰这几年，名创优品的门店经营一直在下滑，可怕的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吴笙 2017 年刚到乌克兰时，能在市场上买到 1-2 格里夫纳 / 公斤的土豆，折合人民币 2 毛多，现在，土豆价格已经涨到 20-30 格里夫纳 / 公斤。在吴笙领 1000 美元月薪的时候，日常开销只需 200-300 美元，现在他每个月光是信用卡就能刷出去 2000 美元。月底的账单总是让他吃惊：怎么会花出去这么多？

乌克兰的大部分经济牢牢攥在寡头财阀的手中。手机通讯是中国民营企业少数在当地发展较好的行业。

2016 年第三季度，小米公司进军乌克兰，人民币千元上下的红米手机很快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一年后就开到 8 家授权门店，两年后成为当地出货量第一的智能手机厂商。在乌克兰，每被卖出去的 4 部智能手机里，就有一部由小米生产。小米的平板电脑、智能手环、电视、扫地机器人也在有序进入乌克兰市场。

根据国际分析公司 Canalys 截至 2021 年第二季度的调查，最受乌克兰消费者欢迎的手机品牌是：小米、三星、Transsion（传音控股）、OPPO，苹果只能排第五。其中 Transsion 手机的母公司传音控股以 “非洲手机之王” 闻名，正计划发展中欧和东欧市场。据了解，公司之前对乌克兰很有信心，决定要在 2022 年拿下。

乌克兰拥有超过半数人口的互联网用户。手机行业的繁荣和庞大网民的诞生，推动乌克兰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给中国通信行业进入乌克兰市场提供了机会。

图：2021 年，乌克兰基辅舍普琴科大道楼体上的华为品牌广告。

战争发生后，中兴的员工还在持续与乌克兰运营商客户沟通，确保中方安全撤离后，他们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自主地去维护网络系统。2007 年中兴进入乌克兰市场后，协助当地运营商建设了 3G/LTE 网络，甚至 5G 网络。

乌克兰的通讯基建推进缓慢，《乌克兰经济真理报》消息称，2020 年 7 月开始，运营商逐步为部分地区提供 900 MHz 频段的 4G 服务，7 月至 10 月，470 万乌克兰人可以使用 4G，其中，150 万人是首次使用。

但出了城市，4G 很快就变成 2G，只能打电话。2019 年，乌克兰新时代新闻社的消息称，乌克兰数字化部分享了计划在全国 90% 地区覆盖互联网的详细信息。

1998 年，华为开始拓展乌克兰通信市场，2005 年正式成立分公司。在 “心声社区” 社区，一名员工描述了她如何艰辛地在乌克兰一步步接触客户，最终拿下政府订单。

一位前华为乌克兰高管透露，华为曾经很重视乌克兰，市场战略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但近几年华为内部对乌克兰的排序已经下调，低于国土面积远远更小、人口数只是其 1/4 的白俄罗斯。地缘政治因素也开始对中资企业带来影响，“以前没什么这方面的考量，这两年开始，有的项目不给中方做。” 一位电信行业人士说，“华为受影响比较大。乌克兰第一大运营商原来是用华为的项目，现在全部重新发标。”

通胀也逐步挤压了其他中国公司们的利润空间。“乌克兰的人均通讯支出折算成人民币，只有 20 元不到。运营商赚不到钱，买不起新设备，导致我们的业务很难展开。” 王力鹏说。

乌中加强合作始于目前流亡海外的其第三任总统尤先科任内。不幸的是，这一趋势被 2008-2009 年的全球危机打断。2010 年总统换届、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两国签署了多项投资协议，但这些计划都因为 2013 年底的乌克兰政治动荡而没有实现。

2014 年当选总统的波罗申科 （Petro Poroshenko）是乌克兰排名第七的富豪，身家 13 亿美元。他经营着乌克兰最大的糖果集团如胜（Roshen）生产一款中国游客特别熟悉的产品——紫皮糖，他们把它当作俄罗斯特产买回家。

波罗申科领导的那届乌克兰政府为了摆脱官僚主义，曾作出一些努力，如招聘外籍政府官员。乌克兰国家公路局和海洋局当时的部长就分别是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

敖德萨的南方港为乌克兰三大港口之一，由于港口被淤泥阻塞多年，发展受严重制约。当时，中国工程界普遍看到波罗申科政府有改革的的行动力和决心，纷纷在各领域尝试投标。2017 年，中国交建所所属的中国港湾成为南方港粮食码头疏浚工程的总承包商。

2018 年，南方港疏浚项目提前 3 个月完工，港口的流通率明显上升。2013 年，中远海运在乌克兰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份额仅 4% 左右，2017 年上升到了 13%。旗下大型集装箱船每周从远洋驶进敖德萨港，将中国的轻工业产品、机械、电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乌克兰，同时也满载着乌克兰的粮食、木材、矿产驶回中国。到 2019 年底，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过，波罗申科政府有限的尝试没有改善长久以来的寡头困局。在深圳从事琥珀贸易的孔繁利 2017-2019 年曾三次去乌克兰考察。他看到的景象是，普通居民楼外观残破，官员家里却奢侈宽敞。

乌克兰基建水平低，道路年久失修，多个港口浚深满足不了大型货船靠泊，交通物流体系的落后制约经济发展。一位曾参与乌克兰基建项目的中国企业员工感慨：“按说我们这个行业，在乌克兰是有巨大机会的。但是政府没钱，向国际金融机构举债又筹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在最紧要的地方花一花”。政府部门的官僚化也令他疲惫：“注册一个机构就花了一个月左右。这还是重点工程。” 

过去两年，上述基建行业人士几赴乌克兰考察，发现工程招标机构都有计划，但往往落实不了资金。也有零售企业的高层说，每个到乌克兰发展的外资公司人员，多少都了解一些行贿办法。“有一次，我在客户楼里听到运营商和客户在聊回扣。” 一位电信行业人士说。

受限于传统产业垄断，计算机软件产业是乌克兰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很多互联网、游戏公司雇佣便宜又好用的乌克兰程序员，那里被称为 “欧洲软件外包区”。很多著名的软件都由乌克兰人设计，像是估值 60 亿美元的软件开发平台 GitLab、多款苹果操作系统上的工具开发商 MacPaw。估值最高的是写作辅助软件 Grammarly，去年到了 130 亿美元。

“许多商品是在没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进口的，这是在乌克兰做生意最简单的方式。” 十年前，一位来自北京的 40 岁女性曾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她在基辅的华人社区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大量公司还未进入乌克兰之前，很多这样的中国人都在乌克兰做小生意、开餐馆。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正在苦苦等待撤离。

2017 年春节刚过，26 岁的黑龙江人黄庆来到乌克兰，看了几个月市场后决定经营调料生意。他之前也去俄罗斯看过。但自他出生的 1990 年代，就有无数的中国人来到俄罗斯经商，这里的市场几乎是饱和了。他于是想，去乌克兰也不错。

图：一位受访者 2019 年拍摄的敖德萨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剧院。若按原计划，这里 3 月的演出有《塞维亚的理发师》《天鹅湖》等。

黄庆对乌克兰的第一印象并不大好，下飞机那天，基辅也像他的老家那样下了大雪。但那里的雪站不住脚。“车在马路上来回轧，看上去很脏。” 后来，黄庆迷上了舍普琴科区沿街的那些老式建筑，时时驻足，也逐渐喜欢上了乌克兰节奏更缓慢的生活。爱情让他推迟了回国的计划。为了留在乌克兰，黄庆决定开办一家中餐馆，他心里明白，这是逆势而行——疫情之后，乌克兰的餐饮店几乎关了一半。前阵子，他刚刚选好了铺位，女友还给餐厅起好了名字，就叫作 “家和”。

时局动荡影响社会氛围，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国内一家电子加工厂过去一年往乌克兰卖了 100 万台收音机，约 6000 万元人民币销售额。这家公司的老板说：越是战乱的地方，越需要收音机。人们需要一个不容易断联的设备收听可靠的信息。战争开打后，收音机已无法进入乌克兰。

十几年走到今天

2017 年，一位零售企业的前任乌克兰主管赵镧（化名）看到的基辅，和自己 1993 年第一次去时看到的几乎一样。楼稍微多了一点，路变好了一点（不是加宽，而是路面修缮过），城市里仍然只有三条地铁线。市中心广场的守卫者台阶上，永远是两种景色：一种是年轻人在那儿唱歌、玩滑板；一种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游行演讲，可他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年轻人们，没有机会真的推动城市国家往前发展。

赵镧分别在 1993 年、2008 年、2017 年来到基辅上学、开会、工作，他以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的公民的视角去打量这座城市，感到这么多年来都像在温水里，让人感觉有些 “死气沉沉、没有活力”。他有时很为乌克兰感到可惜：“曾经有那样丰富的资源，众多的科技人员和企业，雄厚的家底和军事基础，却没有走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图：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已经停滞多年

虽然表面上没有变化，但赵镧每次去乌克兰都赶上了影响这个国家命运天翻地覆的节点。

1993 年赵镧到乌克兰开会的时候，乌克兰刚独立两年，国内还有上千枚核弹头，欧美俄都在说服乌克兰销毁继承自苏联的庞大核武库。

有核的小国越少，世界越安全，这是世界的共识。外交战略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当时是罕有的反对者，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称，乌克兰保留核武器才能保证它的独立，因为失去核武器的乌克兰无力对抗临近的俄罗斯，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真正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

米尔斯海默对乌克兰未来的悲观预言在之后近 30 年里反复被验证。

2008 年，赵镧到乌克兰开会的时候，北约正在召开布加勒斯特峰会，称将会接受格鲁吉亚、乌克兰入盟的申请。俄总统普京将此举称为对俄国的 “直接威胁”，并在数月后出兵格鲁吉亚。如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欧美没有出兵干预。

一些西方知名的外交人士反对北约向东欧扩张，比如在二战后构建了西方对苏遏制战略、指导了九任美国总统打完冷战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凯南早在 1996 年就撰文《一个决定性错误》（A Fateful Error）宣称，扩张北约将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决定性的政策错误。他认为北约东扩将刺激俄罗斯，不必要地在冷战结束后，给东西方关系注入冷战情绪。

但凯南的文章发布三年后，北约正式将波兰、捷克等原苏联卫星国纳为成员，进而一路东进，在抵达格鲁吉亚、乌克兰后，军事冲突到来。

“如果 20 年后，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加拿大、墨西哥结成军事联盟，并且派兵驻扎。你能想象美国说无所谓么？” 米尔斯海默 2015 年在一次学术活动上将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西方：美国和欧洲盟国试图让乌克兰变成自己在俄国边境的屏障；而俄国显然会竭尽所能，确保这不会发生。他认为这条路终将走向冲突，因此应当美俄联手让乌克兰在大国冲突里完全中立、并恢复其经济。

“总有人和我说，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外交不是这么回事。” 作为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外交政策制定应当 “诉诸历史先例而不是追求抽象的 ‘正义’，应该追求实现较小的恶，而不是绝对的善。”

这位时常调侃说自己还活在 19 世纪的理论家在过去近 30 年一次次精确预测了大国冲突的悲剧，反过来也说明了人类技术天翻地覆、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国际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逻辑并没有根本变化。

乌克兰冲突各方已经没有 1960 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默契和智慧。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台上、台下各退一步，化解了一场可能变成核战争的危机。而俄乌冲突在 2014 年大爆发之后，七年时间，没有一套长远化解危机的方案能推进下去。最终危机再次爆发。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对大国的忧患意识感到共情。毕竟，欧洲的力量平衡是形象模糊的。而平时在社交网络上讨论技术、聊生活的软件工程师突然送走家人，走向战场是具体的。

大国博弈下的普通人

有过出海经验的中国人都曾有相似体会：外国员工更懒散——他们太过习惯于中国员工的勤奋耐劳。

在赵镧之前的了解中，乌克兰员工踏实认真，但比较现实：给多少钱，干多少活。但是也很有职业精神和凝聚力，一旦被激发起来，也会表现得很敬业。

有一回，公司因为一个项目连续三天加班，中间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一开始，中方员工判断 “本地人扛不住，干一半就不干了”。熬了 20 多个小时后，发现所有乌克兰员工都陪着一起加班，这让每一位中方员工都感到惊讶。“原来他们也一样能吃苦，对成功的追求是一样的。” 那次合作，让赵镧扭转印象。此后几次重大项目，本地员工都积极主动挑大梁。

王力鹏则在工作中感受到乌克兰人严谨、原则性极强。比如，一次合同协议曾提到，产品使用率稳定性指标达到 99.999%，客户会把每一个模块具体拿出来看，用协议里的公式去推算测试结果是不是能稳定到 5 个 9，当时，王力鹏还专门从国内请来了研发专家，飞到乌克兰详细地讲解。“可能很多人觉得， 99.998%，将近十万分之一的区别，就无所谓了，但他们非常较真。” 王力鹏说。

大部分人谈到的交集都相对局限于工作场景。多位在当地工作的人觉得，乌克兰人会和外籍员工保持礼貌友好的社交距离，公私分明，界限明确，下班之后不回工作信息。

Mandy 的公司要求员工一般在 10 点左右上班，但晚上可能加班一两个小时，她的一位乌克兰同事会因此提前两个小时，8 点到公司，以保证能在正常下班时间回家，和家人一同吃晚饭。

变化缓慢的乌克兰让这些中国来的客人们感到舒适，王力鹏想念基辅的蓝天白云好空气，和走在路上时，陌生人热情地向他说的那声 “приві́т”——乌克兰人打招呼时最常用的词，相当于 “嗨”。开车的人们也很少按响喇叭，安静又文明。 

基辅城区的文化底蕴令华人们印象深刻，东正教堂、斯拉夫风格的建筑都被保护得很好，老城墙上有多年前建造时设计的浮雕，有的墙面还被年轻的艺术家们画上涂鸦，富有创意。

华人的中国胃能很服帖地被 “照料” 到——老抽香油腐竹木耳猪肚兔头等等等等，都能在市场轻松买齐。乌克兰食品准入门槛不高，进口商品多，拥有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享受不到的便利。

乌克兰的文化活力在局势压抑中上扬。“那些保守的旧生活方式不复存在，大量创造潜力被释放出来。有一个创造性的复兴。” 乌克兰时尚品牌 Lake Studio 的设计师 Anastasia Riabokon 曾向媒体这样描述。

以霓虹色羽绒服著称的 Ienki Ienki、有民族刺绣的女装品牌 Vita Kin 等一批乌克兰本土的时尚品牌此时开始受到西方关注。“2013 年的时候，就有乌克兰女生喊出 ‘时尚振兴乌克兰’‘乌克兰女孩不出卖’ 这样的口号。” 时尚从业者谢佳晋说。

谢佳晋目前正在基辅一所全球前百的服装院校攻读博士学位，他观察到，乌克兰那段时期集中诞生了很多时尚品牌，其中不少定价极高，一件 Ienki Ienki 的羽绒服能卖到 5000 元人民币。他认为，较低的人力成本、良好的服装教育和市场需求已经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乌克兰年轻人很支持自己国家的品牌，认为它们完全有理由卖得贵。”

2014 年，乌克兰人曾在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就亲西方还是亲俄做出了选择。那年 9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乌克兰哈尔科夫，她决定去自由广场转转。转天入学的时候，广场上那座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已经倒在地上。

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基辅市大多数居民讲流利的俄语，有的乌克兰语相对不那么熟练。人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亲俄派和反俄派同样坚定自己的主张。有的亲俄派觉得乌克兰毕竟脱离于一个曾经繁荣的大共同体；另一边则认为成为欧盟一员能给下一代更好的未来。 

来到乌克兰租下房子的中国人，会像很多本地家庭一样给水龙头安上过滤器。虽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过 36 年，自来水早就没了放射性元素，但不少人心里的恐惧仍难以消除。

地缘政治和国内通胀，长久地影响乌克兰人，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习惯。

2013 年至今，乌克兰格里夫纳兑美元汇率从 1:8 变成了 1:30，像股价那样波动。一个常见的画面是，中乌项目经理、财务坐在一起，紧紧盯着乌克兰的国有银行网站，计算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却因汇率频繁变动迟迟无法做出最终决策。

汇率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是长在骨子里的”，敏感到了 “实时去看” 的程度。他们微薄的工资很难带来多少储蓄，但只要攒下一点钱，他们都会立刻出门，把积蓄换成更稳定的外汇。 

乌克兰人的骄傲因此而受损。“以前在国内看到大爷大妈买菜，不太好的那一层都要撕掉再过秤。” 余聪睿在乌克兰生活多年，他发现 2014 年广场事件之前，乌克兰人从不会撕掉包菜最外面那一层，他们会觉得丢脸。“但之后也开始撕。” 

和很多东欧国家一样，多年来的震荡，成为一种环境影响因子，塑造了乌克兰人的共同社会心理状态。他们的口头禅是 “一切都会变好”。一些年轻乌克兰人会跟中国朋友们表达：“担心那么远干嘛？明天都不一定活着。” 而另一些中国人看到乌克兰的同龄人们穿着时尚，心态开放，发型、文身、妆容都十分有个性。

越来越多有能力、有机会的乌克兰人才离开故土，就算同样打工，西欧诸国的薪水也比本地的高。一位名叫安德烈的年轻人曾就职于一家中资旅行社，他曾向自己的中国同事讲创业想法：如何购置几辆车，组成出租车队在城市运营，他还有过关于股票玩法的讲述。安德烈同事感叹 “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很聪明”，但安德烈没能得到致富的机会。

曹然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近现代史专业，过去 12 年曾多次在乌克兰短住。她认识的乌克兰人中，有的觉得自己可以是俄罗斯人，到莫斯科上大学，换了俄罗斯护照；有的觉得一定要做欧洲人；还有的留在了美国或加拿大。她和她的乌克兰先生 2009 年在黑海沿岸城市克里米亚相识、相恋，两年后在那里结婚，她说：“后来，那里已经不是乌克兰。”

文中罗芮麒、Mandy、吴笙、黄庆、赵镧为化名。

实习生王玉晴、记者段旭、张钦、高洪浩、程曼祺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采访：刘璐天、朱凯麟、朱丽琨、姚胤米、李晓蕾、贺乾明，撰文：姚胤米、朱凯麟、刘璐天、黄俊杰，编辑：姚胤米、黄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