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阿钟，原文标题：《〈少年法庭〉：明明是东亚社会的问题“代餐”，却可以冲向全球》，题图来自：《少年法庭》

Netflix 的原创韩剧《少年法庭》上线后很快就从该流媒体全球电视剧榜的第31名冲向了前10，在有韩剧观影习惯的日本、韩国本土、台湾香港地区及整个东南亚，《少年法庭》在这些区域的高点击率自不必说，但除此之外，在整个 Netflix 覆盖到的区域，《少年法庭》依然呈现出了很猛的势头。

在豆瓣上，这部剧的评分维持在9.0，很多观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这部剧里描述的问题实在太熟悉了。

《少年法庭》主要探讨青少年犯罪问题，编剧用10集的篇幅改编了5个韩国社会青少年犯罪的真实案例，每个都十分骇人听闻，并且很多案例都是东亚社会共有的，是我们也在本土社会新闻里看到过的，比如第一集的“男童分尸案”（改编自2017年韩国“仁川国小女童分尸案”），就让很多国内观众联想到了2019年发生的那起大连13岁男童杀害10岁女童案。

（剧照，未满14岁的青少年罪犯）

虽然每个案例都极具代表性，但《少年法庭》并不只把焦点放在案件过程来吸引观众，而是以案件和法庭这个场域为引子，重点探讨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法律如何判定刑罚、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其次就是青少年教育、成长相关应当负有权责的两方：家庭和社会。

从题材上看，《少年法庭》确实选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题，“青少年犯罪”本身就很能挑动社会大众的神经，在社会约定俗成的概念里，青少年是与恶绝缘的弱势群体、是应当被保护的对象，然而当这一“纯洁、弱势、本应受保护”的对象成为邪恶的、凶残的加害者，大众在情理中是很难接受的，而法律、国家、家庭及社会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又是一个复杂、且长期引发争议的事。

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从如何预防、判罚到后续引导都是困难题，ta们犯罪时年龄尚小，法律的处理又是以指导、监督、援助保护为主，惩戒力度非常小。以《少年法庭》为例，韩国现行的《少年法》采取二元模式，区分少年保护案件和少年刑事案件，其第一条规定是：“此法的目的是，调整少年成长环境和矫正实施反社会行为少年的性格，通过实施一些必要措施，如保护处分等，以及与刑罚处分有关的特别措施来促进少年的健康成长。”这就导致了某些案件中加害人可因年龄等原因逃脱处罚或只承受较轻的处罚。（与韩国《少年法》相关的内容来自崔峰《韩国对少年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年法庭》里着重呈现了这种矛盾，来自社会大众要求修改《少年法》的激烈呼声。在现实生活中，韩国社会也在经历多起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后发起了修改《少年法》的倡议，然而进展有限。

在现有法律及民众呼吁无效的情况下，《少年法庭》这样的电视剧就显示出了文艺作品具有的关注、探讨、倡议作用，通过塑造沈恩熙这一角色，明确提出了法律、执法人员、家庭、社会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中该有的立场和要求。

必须要提的是，金惠秀饰演的法官沈恩熙是荧幕上非常少见的女主角形象，这一角色的唯一驱动力相当负面——在故事一开始，法官沈恩熙就对着镜头说出了她从事少年法官工作的原因，“我，厌恶少年犯”。从始至终，她的立场都没有变，在男主角，一个对少年犯格外关心、宽容的法官的衬托下，沈恩熙的特质显得更强烈了。

一个厌恶青少年（哪怕ta们是罪犯）的女人，显然是挑战观众的，更何况她呈现出的对抗社会期待的特质还不只这一点，作为法官，沈恩熙对工作绝对投入，同时个人立场偏向对受害人负责，追求以法律惩戒青少年罪犯，在审判过程中让加害者意识到自己有罪、有错，于是她在情感上显得冷漠，既不受道德绑架也不顾人情世故，同时也可以决绝地做到“抛弃我的家人”。

这样一个角色在现实中很罕见，因为这样活着的人是很痛苦的。编剧当然也没有放过沈恩熙，《少年法庭》里交代了她的个人生活，基本可以概括为：孤独、痛苦、健康受损。但也是这样一个坚定到极致的角色，编剧才能借她的口来揭露残酷现实。

沈恩熙的存在首先表明了《少年法庭》创作者对执法人员的期望，在其与两任部长法官的对比中，《少年法庭》提出了执法人员不只应追求结果正义，也要追求过程正义的要求，同时，在履行工作的过程中，不应只求速度，也要厘清案件并关照受害者。

最重要的是，作为法律的代言人，沈恩熙虽然格外强调法律在青少年犯罪中必须起到的惩戒、约束作用，但她也以法官的身份承认了“法律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法律只讲证据，它并不一定能保护受害者。”

在法律之外，关于家庭和社会的权责分配，《少年法庭》也有明确的倡议，要求家长尽责，针对民间的社会救助机构，剧里也说明了“本来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事，却只能依赖个人的牺牲和奉献来达成”。

基于现状来创作，既能做到讲好故事，又能引发思考和讨论，是《少年法庭》超出文艺作品范畴所达成的作用，这也是这部韩剧能在东亚乃至全球受追捧的原因。虽然只是一部10集含量的剧，但其背后是整个韩国影视行业在最近几年的变革成果。

在跟 Netflix 的合作中，面对更新、更复杂的全球市场，韩国创作者们在不懈地革新自己的创作。《鱿鱼游戏》之后，从好莱坞到日本，大家都在探究韩国的影视创作方法，《日本经济新闻》在一篇叫《韩国娱乐产业为何如此强大》的报道里提到“韩国娱乐文化是‘具有批判性的文化’，这些作品揭露了韩国政权或财阀的腐败、竞争社会带来的负面等，还有迎合娱乐市场的企业文化、以粉丝参与为导向的大众文化风气等”。（来自《中央日报》）

去年，《纽约时报中文网》也发布了《从防弹少年团到<鱿鱼游戏>：韩国文化如何席卷世界》，文章采访了许多韩国从业者、文化研究学者，大家总结了韩流能席卷全球的原因，比如创作者练就敏锐嗅觉，创作基于贴近普通人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绝望和阶级冲突”；还有超强的学习、优化能力；在研究韩国青年文化的学者看来，韩国制造的内容特点之一是“好斗”这一点传递出的“不得志和愤怒”，在全球疫情焦虑、大家都被困在家里的当下，“观众可能更容易接受这些主题。”

成功的原因跟方法有关，当然也有机遇，以 Netflix 为代表的流媒体分发给韩国创作者带来了“全球性成功”的通道，基于这一广阔的、可实现的可能，从业者积极带动韩国影视行业发展，在已臻于成熟的情况下，在疫情后“逆全球化”的浪潮中，韩国影视还是找到了继续进步的方向，呈现出与前一个“韩流时代”不同的面貌。这个现状确实是让人羡慕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阿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