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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7 14:27
我带我妈一起北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旁立,编辑:谢丁,头图来自:先生制造


2021年秋天,我们的同事旁立把妈妈从南方老家接到北京务工。她陪妈妈找工作、讨薪、在圆明园唱山歌。她妈妈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示了北京零工市场的另一面:高劳动强度、高技能要求、年龄歧视等等。


但母女俩性格中最欢乐的那部分,常常让我们忘记现实的残酷。你很难不被这巨大蓬勃的生命力感染,然后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1


我的母亲,我可爱的妈妈,一个55岁的农村女人,她从没坐过飞机。所以我打算买一张到北京的机票,让她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


但她准备带几块腊肉和一些苞谷粑粑,我只好转订了一张火车票。票是硬卧,她也没坐过。1996年她第一次从农村去温州打工时坐的是长途卧铺车。后来,她开始坐绿皮火车,要么硬座要么站票。火车站附近有塑料凳卖,只要五到十元,即使是这样,她也舍不得买,她总强调自己精力旺盛,在那张完全垂直毫无舒适度的座椅上撑25个小时也不觉得有什么。


她睡在硬卧的上铺,55岁的手脚还算灵便,力气也大,她更喜欢上铺因为不会有人看到她的睡姿。有两个老乡坐在下铺吃泡面,我妈拿出腊肉粽,一次吃了三个,又剥了一个水煮鸡蛋。这些都是她自己做的,两瓶水也是灌的白开水。


到达北京南站是上午九点多,历时15个小时。而此时我不在北京。我妈不认识那些标着ABCDEFG的出口,她拖着一个箱子,背着一个大包,一只手拎着没吃完的食物:粽子、沙琪玛和鸡蛋。她站在大厅里不知所措。十分钟后她往下走,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请扫北京健康宝。她用了四年的手机速度很慢,司机不耐烦了,我妈从车里退了出来。


我在电话里告诉她:“你出站。找到一个标志物,我在网上打车让司机来找你。”这时她的手机突然挂断。几分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但讲话人是我妈。


她在那头用方言高喊:“我欠费了!我借了一个大哥的手机!你给我充点钱行不行啊?”


我给她充了五十元,并让她说明附近的标志建筑。


“我在一个桥边。”她说。


“什么桥?”


“一座石头桥。”


2


我妈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赚钱。


弟弟大学的学费由她承担,家里的房子也已破败。这几年村里的石头房子从东南西北突然窜起,俯视着我家那栋小小的木房。我妈觉得木房倒没什么,如果只有她自己,怎么过都行。但她总担心我和弟弟将来结婚,家里这么破会让我们丢面子。她算了算修栋一层楼的毛坯房至少要10万,她手里存款只有四万,也不能指靠我爸。所以,这次她来北京的目标就是多赚点钱。


北京很大,我妈能做很多事,不愁找不到工作,我有信心她能实现赚几万块的目标。


比如做保姆。几年前她在老家县城带过一对双胞胎,那是一个台湾商人和一个本地年轻女人生的孩子。两个孩子很黏她。分别那天,孩子哭得不行。


比如做饭,十多年前她在温州一家工厂里做后勤,负责买菜做饭。除了做得好吃,她还有一大优点是能为雇主省钱:总能买到最便宜实惠的菜。没用完的葱和蒜就种起来,种的葱和蒜都长得茂盛。此刻我的阳台边就摆着一盆她种的葱。葱花都开了。


要是有一种专门逗人开心的工作就好了。类似于街头卖艺(可惜北京不能)。她太快乐了,除了我忘记关闭某个房间的灯她会惊叫之外,其余时候她总是很高兴。她喜欢唱歌(总是跑调)。她喜欢跳舞(毫无节奏)。两只手前后左右四处挥舞,像在施法。


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她便感叹北京的风真大。风大也好,她把带来的腊肉挂在窗户外,让风吹成风干腊肉。但她没料到北京鸟也多,两天后几块腊肉被鸟啄出几个巨大的坑。后来她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是她找工作不顺利的开端。


来到北京三天后,她问我是不是可以出去找工作了。我说不急。次日她又忍不住念叨,再闲一天都受不了了,明天必须去找工作。


在农村时,家里的几亩茶园是她维生的工具。二月底开始茶叶采摘直至九月采茶结束,她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夏天会突然下很大的雨,天都黑了,村里其他人都从山上赶回来,但她仍然穿着雨衣围个塑料袋继续采摘。九月底她会去隔壁县刮烟、选烟,120元一天,工作13小时。实在没有挣钱的活了,她就去菜园里挖土,也去山上砍柴,她不喜欢呆在家里做细微的事,比如收拾、缝纫、打扫房屋。她总说山上的活更实在能挣钱,人在里面也会觉得舒展很多。


北京的公交车和地铁对她而言难度很大,密密麻麻的地名,还要刷几次卡,得尽量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附近找工作。我们希望在附近的街道能发现一些招工信息,她留意每一张粘贴在玻璃上的纸条,会兴奋凑上前看,又夸张摆摆头说自己干不了。那些纸条上写满了她达不到的要求:50岁以下,面容姣好。


纸条上的工资:一家酒店保洁员3200块每月,一个餐馆洗碗工4000块一个月。 


在离家500米的一个店铺门口,她发现了一个招工信息。一张白色的纸条上简单地写着:招穿串串工,工资面议。


这是一个串串店,店名旁边写着川味特色店。店长说这是几个东北人开的。店长是一个高大的东北男人,他也投了一部分钱进去,算是股东。他很热情,把我们叫到店外后,先点了一支烟,然后把右脚撇开,头往后缩了缩说,你妈肯定能行,这个事特简单,一会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妈回应也热情,好像终于抓到救命稻草,她连忙说,这个我会,之前也做过。


活确实不难。切好的菜用一根竹签串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资4000元一个月,月休一天,早上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但离家很近,活又简单,我们找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店长说,成,那就你了。随后他抽了口烟又吐出一口长长的浓白烟雾说,我们店马上要装修,预计十天,你能等吗?


我妈答应了。她打算找个零工先撑过这十天。


在离家2公里的附近,她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也是一个川菜馆,不过这家真的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


店主梳着大辫子,非常忙,拿着笔记录客人的点单还在回答我妈的问题。她说可以管我妈一顿午餐,25元一小时,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共50元。但是工资不能日结,不干了再给。大辫子店主继续列出了很多要求:不能迟到,洗碗要快点,中午最忙时还得成为一名服务员去收拾残羹剩饭。


原先负责洗碗的是一个很瘦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他要回老家了。他从后厨区走过来,又走到用餐区,一直对我们强调这份工作的好处:不累,洗碗都是热水,伙食很好,老板吃什么你吃什么。


川菜馆的盘子很油腻,她戴着手套,系上围裙,把盘子放进一个红色的大盆,像她当保姆时给孩子洗澡那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搓一遍。中午收拾桌子时,一个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的女人慢慢走上前,细声说能不能把隔壁桌的剩菜递给她。女人只买了一盒饭,两块钱,来北京没多久,找工作不顺,开销大,钱不多了,要省着点。我妈把剩菜给了她。那个女人每天中午都会来,她和我妈达成了默契,无需她开口,我妈会主动收拾好邻桌的剩菜端给她。川菜辣,很下饭,那个女人每次都会吃得精光。


从住处走到餐馆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住处外的街道最好,树很多,很多老头老太太拉着买菜的小车,把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中途的一条街最乱,又脏,我妈说北京什么都好,就是狗屎太多。最后一公里的街道最宽,但显然不是给人走的,车都开得很快,她过马路时总是非常紧张。


有一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店里,但她无法理解北京的公交车上车得刷卡下车也得刷,她更无法理解公交车上还有个管理员,在她眼里那是无比轻松的活,她认为一般人肯定得不到那个工作。她最害怕坐过站,她会提前盯着路过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她一遍一遍想着路线,一个大转角,一座很大的桥,一个楼房有奇怪的尖角,一个公交车站,一个卖大饼的小店。最后是一个医院,它提醒我妈快到了。


大辫子店主希望我妈做长期工。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忙的时候要加班,工作到半夜也不是没可能。我们拿这份工作和串串店的工作进行对比,串串店胜出。距离串串店说的装修10天的时间即将到来,店长说上班前会提前电话的,但我们还没收到。我妈非常担心他们找到了其他人。我给店长发去了信息,店长回复说,装修还没结束,请耐心等待。




3


我妈失去了川菜店的工作,串串店又迟迟不开门,这么一来我妈又有了空档期。我得想个办法让她找到一个新的临时工作。我做了一张海报,选了一张她正在笑的照片,那张照片拍摄于颐和园。她来北京没几天我就带她去了。颐和园风景很好,她穿着大红色卫衣,背后是北京特有的色彩,橙黄的树叶绛红的墙,她一笑,牙齿就占据了整张脸。不知道雇主是否喜欢这种笑容。


我在海报上写着她的个人信息:


林志秀,53岁。会做很好吃的菜,偏南方,可根据雇主口味调整。

性格好,真的很好。


有自己的住的地方,不需住家。


不过她担心这会让我丢脸。这张海报发出去不久便被转发了很多次,几天后那些数字越来越大,我很高兴,我告诉她阅读量已经到了几十万,她也很高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她。但没有人给她打电话。人们只是通过她的手机号添加了她的微信好友,很多人什么话也不说。


前来打招呼的都是一些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他们的需求都很临时。有人需要一位临时保洁员,有人需要临时保姆。但有一个共同的难题,他们离得都很远,都在五公里外,我怀疑我妈会迷路,也许等她适应了北京这个大城市再说。


轮到我妈着急了。没有合适的工作,她只能一直坐在我们的出租房里。她从来没这么闲过。她的解决办法是拖地。早上等我起床后她会把家里上上下下拖一次,中午再拖一次,晚上还拖一次。她给阳台上的植物浇水,把垃圾桶的垃圾捡在一个口袋里扔掉,垃圾桶每天都是空的。


一个住在望京的女人加了她微信说需要一位做饭阿姨。只需要做一顿晚饭,给70元,不用洗碗也不用买菜,我打开地图发现只需换乘一班公交车。可以答应,我说。她特意去附近的店里买了顶帽子和手套,她说这样会显得更专业。走的那天她央求我陪她一起去,我有点不耐烦:“总不能一直都陪着你,你得独立去闯。”先坐一趟公交车,在太阳宫换乘一辆公交车,走几步就到了。朋友送给了她一台二手苹果手机,我下载了导航软件教她如何使用,教了一遍又一遍,但她连打开手机找到那个软件都很难,那些地名对她而言几乎一模一样,某某屯某某庄,导航提示的东南西北她完全无法理解。最后她在一个鸭脖店前,对准导航的箭头转了三个大圈后放弃了,依靠她嘴里的老乡给她指路找到了我们的住处。


我只好在一张纸上写好所有的信息:公交车次、换乘地点、对方的住址。我护送她登上了第一趟公交车,她已经学会了用手机刷公交卡。公交车起步很快,我看着她摇摇摆摆走向车的后方,手上紧紧捏着那张纸。她在太阳宫站给我打了电话,听得出来她十分高兴,完成了第一个挑战。到达雇主家附近时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像一个打仗的将军发送捷报。不过很快新的挑战来了,她找不到雇主所在的那栋楼,她说这些楼四四方方长一样。


那个好心的女人只好下楼来接她。她先生晚上6点半下班,我妈需要在先生下班之前把饭做好,一个星期去三次。她领着我妈进了厨房,把食材和调料指给我妈看就进屋去了。


她要做油焖大虾。她没怎么做过,打电话请教村里的一个厨子。这厨子在农村承办婚丧餐饮,做过很多虾和鱼。还有个瘦肉汤和干煸四季豆,这两样菜她很拿手。两菜一汤放在厨房,用罩子罩好。她总觉得不洗碗有点过意不去,她把盘子和锅先刷了一遍,打包好客厅和厨房的垃圾,带走扔掉。


雇主很讲规则,我妈还没走多久就收到了她发来的70元红包。我妈觉得还是大城市好,两个小时,只要做做饭就能得到这么多钱。


雇主又发信息来问她的拿手菜是什么,我妈说红烧排骨,她不会写“烧字”,手写了一个“红火排骨”发了过去。后来得到了评价,果然是拿手菜真的太好吃了。她通常会做三菜一汤,一个大菜,两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每天做完后,她都会紧张地问对方,饭菜口味如何,咸不咸,油腻吗?回到家后她一直琢磨后面要给她做什么菜吃,她生怕失去这份工作。一个下午,雇主发信息说她就要搬家了,到时候再来找她。


我妈又失去了工作。


我想给串串店打个电话问清楚,已经快20天了,这个店还在装修吗?我不信。我跑到店门口去看,店内紧闭,里面没有什么装修的痕迹。我判断一定有其他原因。电话中店长用浓厚的东北口音解释说装修进度很慢,我表示质疑,他沉默了一下,说出了实话,原来这家店的某个许可证到期,被勒令关停整改一段时间。但他立马做出承诺说,最多需要一个周一定能开工。


我妈对于住我的用我的吃我的感到歉疚,她提议把她住的那间屋子租出去,她睡在阳台就好了。她构想了那个局面,在阳台打一个地铺,晚上轻手轻脚去睡,早上轻手轻脚地起来,绝不打扰我。我安慰她,你来北京就算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做,我也能负担得起。但她坐立不安,她喜欢用手指的关节敲击墙面,来缓解或是配合她的忧虑,但她敲着敲着就敲起了节奏,越敲越快,她突然哼起调子来,又开始摆头,最后哈哈大笑。


朋友介绍了一家家政公司,对方说北京现在用工难,很缺人,要我妈赶紧去报到。家政公司一上来就问我妈会不会做包子和馒头,他们认定我妈做保姆绝对不合适:一个南方人不会做北方人吃的食物,在北京是不可能有任何市场的。更多雇主喜欢年轻的的保姆,一个大老板开着奔驰过来,开价一万,要求保姆40岁以下以及会开车。还有单身的大龄男性来到公司,要求寻找单身保姆,我妈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开着玩笑说,就是找那个什么吗?这个工资可高了,可惜,我年纪太大了长得也不漂亮。


家政公司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做保洁,要么照顾老人。


这时刚好有人来找切肉师傅,我妈连忙说她切肉切得非常好,从小就切,切了几十年。但她没有想到是去切羊肉。我妈属羊,她觉得切羊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道理也是她从家政公司听来的,家政公司的大姐认为除了年纪以外属相很重要,很多雇主不喜欢属蛇的,属相也别和雇主的属相相克,比如雇主属猴,你就不能属猪。


卖肉的菜市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也是走路半个小时,开门早,早上五点半就得赶过去。对方给十五块钱算午饭,我妈在菜市场买两个饼能管一天。剩下十块钱买点打折蔬菜,切肉后余下的羊下水有时候老板也送给她。


第二天下午她哭丧着脸回来了,她又辞职了。她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老板总在末尾要加一个儿化音,他让我妈拿什么,我妈没听懂多问一句,他就提高声音,哎哎哎!我说啊!这这这!我妈觉得这是在凶她,肉摊上还有很多砍刀,她越想越害怕。最后她总结说,家政老师的讲法还是有道理,的确不能去切自己属相的肉。


我们在附近找到了另一个家政公司,里面有个大沙发,自称李姐的家政主管说,这个沙发可以出租,住一晚30元。地铁公司来这里招保洁员,家政让我妈给了500元中介费后把她介绍给了地铁公司。李姐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找到工作就要抽成工资的百分之十,地铁公司开5000,就应该给我500,但这时我妈还未与地铁公司签署任何劳动合同。随后,地铁公司派了一个年轻女性来“认领”我妈,她提出了一些要求:


  • 把头发剪更短或者扎起来。

  • 头发得染一染,别显老。

  • 要穿肉色丝袜。

  • 穿露出脚背的布鞋。


我妈舍不得去理发店染,我给她买了染发剂。我为她高兴,如果之前那些工作都是一些临时的和破碎的工作,那么这份工作至少可以暂时让我放下心。首都的地铁多么庞大,它伸开枝桠蔓延在地下。我们感叹终于找到了依靠的地方。至于串串店,他们还没有打来电话,兴许已经忘了我们。


第一天去上班时她五点多就起床了,她担心迟到,整夜都没怎么睡。晚上九点多她回到家后,看起来却不太高兴。原来她工作的地方并不是在地铁站内,而是那个地铁公司。但她首先还是说自己又长了见识,她说从没见过那么多关卡的地方,进了大门有小门,一路都要刷卡,地板像镜子,所有人穿着一种颜色的衣服。不过也正是这些让我妈十分沮丧,每打扫完一个地方就需要填表,几点钟,谁做的,无数的表格,我妈的眼睛看不清,她觉得自己的脑子也理不清。


几天后,地铁公司的一个主管告诉她不用在这里工作了。如果她愿意,可以去打扫地下车库,工资没那么高,只有3800元。我妈拒绝了。她说能否把这几天的工资发给她,对方说可以,不过后来一直没有收到。最让她烦恼的还是被家政公司抽走的500元,她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并不介意交钱,只是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明明没有5000元的工资为何要收取500元。她说要把钱要回来。李姐很不高兴,她说再给你介绍新的工作好了,但我妈已经不相信她了,她只想要回200元。李姐说那可不行。我妈说,那我去报警。最后她收到了退回的200元。



4


秋天即将结束,窗前的树叶早就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当我和我妈都在家里时,她越来越小心翼翼,她推开一个门缝问我吃不吃饭,到了晚上又把脚盆放在我面前,里面是艾草熬的水。白天她就出去,我不想关心她去了哪里,但她一回来我又忍不住问她。中午她会刷一会儿抖音,偶尔声音大了,看到我的脸色一变她立马调小,后来她干脆跑到她的屋子放在被窝边看。她又开始拖地了,从早到晚从里到外连拖三遍。我不希望她在这个家像一个保姆,像一个寄人篱下的人。可她不听。我丢弃的咖啡外卖杯被她用作漱口杯,她把自己的牙刷放在里面。这个她自制的漱口杯没有放在洗漱台,而是放在暖气片上。暖气片在洗漱台下方,隐蔽,没人会注意。那像一个她心里认定的等级,像她对自己的定位。


暖气来了。我和我妈缩在屋里体验了北京的暖气,非常新鲜。先是听见管子里有水流声,没多久管子就热了。我们再也不用像在农村那样弄一个火炉围着烤了。她给我姨孃打电话,说北京的屋里真是热火火子的呀!而那些暖气片都成了她的“烤箱“,家里每一个暖气片上要么放着一双袜子,要么放着橘子皮,或是几把南瓜籽。


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外面越来越冷,风尤其大。这个时候她又会说还是山里好,把风都挡住了。四周都是树,我妈坐在窗前看着树叶刷地被卷走,她跟着在屋里狂呼,时不时站起来左手右手使劲儿挥舞。


有个年轻女孩找她去打扫房间,70元两小时。她已经好几天没收入了,我妈说哪怕远一点也去。要换乘两趟,我只好陪她去。去的路上已经开始下雪。


我从一个暖和的地方出来接她时,雪已经很大了,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雪,冰碴儿?其实雪大没事,风大最可怕。我的伞完全不管用,冰碴儿往我们脸上扑。花了半小时走了1.5公里,鞋子湿透,浑身发抖。我妈只穿了一双网鞋,她也冻着了。我们往公交车站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抱怨来一趟不值得,真不值得。她却很高兴,像是在安慰我,走的时候女孩多给了她10块,说是下雪天的补助。她还说,女孩家里有只猫,又大又肥,一点都不怕人。


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串串店的店长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快通知你妈明天就来上班,早上5点40到。时隔近一个月,这个串串店终于开张了。生活重新有了希望。但他们没有签任何劳动合同。


我妈需要把一盆盆藕片、土豆片、虾、火腿肠、牛肉、金针菇、大白菜用一根根竹签全部串起来。她数过,从早到晚可以串一千多串。店里管早饭和午饭,但吃得不好,连续十天吃的都是咸菜加鸡蛋。她工作期间我朋友去这家店吃过一次饭,她已经下班了,朋友拿来很多串串摆在桌上,这些可能都是我妈串的。


她经常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说好的3点下班,但多数时候都要到下午5点。下班后她很放松,要么在屋里拍抖音,要么去超市买最便宜的菜。她经常穿我的衣服拍视频,对口型唱歌,她发现来了北京后,给她点赞的人多了很多,一个陌生男人给她留言说,美女,你真好看,她看到后说都是假话,但她没忍住笑了起来。那个男人给她打视频电话,还说要来北京找她,她吓坏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她让我帮忙赶紧删了这个人。


她也逐渐熟悉了附近的便宜菜市场。我喜欢吃橘子,她总能买到很多打折的。有时她会的带上我的相机到处拍,相机里的照片很多是我,其次是外卖员、快递员和遛狗的人。她吹口哨吹得很好,每次遇到狗,她就会对着狗吹起哨子,有些狗直接跟进了屋。她把家里的快递盒和塑料瓶都压平放在她的床底,也会在外面捡一些回来,存到放不下了就去卖,卖了4块钱。


在串串店工作一个月后,她有天回来说店里一个年轻女孩轻生了,昨晚是女孩同事生日,大家喝了点酒,可能也有点醉,跳的时候没人看见。女孩原先就是串串店的员工,后来店长开除了她。最后我妈说她也想离开这家店。和我妈一起工作的女人是店长的亲戚,那个女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穿串串上。我妈上厕所,她会说有上厕所这功夫我都穿了20串了。她数落我妈速度慢,她指责我妈中午要吃两个鸡蛋。


前几个工人都被那个女人气跑了。我妈也受不了,她对店长提过几次要走,店长不放人,一直说等新的人来了你才能走。其中一个合伙人还跑到了我家里,劝我妈忍一忍。我妈答应了。但一个新人来了三天也走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妈离开。我妈坚持要走。那个店长可能是喝了酒,他说要是你年轻点我就打你了。




5


北京的冬天迅速降临,但太阳高照。弟弟放寒假也来了北京,我们打算全家一起去逛圆明园。我妈带着六个煮好的鸡蛋,几个橘子和两瓶水,穿上了我给她买的一件打折的黄色外套,还涂了一点口红。一个我已经扔掉的气垫粉底被她偷偷捡走放在枕头边,她也拿出来往脸上抹了抹。我从未见过她这样。


圆明园很大,里面有很多小山头,芦苇,小湖,很多的野草和正在冰面上行走的鸟。游人不多,地面很干燥,又光秃秃的,很多时候只能听见我们三人的脚步声,沙沙的。有些地方还有残雪。


湖上的冰很厚,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么厚的冰。她拉着我的手,先在冰的边缘踩了踩,又慢慢地往深处走了走,她有点害怕,赶忙缩回来。我径直朝着中心走去,她很担心地在后面一直大喊小心别去别去,我走到中心跳了两下说:“看,什么事都没有。过来吧。”弟弟胆子最小,我妈和我都在中心了,他还在边缘徘徊。不远处有一两只天鹅,它们先是慢慢走着,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飞了起来,巨大的翅膀让我们也动了起来。我妈举起双手朝着天空拍了拍,嘴里发出“哦哦哦”的叫声,像在为天鹅的飞翔高声庆贺。我十分羡慕她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其中一个湖还没有完全结冰,湖水在太阳的照射下更加蓝了,风吹得湖面弯弯扭扭,旁边就是柳树,也开始发芽了。她站在湖边上唱起了《山歌好比春江水》,每一句都跑调。


她也想过离开北京。她常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为何没有厂房,她去厂里打工多好。有个姨婆快四十了,跟家里人关系不好,跑到温岭打工,我妈想去那里,那几天她经常给姨婆打电话。姨婆说要过年了,现在来也不划算,你再忍一忍。


她生日到了。她提前说了什么都不要买,要省钱,炖一只猪脚就好。我还是给她买了一个蛋糕、两个气球和一个“王冠”。我拿出来时她特别高兴,连客套的“不要浪费钱”都没说。她是真高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




6


元旦节之后,我在一个超市里寻找打折食物时发现了一张招工信息。上面没有写年龄要求。我把她带去超市,找到了店长。那是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孩。我想如果运气好,能和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我妈的日子应该会好些。他就问了一句年龄,我说五十四岁,他只是回了一句没办法交社保了,我有些惊讶,怎么可能祈求这么好的待遇,对于大多数年纪大的体力劳动者,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按时收到工资,就算是非常幸运了。


我妈面试成功了。全家再次变得很高兴,但这次我们不敢再放开胆子高兴了。我给她泼冷水说,先忍一忍,从很多方面来说,前面那些工作给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但这次的工作稍微显现出不同,这种不同好像能让你期待点什么。超市通知我妈去办理入职手续,我高兴又惊讶,就好像那个地铁公司一样,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依靠?我帮她对接了HR,帮她下载了钉钉,给她办理了工资卡。最后,她自己去签了合同还谈好了工资。


回到家,她真的很想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你猜工资多少钱?”


“5500?”


“再往上!”


“6000?”


“对头!元旦还有三薪,还有还有,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也可以不休息,但有加班费。”


晚上我买了两块牛排和两瓶啤酒为她庆祝。说真的,我此刻不想再担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了,我只想在这一刻好好祝贺她。


新工作的第一个任务是卖鸡蛋。这个工作特别适合她,她嗓门大,不需要扩音器和录音器,你在超市门口就能听见她在叫卖,“原价30的鸡蛋现在优惠卖只需要25了!来来来!”除了我,能听懂的人估计不多。最后她干脆用方言喊,也没有人管她。超市需要的可能只是那种气势。


她又被安排去卖海鲜:“鱼,都打折了!虾也便宜卖!”


这份工作真好啊,哪里能找到只用动嘴不动手的工作呢?她从来没有想到只需站在那里喊几声就能挣到钱。她越喊越起劲,越喊越大声,就像她在山里的时候一样,对着深山中所有的树和动物大声唱歌一样。


卖海鲜的人经常会给我妈一些不要的鱼籽和鱼泡,卖包子的人会给我妈一些报损的包子,卖水果的人会把不新鲜的水果低价卖给我妈。她回家时就像一个带着精美礼品的人,兴冲冲地把所有东西摊开给我看。她终于觉得她也可以为我做点什么了。


不过,没多久她被调到超市的“小厨”去了,负责卖熟食,包子、饼、面条、饺子和酸辣粉。上午7点和晚上9点。我妈记不住各种包子口味,不会操作外卖单。店长安慰我妈,说大姐你要坚持一下,再学习两天就会了。她在一个本子上记着包子的识别方式:包装上有一个订书针的是酸菜牛肉包,两个的是香辣粉丝包。她还学会了钉钉打卡,每天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己的考勤记录。


总之,到那个月末时她已经克服了困难,一切进展良好。过新年了,我妈收到了超市送的一箱橘子、一箱牛奶和一箱鸡蛋,她又发了抖音,还设计了一个剧情,她很高兴。


我和弟弟都不叫她为“妈”,我们叫她“秀儿”,后面那个儿字通常可以省略。秀儿,儿化音,你念念看,念快一点,听起来就像一种鸟叫。我妈答应得很自然,反倒是家里的几个男人比如我爸我叔数落我们不懂尊卑。我妈和我们一样不理解这个家里的秩序和规则。在北京,我们可以畅快地叫她的名字。


她上班时需要一副老花镜,主要用来看外卖平台发来的信息。上午10点到11点最忙,肯定是附近的年轻人集中饿了。我妈同时煮面、饺子和酸辣粉。她在订单上看见有人留言:“大哥大姐求多煮点面,我吃不饱。”我妈叹气,份量可都是固定的。但她觉得年轻人很可怜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早上的拉面还剩一点,就加进去吧。那碗面又大又满。


2月初,我妈收到了工资。那是目前为止她收到过的最高月工资。她很激动,表示要请庆贺一下,在超市里她买了最便宜的排骨和打折的蔬菜,还买了小瓶白酒喝了些。喝到有点醉了,她又感叹工资如此之高,让她舍不得走了,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了北京,她也是必然要离开的。她又说,“如果那些钱都是纸币就更好了,数都要数很久!”


她只是后悔没有早点辞去串串店的工作。她在超市工作后,串串店的工资发到她的银行卡,比她预计的少了300元。她很愤怒,在那个店备受欺负,现在连钱都要克扣。她给店长发信息询问,店长没有回复。她打算直接去店里要个说法。


由于那个店长之前说要打她,我决定陪她一起去。我带了一台相机,倒不是想以此威慑,而是我经常拿着相机记录我妈的生活,她很少和别人发生冲突,她的人生就是逆来顺受,我想拍下她发火的样子。


她去了后厨,很明显,她一开始的架子就不对劲,她又开始笑,是那种商议和讨好的笑。我有些失望,我以为她会发火的。店长态度冷淡,他的冷淡让我采取旁观的姿态。只要店长不动手,我就不上前。店长高过我妈一个头,他正在指挥另一个人切菜,他给出的理由无懈可击:我妈上到第二个月的第二十八天时就离开了,哪怕这二十八天里没有休息,也不能按照全勤算。


“可是这二十八天我没有休息过啊?”我妈说。


“但你没有工作完这一个月呀!这也不能算全勤。”店长说。


我妈只好说,那好吧,说清楚了就好。


店长这时突然转向我,他质问我拿着相机在干嘛,我说拍我妈呢,他说可以拍没问题。但当我们走到店外正要离去时,他冲了出来,打算抢我的相机。


他要强行删除我拍摄的片段。我把相机抱在胸前,他插住腰,又把那只右脚撇了出来。几个月前,他也是这样的姿势,也站在同一个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妈看着我们。在某一个瞬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希望我们能打起来。


7


春节长假来了,我带着我妈和弟弟去了天安门。她曾说她来北京的心愿是去看天安门。


但在进去前,我的健康宝弹窗了。我被拦在外面,弟弟带着我妈走了进去。我看着他们的身影在广场上越来越小。


阳光很好,天很蓝,云都没有。天安门附近的街道干净宽阔,你能见到很多警察和军人。我妈对他们充满好奇。她走到了广场中央,一个警察穿着大衣威严地站在那里,我妈想拍这个警察。她打开了软件,选了一首喜庆的歌对着他拍了起来,在音乐的高潮她竟然跳起了舞,她什么也不在乎,在警察的面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她边唱边跳。而那个警察戴着口罩,就这么看着她。


我站在外面等,但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四周是售卖天安门纪念品的商店,几乎每个店铺最外围都摆着毛泽东的像章。一个小孩趴在橱窗边喊:“这是毛主席!”


阳光变得越来越黄,每个人都在光线里,警察和军队从我身边走过,有小孩的笑声。他们出来时阳光已经快没了,她还是有些兴奋。我说北京怎么样。她说,像做了一场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旁立,编辑: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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