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城记工作室 （ID：DUCHENGJIPLUS），作者：王晨婷，编辑：潘展虹，原文标题：《一年多出“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浙江为何如此招人喜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要论“人才友好”，少不了浙江。

前有“大学生创业失败政府买单”登上热搜，浙江人社厅电话被打爆，后有浙江多地出台人才落户、购房优惠政策，加码补贴争夺人才，让“有钱任性”的浙江频频“出圈”。

如此开放的大门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浙江。

近段时间，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在已发布常住人口数据的21个省份中，浙江以人口净增值72万首次超过广东，位列全国第一。

72万人的增量仅用了一年时间。对比2020年末常住人口的6468万人，浙江2021年常住人口达到6540万。这相当于在一年时间，浙江增加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备注：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

当下，人口支撑着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未来繁荣指数。人口的重要性，远比真金白银更关键。

作为“人口净增冠军”，浙江要保持这份优势，就要逐步解决内部隐忧：省内区县发展不一，带来人口分布与增长变化的问题；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1978年以来新低。

当人口红利消退，生育隐忧难解，浙江如何握住经济社会发展密码？

一、流入：为何来“浙”里？

从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自宁夏的小马选择留在杭州。“大学四年时光，让我对浙江很有好感，毕业后也顺利找到工作。家人也很支持我留在杭州。”

人口流动大潮中，越来越多人和小马一样，选择来“浙”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有1618.6万人从外省流入浙江。

对照浙江的人口规模，这部分省外流入的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比例的25.1%。这一数据在全国居首位。

这样的流入规模较10年前增加了436.2万人，增幅高达36.9%。

人口流动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是对整个经济环境和社会体系的反应。而“小马们”用脚投票的背后，是浙江区域竞争力的突显。

“吸引人的城市一定是具有较好的就业创业机会、收入待遇和生活环境。从这三个方面看，浙江具有很好的基础。”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晓壮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浙江向来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更重要的是，浙江市场主体多元，具有扎实的民营经济基础，能够为劳动力提供多样的就业发展空间，具有较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

在义乌做玩具批发生意的老板王明看来，留在浙江的理由简单而直接：“这里有钱赚。”

经朋友介绍，2002年，安徽人王明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从学徒做起，王明一路趁着机遇发展，如今已是一家外贸企业总经理。“公司现在十来个人，都不是本地的。”

之所以选择到义乌发展，他直言就是看中“义乌”这品牌。“一说小商品，全世界都知道义乌。我们是做玩具批发，这里就是做批发的，辛苦一点，把市场一点点做起来。”如今，王明也攒了点钱，孩子也在义乌上了学。

人才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浙江的野心绝不止是当“人口净增冠军”。

按照《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浙江提出到2035年全省常住人口将在7400万左右。照此目标，浙江每年至少要增加63万常住人口。

良好的营商环境已经铺就，但城市的吸引力仍有待进一步放大。而政策适时入场，为引人来“浙”再添了一把催化剂。

“在浙江，大学生想创业，可贷款10—50万元，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元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在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情况发布会上，浙江人社厅负责人提到的消息随即引起热议，不少网友直言政策足够吸引，“别拦我，我要去浙江”。

此外，高校毕业生到浙江工作，可享受2万至40万元不等的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大学生从事家政、养老和现代农业创业，政府给予10万元的创业补贴，大学生到这些领域工作，政府给予每人每年1万元的就业补贴，连续补贴3年。

人才友好的政策，吸引了众多目光。医学博士刘梦（化名）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浙江宁波落户后，获得超过30万元补贴，让她愿意留在这里奋斗拼搏。

不仅是高学历人才，浙江同样欢迎普通劳动者。

2021年7月，浙江研究起草《“扩中”“提低”行动方案》，重点关注技术工人、科研人员、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高素质农民、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进城农民工、低收入农户、困难群体9类群体，目标是到2025年，力争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群体比例达到80%，20—60万元群体比例达到45%。

二、内异：温州难保“人口老二”

各路人才从全国蜂拥而来，但不容忽视的是，浙江内部的发展差异依旧存在。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在2021年净增的72万常住人口中，三分之一的都在杭州，人数达23.9万，远远超过其他各城市。位列增量第二的宁波市新增人口12.4万人。衢州、丽水、舟山三地新增人口则在1万人以下。

目前，杭州常住人口为1220.4万，温州和宁波紧随其后，分别为964.5万和954.4万，离“千万人口大城”仅一步之遥。

对温州来说，这一“成绩单”并不算优秀。2020年前，温州还是浙江第一人口大市，但在2021年被杭州超过后，温州人口增速放缓，面临宁波猛追的劲头，第二的名号似乎也难以保住。

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山少平原多，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人口定居。改革开放后，也凭借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率先迸发出活力。

然而，在如今的区位格局下，温州地处长三角、粤闽浙两大城市群的边缘地带。交通区位优势不足、城市能级不高，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降低。

这种趋势在一种蔬菜的成交量上也能看出端倪——辣椒。温州人本不吃辣，但由于来自云贵川等地人口多，在2012年、2013年，辣椒销量一度进入“十大蔬菜”排行榜。2014年之后，温州饭桌上的辣椒开始减少，平均每天成交量减少近10万公斤。

“这几年房租价格涨很快，很多外地人就离开了。工厂招工也难了，以前要求18-30岁，人都抢着来。现在要求都放宽到50岁了，工人还是很难招。”温州本地人张许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仅如此。浙江各地发展速度不一，更多外来人口流入杭州、宁波等发达地区。而在浙江内部，每年也有数万名来自丽水、衢州的人来到省会城市寻求发展机会。

这种趋势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浙江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不平衡的情况，进而带来人口分布与增长变化不平衡的问题。”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一问题还需要省内各地梳理自身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掘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市场机遇，构筑基于比较优势的自身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对人口布局失衡的调整与改变。

在李晓壮看来，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而是要把“蛋糕”做大，才能水涨船高。当“蛋糕”做大了，浙江还是能够较好地分好“蛋糕”，使多数人获益。

“浙江作为经济强省，GDP总量排在全国前列。虽然浙江有山有水有平原，但城乡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这也是原有乡镇企业打下的基础，后续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很好的宜居环境。”李晓壮说。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联合国家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改革尚未满周年，随着政策逐渐落地，试验深化，利好的外溢效应也会逐渐凸显，政策红利也会逐步释放，对于稳预期引导预期起到积极作用。

在浙江公布的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试点名单中，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分别为三大领域，包括丽水市、温州泰顺县等15个试点。 

三、隐忧：自然增长率创44年新低

外来人口涌入，推动浙江人口机械增长率水涨船高。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浙江的自然增长率并不乐观。

2021年，浙江人口出生率为6.90‰；死亡率为5.90‰；自然增长率为1.00‰，创下1978年来新低。相比全国0.34‰的自然增长率，浙江也有明显差距。

具体到地级市，丽水市人口零增长，湖州、绍兴、衢州、舟山人口已负增长，舟山自然增长率甚至已跌到-2.9‰。

“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原因，还是老生常谈的若干点，包括教育普及水平、识字率、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回报上升，教育投入、抚养成本等显性抚养成本上升，社区和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流行等隐形抚养成本上升等，这并不只是浙江才有的现象。”产业研究专家史一哲认为。

同样是经济发达省份，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达4.52%。究其原因，浙江人口结构是造成自然增长率低的主要原因。

2021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的人口占66.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926万人，占比为14.2%，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标准，浙江已进入老龄社会。

此外，浙江的性别失衡问题格外严峻。全省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09.5，远高于全国的104.88。时代周报记者根据《2021年浙江统计年鉴》测算，35岁以下青年性别比高达116.06。

目前，各地推出多项举措鼓励生育。浙江也不例外。

根据浙江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营造育儿友好环境，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放眼全国，浙江解决这一隐忧的经验，或许未来能在更多地区适用。

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米红认为，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将是浙江人口发展特征转变的过渡时期，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将逐渐关闭，外省人口的流入仍会是未来浙江保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米红认为，浙江应继续大力鼓励人口跨省流入，通过实现人口的机械增长来带动常住人口的增长；其次，充分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省内高等教育覆盖率，进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综合人口素质；还要释放老年人口发展潜力，在加大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基础上，扩展老年人口的生活空间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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