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utocarweekly（ID：autocarweekly），作者：Karakush，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4年春节后，福建是率先感到工人紧俏的地方。

在晋江市乌桥头，小老板们拎着“招工”木板夹道而立，形成独特的城市风貌。从上午8点立到下午6点，勤奋却只能不着力地发出二十几份招工简章，一个月拢共就招到20个人头。

这是我国历经20年“用工潮”之后首次出现“用工荒”。在此之前，工人要多少有多少；在此之后，工人就像海绵里的水，非得挤一挤才有。

彼时，深处山城的张兴海尚不知空巢之味，也远不会料到自己日后将成为外卖斗士。相比东部沿海，内陆腹地的反应要迟得多，重庆是尤其不缺人的，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市，重庆每年要向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大量输出劳动力。

直到2011年，随着富士康等大电子代工厂落户，重庆的在地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在外务工人数。是年，浙江绍兴为了春节复工保供，年前就向重庆、四川等输出基地预约节后劳动力，结果不仅被丑拒，还被“倒打一耙”，两地号召在绍兴务工的川渝兄弟回去“帮助家乡建设”。

以此为节点，用工荒不再只是区域荒、季节荒，而成为全局荒。

时间来到2022年。

隶属小康旗下的赛力斯与华为深度合作推出AITO问界M5。余承东给出的年销指标是30万辆，他认为无论是品牌营销能力、零售渠道能力、产品竞争力，华为都足以支撑起这一预期。压力于是指向小康的产能供应。

张兴海在年初的公司内部信中表态，当务之急就是要举全赛力斯之力、全集团之力确保问界M5的高质量海量交付。这是赛力斯的立足之战、荣誉之战，更是小康集团发展的转型之战、破局之战。

但是“高质量海量交付”尚未得到验证。问界M5在两江工厂生产，据称每小时产能达到30辆；而同厂前作赛力斯SF5去年最高单月交付仅为1097辆。业界认为，产能不足是因为赛力斯标准需要与华为标准进行对齐。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兴海焦虑年轻人都去送外卖送快递，越来越不愿意进厂当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产业工人空心化形势严峻。不知道算是指出又一困境，还是找到一个解法。

缺工本身并不是幻觉。近五年，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在2200万左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百大“最缺工”职业排行榜，2021年四季度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舆论把劳资矛盾指向钱少。

一方面，是这届年轻人“嫌钱少”，不够吃苦耐劳，只喜欢恰青春饭，不愿意为国家实业贡献青春；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给钱少”，条件低下还不自觉，不顾新兴市场供需关系，空谈社会大义粉饰抠门。

老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那么一个问题保持近二十年解决不掉，或许正说明问题恰不在钱。

举个例子，富士康是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的企业之一。在用工极荒的2011年春节，普工规模40万的富士康节后返工率达到97%。当期富士康内部报纸《富士康人》头版标题便是《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

打工人不顾上一年连续堕楼事件的负面，在招募点排成望不见尽头的应聘方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给钱到位。当年富士康刚入职的普工起薪1800元，转正后达2200-2500元，在制造企业中属于当打。

给到今天，还加给旺季奖金。比如每年春节过后缺口最大，富士康总会贴出限时招募奖金，今年及时加入的打工人每人最高能拿8000元；碰上去年为了保供iPhone 13，郑州厂区招工20万，每人最高能拿12700元。

常涨常荒常招工，看上去实现动态满员，不差工人，本质上只是调用大量短期流动劳动力，既没有把年轻人留在制造业里，也没消除对产业空心化的忧郁。过去十几年持续招工荒表明，仅仅靠给钱，已经无法自动充分恢复供需平衡，存在钱无法弥合的社会结构问题。

两份同薪同酬的工作摆在你面前

钱只是调节市场供需的直接手段。

每一个阶段的用工荒都可以用钱作出流动解释。比如最早的用工荒，被指源自2003年三农政策出台，令部分农民工深感回家的诱惑，可支配收入和在外务工相差无几，城市套路深，不如回农村。

种地致富的背面，是务工环境无法提供应有的保障。《南方人物周刊》在2010年复盘时曾犀利指出，用工荒的本质是制度荒，“荒在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

老一辈农民工用脚投票，争取更高的福利与权利，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倒逼企业用工人性化，至少讲一点规范和法制，同时促使完善政策配套和制度管理。

今天，我国的劳动力构成换代了，缺口大抵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数量缺口”，源自老龄化、低出生率和低移民水平。从总量而言，距离切肤之痛好像还有一个过程——目前劳动力资源仍然很充沛，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平均年龄为38.8岁，且算年富力强。

只是过去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没有了，“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消失。那些盈利微薄、无力改善福利与权利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转移。留存下来的企业减少廉价劳动力依存，必然加速自身产业升级，谋求高盈利来争夺日益稀罕的（高）技术人才。

聚焦到产线，缺乏朝气也是肉眼可见的。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就业口径数据，2015-2019年制造业劳动力30岁以下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至21.4%，降幅高于全行业3.4，45岁以上比重提高6.2个百分点至32.4%，增幅高于全行业5.6。从业队伍的老化速度过快了。

二是“教育缺口”，工人和劳动需求之间严重错配。结构性失衡在高技能部门最为普遍：中国拥有2亿技能劳动者，其中能够执行复杂任务、快速适应技术变化的高技能人才，为5000万。在就业人口总量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表现在产业上，就是普通工人恒定地缺，有技术能力的工人缺得格外厉害。

技能人才数量一直有在增长，技工院校每年向生产服务一线输送近百万人，但是缺口长得更快。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2，意味着一名技术技能人才至少对应2个岗位，一大半企业都招不到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从源头来说，尽管教育部无比强调扩大职业教育学校与高中学校比例的重要性，然而收效甚微，许多人仍旧认为职业教育不如高等教育，社会声望很低。

一切都应和着代际更替。我们这代人，默认社会要求的成功，首先是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越过越凶猛。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突破千万，同比增加167万人，其中报名考研的规模达到40.78%，超过到企业就业的人头（占比34.21%）。

教育配套职业期待，那些北大毕业去卖猪肉的、讲脱口秀的朋克仍是少数。即便你最终舍得放下投入成本，也很难在开头就克服社会压力，从容地成为一个工人阶级。它不单纯是一种生活选择，而是包含过多歧视的一种“没得选择”。

假设两份同薪同酬的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个是在工厂打铁，一个是在办公大楼打杂，你选择打哪个？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会打后者。因为现实情况不仅限于同薪同酬，略低薪酬的办公室工作，依然能小胜于生产线工作，打起来更体面。

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对34所高校、2万多样本量的调查，2021年本科、专科的月起薪算数平均值分别为5825元、3910元，中位数分别是5000元、3500元。而部分产线工作已经要高于这几个数字。

特斯拉的招工帖

你看，钱，没那么重要。它没有办法轻易扭转既成的价值观，也没有办法弥合职业之间的不平等。（当然，你硬杠年薪百亿什么都行，我也拿你没办法。）

电动汽车厂，让打铁更光荣

新的转机在于，硬件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正在重塑今天的制造业。一些先进的工厂已经做好对接现代劳务的准备，让“中国工人”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份体面而伟大的职业。拿我们的电动汽车厂来说：

其一，它赛道稳定。这是国家支持的产业，是人民的大宗消费，相比很多领域具备扎实的基础——经过2021年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不会干着干着行业没了或者整段垮掉。

大面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7092.1亿元，比上年增长34.3%，汽车少一点，增长1.9%，但产业正处在变革上升期，后劲正浓，能让年轻人看到发展的未来，搞技术是有钱图的。

其二，中国电动汽车领域，是全球最标杆的丰产田，也是全球最激进的试验田。拥有最大的产能，最强的配套和最大的市场，奠定最稳的投资信心，吸引最牛逼的制造基地落户。它们站在汽车智能制造的顶端。成为中国先进工厂的产业工人，就是成为世界先进工厂的产业工人。遍地是机会。

制造业的核心指标是提高效率，智能制造并不改变这项本质，而是带来传统产线达不到的效率水平。这决定了竞争天花板。今年一月特斯拉上海工厂已达成疯狂交付近6万台。

权威评断，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组织评定的“灯塔工厂”，目前全球共90家，中国拥有31家，数量第一。其中，就包括了整车厂上汽大通南京工厂（虽然知道，但是仍旧表示意外），以及去年入选的电池厂宁德时代宁德工厂。

后者的入选评价是，“利用人工智能、先进分析和边缘/云计算等技术，在三年内实现了在生产每组电池耗时1.7秒的速度下仅有十亿分之一的缺陷率，同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5%，将每年的能源消耗降低了10%。”

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更高的单位劳动产值，意味着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经济效益，厂子好就是大家好。年轻人是眼明手快的。去年12月，宁德时代在四川宜宾招聘，吸引大批求职者，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报道，“现场堪比春运”。

其三，智能制造的共性在于高度自动化，智能硬件和云计算能力的导入，让工厂工作本身不再低端。传统体力劳动岗大都被机器替代，四大工艺的新设计要求从业者具备更多的高技术技能。

主流汽车新工厂在冲焊涂阶段自动化率均达到80%-90%。在冲压环节，比如理想、蔚来均使用ABB器人，自动化率能达到100%；焊装环节也基本全自动化，预装机器人配合焊枪机器人，比如蔚来焊装车间整体自动化率能达到97.5%。

总装环节会弱一些，因为作业内容多、柔性程度高、位置流动大，传统总装主要靠人工，自动化率在8%-15%，但是通过引入视觉技术和协作机器人是有望提升的。比如特斯拉用大量机械臂，自动化率能到50%。

岗位向高技术转移，年轻人更有机会创造价值，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远离零门槛，也提升整个行业的人员素质，改善行业形象，让火光吸引火光。目前制造业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占比仅17.3%（2019），低于全国22.8%的水平。

这不只关乎意愿，也关乎机会。产线智能化后聚合更多元阶级的知识者。比如原来在BAT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程序员正在加入车企，参与MES（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等生产管理系统的开发更新。现代产线上的年轻人，有机会击穿工厂传统的社交壁，进行跨圈交流。

与此同时，新工厂应用新技术、新标准，使得工作环境变得更干净、有序、低污染，和老一辈的制造工厂相比，没有太大的健康隐患。

其四，以留人为目的，企业拿出诚恳的管理手段。

比如2021年3月，江淮与蔚来合资设立“江来制造”，由这家公司“负责江淮未来先进制造基地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外界看来非常悬浮，不知所谓，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生产线的工人和基层生产管理人员都和这家公司签约，蔚来能借此给他们发放奖励和津贴，不让经过培训的年轻人随便跑了。2018年建成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一线员工平均年龄仅为26岁。

再比如小康和张兴海，也提出“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包括构建梯度制造业人才培育体系，增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开展“菜单式”培训，和校企合作“订单班式”就业。

官网上的职业规划路径

这也顺应眼下的供需行情。职业院校的择企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高：以前只要求有规范的工作机会，比如五险一金；现在则要求用工企业拿出具体的培养计划，几年能达到什么薪资、什么岗位。学校在大力强调就业质量。

要让年轻人看到发展的希望，才能让他们留下来。否则永远抱着短工的心态搞钱，保持三和大神挣挂逼套餐的水平，是无法持久的。

部分制造企业会给予高薪和股权，这些都需要高利润的支持

永远不要甘愿成为螺丝钉

工厂仍旧有工厂的规则和苦楚，它会有淡季萧条，要倒班，不自由，以及日复一日的无聊。

即便型如蔚来，产线工人的流动性也比一般工厂要高。据《燃财经》报道，合肥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在2020年赚了700多万元，其主要客户就是蔚来及其产业链上工厂。在工厂正门几乎每天都有三四辆满载的大巴，乘客下车集合后会被统一领进工厂里，他们都是补充进去的劳动力。

事实上，不只是在工厂，年轻人不管在哪里都呆不住，不管哪里的年轻人都呆不住。根据德勤全球青年调研（涉及45个国家超过2.2万83年至03年生人），53%的90后表示如果有机会两年内就离职——这还是疫情之后的保守数据。

年轻人的考量，其实和前几代人没什么不同：灵活性，有价值的劳动，和经济安全。只是如今有新的形式满足这些需求，比如送外卖、送快递等零工经济。据统计，外卖骑手中大概有三成来自制造业，这并不表明新业态在狙击制造，零工经济可以和制造共生，成为淡季时的副业，贴补家用。

年轻人离开制造，还得从制造本身作反思。相比外面的诱惑，大量重复劳动的虚无感是更为致命的绝杀。制造可以得永生，可是低价值的产线搬砖不值得，容易把人呆废了。从个人发展来说，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生产要素祭出，即便是给一项宏伟的事业——这适用于所有职业。

普通人能怎么办呢？不免有人能从简单劳动中参透机会。

2000年代思修课本上有一个人，叫包起帆。他初中没毕业就在上海港码头做装卸工，当时工人要走到木材堆上捆木材，危险极大，从他进港到1981年码头上死了11名工人伤500多人。1981年他半工半读四年大学毕业，自己研究发明出木材抓斗，被推广到全国码头。后来他成为全国劳模，再后来是上海港的副总裁。

个人天赋的成分好像极大，毕竟大多数装卸工永远是装卸工。

我读到这个事的时候，正处于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劳模又算个什么。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但我觉得，到哪里都应该生猛下去，什么也便锤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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