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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30 18:09
漫长的坠落

1998年9月2日,瑞士航空公司111号航班在从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途中,在加拿大东海岸失事,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229人全部遇难。这篇文章的英文版首发于《Esquire》杂志2000年7月刊,中文版首发于《时尚先生》2013年10月刊。


“悲伤是一种精神分裂。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分裂成两个,一个主宰着你有生以来直到悲伤来临那一天之前的日子,它能轻易打开你对女儿在6岁、12岁、18岁时的记忆;而另一个试图摧毁此后的一切。”现在,我们重新翻译和修订了这篇文章。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某些人,某些时刻,某个地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Michael Paterniti,翻译:旁立,头图:瑞航111纪念馆,来自:IC photo



这是夏天,这是冬天。村庄消失在雾中。渔民们乘坐名为“尊敬”、“花岗岩王子”和 “防水帽”的船只来来往往。狂野的绿色海水携带着这些船只越过杰克岩滩,向珍珠岛和公海驶去。在村子里的最后一个岩架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八角形灯塔,塔楼是红色的,光是绿色的,照在同样绿色的海面上。在雾最浓重、暴风雨最猛烈的那些夜晚,这座灯塔发出的幽幽绿光会是出海渔民所能看见的唯一指示着陆地的事物,它时隐时现的绿色眼睛会告诉他们家在哪里、如何回家——那是他们想知道的问题。在有些夜晚,那会成为唯一的问题。


这个北方的村庄只有60人居住,房屋、栅栏和晾衣架都镶嵌在坚固岩石中。就仿佛一群鲸鱼在海洋变成陆地时突然浮出水面,然后一座村庄建筑于它们花岗岩的背上。在风化的渔棚旁,锚像生锈的爪子,篱笆破碎,晾衣绳四处盘绕。到了春天,木板教堂旁出现了野花。牧师在做弥撒。一个女人拉开窗帘。一个男人在桥边上吊自杀。来到这里的旅行者称赞这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地方,他们摁下快门,被美景麻痹,险些从岩石上滑落到冰冷的海水里。


夏末,一对男女在一栋漆得花里胡哨、能看到灯塔的房子里结合——绿光在旋转,在旋转——这时一种感觉突然传入他们的体内,与爱无关,反而与之对立:那是一种强烈的电荷。他们可以品尝到它,感觉到它,直到手臂上的汗毛竖起,就像闪电袭击前那样。渔民们也感觉到了,当他们出海和返回时,早已对这样的事实心有余悸:你无法阻止海洋或天空做它想做的事。现在他们又一次感觉到了嘴里有种金属般的滋味。这是一种被滔天巨浪包围的感觉。


是的,一些可怕的东西正向这边移动。一个低矮的云顶,一种正在爬行的巨大黑暗,那是一种电的味道。如果你在灯塔旁,在那个九月初的夜晚站在旋转的绿灯下,你会听到在那片云雾中某种有翼生物发出了可怕磨擦声。它受伤了。你听着它从天上呼啸而下,拖着尾巴冲向大海,穿过分子和水流,直到一切归于沉寂。


海浪仍然冲击着花岗岩,绿光在旋转中吱吱作响,一只猫在教堂附近的某个地方叫着。但在外面,在海上,一片寂静。几秒钟过去了,时间似乎正在瓦解。随后,突然,一场地震强度的爆炸震撼了这个村子。一个渔民认为那是炸弹;另一个渔民确信“末日”已经来临。而那对恋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身体像海水一样冷。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一切开始得更早:人们在晚餐桌上和长途电话中酝酿着计划,盘算共度时光和拯救世界,想要解决艾滋病问题、为饥荒中的人送去食物、让家庭重聚。这些人——这些外交官、科学家和学生,恋人、父母和孩子——最初的共同点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即持有一张去往国外的机票而产生的兴奋感。


将这张票与其他数十亿张票区分开来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名称:SR111。纽约到日内瓦,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将带着你沿大西洋海岸往上,穿过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然后越过格陵兰岛、冰岛和英格兰,最后下降到瑞士。如果顺风的话,只需要七个小时。还来得及在湖边吃早餐。


飞机上有一排坐着一个家庭,他们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儿子是个计算机天才,女儿已经当了律师,他们正准备去伯尔尼高原徒步旅行。另一排是一个女人,她的男朋友计划在她到达日内瓦时向她求婚。坐在这里的还有一对夫妇,两人都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还有那个拳击手的儿子——长得像他传奇的父亲,同样的浓眉和坚毅的下颌,同样的哀伤的眼睛——正出差推销他父亲的番茄酱。


像尚未见面的恋人,或正生活在不同国家的邻居一样,飞机上每个人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彼此。他们在各个地方抓紧时间购买机票。有的人,比如那个瑞士的职业网球选手,会错过航班,另一些还没买到票的人,会在最后一刻由其他航班挤到这个航班,觉得自己很幸运,像被选中的人。


起飞前的几个小时,那个年轻的有着波斯蓝眼睛的金发女子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和男朋友说了再见,滑进了一辆出租车。一个56岁的男人刚刚对他弟弟一艘翻新的单桅帆船来了一次意外拜访,他和母亲以及两个兄弟在海上玩了一天,闪光的水面,舒服的风,现在他要回到非洲,回到干枯的大草原和骨瘦如柴的人们那里,回到疾病和饥饿,回到对世界的忧虑之中。


在另一个地方,一个男人收拾好他的护照和袜子,走到冰箱前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他的三个孩子正在另一个房间里打闹。妻子抱怨说她不想让他坐飞机,不想他出差。冰箱上贴着一张明信片,是朋友们寄来的,上面是一个遥远的渔村——房子、篱笆和晾衣绳,还有大海和灯塔,以及不停旋转的绿光。自从那张明信片贴在那里后,他每天都会看一看。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样的地方真的存在吗?


所有这些人的额头上都被打上了一个看不见的X,仿佛正在变成金子,当然我们也是如此,只是地点和时间尚未确定。是的,我们正在燃烧。是的,时间正在瓦解。229个人,他们拥有汽车和房屋,他们曾睡在床上,他们为这次旅行买了衣服和礼物,有些衣服上还有价格标签——然后他们就走了。


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感受到风的时候吗?或者将你的嘴唇碰触到你孩子的头?你还记得她手中拿着票,最后一次离开时说的话吗?




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沿大西洋海岸飞行,沿着带状的尾流,在有着边界的空中王国里移动,那些“掌控”天空的人管它们叫做空中走廊和空中高速公路。在这些走廊里,全世界的飞机都在飞行。喷气式客机在最高的高度以亚音速飞行,螺旋桨飞机在最低的高度缓慢飞行,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塞斯纳飞机、通勤飞机和公务机——但所有从这里飞往欧洲大陆的飞机都要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在空中穿过那个浓雾中时隐时现的北方渔村。


这位飞行员是个脸庞瘦削而英俊的瑞士人,棕色的眼睛很锐利,留着浓密的胡子。他是同事眼中的完美飞行员。他刚刚为航空公司拍摄了一部宣传片,这个名叫乌尔斯的男人在片中精力充沛,离开家前,吻别了美丽的妻子,然后他站在了停机坪上,面带微笑,仰望着他的飞机。他又出现在驾驶舱内,全权指挥,摁动开关,检查,指挥,开关,灯光,检查,再指挥。


现在,乌尔斯和他的副驾驶斯蒂芬正在空中走廊里聊天。关于今晚的飞机餐。关于孩子。他们都有三个孩子。已经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转为自动驾驶,在主舱的噪音下发动机发出安静的嗡嗡声,新英格兰的余光在飞机的西侧闪闪发光。但这时,驾驶舱突然飘来一股异味,是烟味,一种不祥的征兆。真的,怎么会呢?检查开关和灯光,检查仪表盘,但烟雾还是不断涌进来。乌尔斯翻看了应急程序检查单,关闭和开启了各种电气系统,烟雾没有消失。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副驾驶还比较平静,他说,我们遇到麻烦了。


在客舱里,30B和16D的乘客在万米的高空中正喝着葡萄酒和苏打水,同时写着明信片。在头等舱,一些人穿上了拖鞋,一边吃着开胃菜,一边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玩游戏:21点、基诺游戏。其他人放平身体,感受着空气在他们脚下流动——这当中包括一位沙特王子,那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那位联合国行动主管,那位拳击手之子,那位有着波斯蓝眼睛的女人——带着一种令人敬畏的权力感,在这里,在星星之间,在极地和月球中间的路上,人们游戏,人们豪饮,人们大吃大喝。即使是此刻,也没有人知道飞行员正在无线电上,以天空中那套密码语言通报紧急情况:


Pan,pan,pan,乌尔斯说。(见文末注释)驾驶舱内有烟,请求改变航线,立即返航降落。我建议降落波士顿机场。(切换,灯光,检查,呼吸。)


你愿意去哈利法克斯(Halifax)降落吗?加拿大北部蒙克顿(Moncton)机场的塔台调度员平静地问道,眼睛紧盯着那个标志着这架飞机的绿色六角形从圆形大屏幕上划过。


111号同意,乌尔斯回答。我们已戴上氧气面罩,请继续报告地面天气——


请告诉我机上的人数……以便提供紧急服务?哈利法克斯塔台说道。


明白,乌尔斯回复。但随后他一直没有回答塔台的问题。他疯狂地按照检查表来工作,在海洋上空盘旋,释放出数吨柴油,为紧急着陆减轻重量。飞行高度降到了19000英尺(约5800米),12000英尺(约3700米),然后10000英尺(约3000米)。警报声响起,自动驾驶仪关闭了。驾驶舱和机舱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乘务员从过道上冲过去。三台引擎中的一台失灵,飞机电力系统崩溃了。


乌尔斯用德语开始广播,应急检查单,空调系统冒烟了。然后他又用英语说,对不起……保持高度10000英尺,他语调急促,声音模糊不清。这时已经浓烟滚滚,机舱内温度不断升高。应急检查单,该死的检查单在哪里?没办法了,没有——我们宣布紧急情况,啊,现在时间是,啊,0-1-2-4……我们需要立即降落……


仪表盘上明亮的数码显示屏变暗了。正副驾驶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恐慌。


随后什么都听不到了。


无线通讯中断了。驾驶舱内的温度急剧上升,铝制装置开始熔化。有可能是其中一名飞行员,或两名飞行员的身上着火了。蒙克顿的塔台调度员在屏幕上看到那个绿色的飞行物渐渐消失。调度指挥室出奇地沉寂,调度员彼此间沉默不语。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最*蛋的事,那可怕的事。愿上帝保佑他们。一位调度员开始颤抖,另一位哭了。飞机正在下坠。


六分钟后,SR111号航班坠入了黑暗的大海。



法医被电话铃惊醒,这是最糟糕的醒来方式。时间是十点多,还是十一点?电话铃声在房子里响起,他独居,和他的两只猎犬一起。没有妻子或女人。他住在那个有灯塔的渔村附近,两年多以前从西部搬到这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游荡,总有些奇怪的事情一直跟着他,比如“恶魔”和灾难。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那是在英国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大学生们在家里过完周末后回到伦敦,火车竟然急速脱轨了。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死了60个人,身首分离,断手断肢。几个小时前这些孩子还是完整而快乐的,现在却尸首不全了。到第二天晚上,其他人很镇定,他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他被自己吓坏了——不是因为他在抽泣,而是因为他停不下来。


他还经历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一场龙卷风,几乎不像真的,但23个人死了。然后是加拿大西部的另一起火车失事,在贾斯珀以东约80公里的腹地,25人死在峡谷中。他对那起事故的处理差点让他被赶出工作岗位:媒体蜂拥而至去拍摄残缺不全的尸体。作为法医,他被弄得晕头转向,还有点恼羞成怒——虽然他知道自己不应该那样——他把垃圾塞进一些毛巾和床单,裹起来,拖到闪光灯下。你们要的尸体,先生们。


后来,记者们发现了。他们对他怀恨在心,简直想拧下他的脑袋。


他刚度过疲惫的一天。开车去新格拉斯哥,出庭为一宗少年杀人犯的案件作证,在法庭外等了四个,五个,六个小时,无事可做,指节敲敲这里,那里,等。傍晚六点下庭,九点回到了家。他心情烦闷,来不及自己做饭,热了些冷冻食品,上床躺下,读报,辗转反侧,读报,翻身。电话是办公室值班员打来的,告诉他可能有架飞机刚刚失事坠海。他想都没想就对值班员说,弄错了吧,搞清楚了再打电话过来。电话放回底座。一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确实出问题了,她说。


我这就来,他说。然后挂了电话。他本能地拿出一个皮箱和一个装过夜衣物的包,放在床上,然后他突然意识到,电话中没有说死亡人数,或者是估计的死亡人数。可能有数百人,他知道,是的,他现在确实知道,不是吗?他在橱柜和床之间来回走动,心慌意乱,不能相信,数以百计?然后他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像皮下注射那样快。


他想到数以百计的尸体每一具都会碰到他的手。他将不得不触摸他们,识别他们,把他们余下的部分交给某个安息之地。他将不得不直视那最可怕的东西,检查,记录,解剖,同时,感受它的作用,感受每一块锯齿状的骨头内它的存在,死亡本身。


他惊慌失措,他不相信。他花了四十分钟收拾好包,放进几条卡其裤,一些内衣,衬衫,一双舒适的鞋,一些剃须用具,平时他收拾这些东西应该只需要五分钟。


他是一个敏感而有同情心的人——至少他这样认为(至于他的前妻呢?那两个住得离他很远的女儿呢?)——他有一种敏锐甚至是病态的幽默感,也许不太合群,尤其是在新斯科舍这个地方,一些人的家族已经在这里开拓和繁衍了数个世纪,数代人,在海上的风暴中,也许某个人的曾祖父挽救过另一个人的曾祖父。而他是一个局外人,一直都是,这反而能让他应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在浓重的夜色中,微温的雨从天上落下来,仿佛天空被撕碎了,他快速从家驶往办公室。


不,他当时不知道,当他离开他的猎犬“丹”和“副手”时,当他关上房门时,一切都随着他的动作凝固了。杂志在桌子上扇动,牛奶在冰箱里。他不知道夏天会过去,秋天会到来,在他回来之前树叶已经从树上消失。


但现在他所做的就是开车,同时开始计算。办公室里有12个,停尸房里有6个,当地的医院也许可以再提供30个,但这些可能都不够。他们到底要去哪里才能找到足够的裹尸袋?




更多的电话响了,更多的人醒了。海岸警卫队、骑警、部长们、总统们。海军、航空公司、媒体,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不觉中,每个人现在都被卷入了不断蔓延的大火中。村子里的渔船都出海了。渔民们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雨衣,打起精神,什么也不问,条件反射式地出发。(你无法阻止海洋或天空做它想做的事。)


许多渔民认为他们是去寻找幸存者,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些地方有沉船的历史,那往往意味着有人还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在那些墨黑的地方,在一个黄色的筏子里,等待救援。寒冷,颤抖,活着,等待,等待,等待着他们。


一个电视台的记者站在岸边,附近围起了越来越多的记者同行。他独自站着,脚步不停地晃动,焦躁不安,眯着眼睛看着大海。妈的,在哪里?其他人打着电话,疯狂地搜寻故事,但仍然没有人知道任何消息。有人住在附近的拖车屋里,声称看到地平线上有巨大的闪光;另一个人说,飞机离村庄如此之近,甚至可以从地面上看到机舱内的最后情形,驾驶舱灯光忽明忽暗。靠窗的人影一闪,然后突然漆黑一片。


这片水域是他的,这个电视台记者这么想到。他整个夏天都在这片海域和小湾里航行,多次驶过灯塔,它似乎是一道自然景观了。他结实,相貌堂堂,说话很快,行动敏捷,42岁,头发刚开始稀疏。二十年来他的报道都与海洋有关,从海军到船舶沉没以及其他任何事情。他从来不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他脑子里有一个卡片目录,把每个人都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之一。当他看到远处像坠落的星星,像降落伞的信号弹时,他知道那就是飞机所在的地方。他转向摄像师。


我们要到那下面去,他说,指着那些坠落的星星。


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多带了几块手机电池。现在,在这个夜晚,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除灯塔外没有任何标记的土地,只有绿光在旋转),他和一个摄影师坐上一艘租来的船上路了。风在吹,浪在涌,三米高的浪,他在路上,他去看什么?又是为什么?他和其他人一样坏?不是吗?一个该死的寄生虫。他知道那架飞机上有很多人。在联合国,人们管这个航班叫“外交通勤”——在曼哈顿开晚餐会,在日内瓦开早餐会。而现在他们在这里,在这个被遗忘的地方的海岸边消失了。


他们花了一个小时到达那里。降落伞的信号弹和聚光灯起初很刺眼,柴油气味扑面而来。“海王”直升机闪烁着白色的光束在头顶呼啸而过。小船在残骸中漫无目地漂流。水面是无底的黑色。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从VHF无线电中听到渔民们在互相交谈: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想她还活着。然后三十秒过去了。我需要一个尸袋。然后是其他声音,那些可怕的呼叫和回应: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这里也是。

需要一个尸袋,现在!

天啊,我们在水里找到一只脚。

我们找到了手臂。

我们需要一个裹尸袋! 谁有裹尸袋?


然后,这个记者看到一个半充气的救生筏。活着——有人还活着!他们走过去,它是空的,因受了撞击而充气膨胀。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鞋子,成百上千的鞋子,那些鞋子排着队,乘着水的风浪。有些鞋子的鞋带还系着。还有内衣和破损的衬衫,圣经和毛绒玩具。海面上还漂浮着钱。美元和马克、卢比、法郎和德拉克马。你捡起一个皮包,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个钱夹、一张驾照、一支口红,什么东西都行,但它是空的。


飞机以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撞向水面,机头先着地,两个引擎仍在燃烧,这真的非常不寻常,极其罕见。机身60米左右。机尾直接塞进机头,一切都爆炸成一百多万块碎片。后来,有人在军事基地负责清点碎片。在一个机库里,飞机的碎片装满了成千上万个纸板箱。在撞击时,用法医术语说,机上的尸体已经“脱骨“,肉体和骨头剥离。你不能用手捡起它们。你得舀起它们。


没人在这次坠机中幸存,这位电视台记者告诉世界,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没有生还者。


但是,电视台的主播说,海岸警卫队仍在继续搜索和营救幸存者。


没有生还者。


直到黎明前,他是这个碎片场中唯一的记者。在降落伞信号弹下,这是一个奇异的、超现实的时间,你可以不相信上帝,但你能感觉到那里有些什么东西,229个。还有身体器官和鞋——他会长久地梦到这些。他出现在全世界各处的电视屏幕上。没有生还者。他告诉飞行员的妻子,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他告诉那个著名的拳击手,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告诉那个有波斯蓝眼睛的女人的父亲,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第二天,当他终于上岸时,当他站在灯塔附近,绿光依旧在旋转,当他在做更多的现场直播时,当他与世界对话并且为世界精心选择话语时,当他依靠肾上腺素保持清醒时,记者注意到有个大个子男人在瞪着他。那个男人个头太大了,麻子脸,头发油腻腻的,看起来很可怕。记者想,他应该要踢我的屁股,因为我是一个寄生虫,因为我以这些尸体为食。


当记者直播结束后,那个大块头向他走来,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迎接这一拳。但什么也没发生。别的事发生了。


我想感谢你,大块头说。你告诉我我的未婚妻已经死了。我昨晚在纽约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可能会有幸存者,我想,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一定是她,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每个人都在说有幸存者,而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你告诉了我真相。我需要听到这些。


需要听到这些吗?这个人需要听到这个消息?前一天这个记者还在报道军事基地一场小型晋衔仪式,今天他告诉全世界,人们可以和这229个人说再见了,那些额头上有X的人,那些变成金子的人,曾经穿着鞋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幽灵。再见了。然后这位大块头也走了,记者还没来得及说感谢,或者说是慰问,还没来得及想到要问这个活着的人的名字。



这是日内瓦的清晨,那个有着波斯蓝眼睛的女人的父亲正坐在电视机前,他身材瘦削,有学究气质,金发渐趋灰白。就在这一刻,他的头发甚至正在变白。他看着那位电视记者的报道,无法相信。他叫醒了妻子,问道:她昨晚打电话了吗?妻子说,她很快就会打电话来,会让你去苏黎世接她的。他说,她不会了,飞机坠毁了。


妻子醒了,半梦半醒之间,她盯着电视上的记者,试图理解那些让人难以相信的话。不会有事的,她说,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会等她的电话。


电话响了,是女儿的男朋友从纽约打来的。她坐的哪一趟航班?他问。父亲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他说,我们是下午四点分开的,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搭乘哪次航班,你能告诉我她已经登上了去苏黎世的航班吗?


不能,父亲说。


然后他给航空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坚持要他们告诉他女儿是否在苏黎世的航班上。我们不能,一个声音说。但你们必须这样做,必须……电话里一片寂静,随后是沙沙的文件声。那个声音说,我们不得不告诉您,她不在名单上。


谢谢你,这位父亲说。


随后他告诉了妻子。她说,在接到电话通知前,我们要保持相信。这个男人说,但是亲爱的,他们不会在电话里通知这种事的,他们会来敲门——


话未说完,门铃响了起来。


悲伤是一种精神分裂。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分裂成两个,一个主宰着你有生以来直到悲伤来临那一天之前的日子,它能轻易打开你对女儿在6岁、12岁、18岁时的记忆;而另一个试图摧毁此后的一切。


这个男人58岁,他给了女儿他能负担得起的一切。他所提供的环境(他曾就职于一家豪华汽车公司,随后是一家高级制表公司)可以让女儿去学习马术课,享有一流教育,以及法国的避暑别墅。而女儿也付出了那么多。她曾是游泳冠军和马术障碍赛冠军。她擅长把事情简单化,寻找乐趣,享受人生,以至于她周围的人都想和她一起享受这些时刻。她漂亮,很有感染力,24岁,有着那双惊人的眼睛。她即将回家并接受一份工作。


女儿去世后,父母曾向彼此作出承诺。他们要把想象停留在女儿登机的那个地方,不要再想象下去了。但像往常一样,父亲打破了承诺,他没办法控制他的想象,尤其是女儿最后的画面——她是否像其他人一样,早已在重力加速度作用下失去了意识,还是她遭受了可怕的痛苦,尖叫,整个人生在她眼前闪过。那时是谁坐在她身边?他们说了什么?


这个男人忍不住想象那些飞行员,他们的命运与他多年来反复做的一个梦有关,他梦见自己是一名飞行员,试图将一架喷气式飞机降落在汽艇上,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他妻子让自己的想象停留在女儿登机的踏板上,但他,跟着女儿冲入大海。


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都很混乱。时间在瓦解。穿过城市,看到河流,他需要努力让自己不走入河中。在车站,他忍不住想把自己置身于火车下:那感觉该多好啊,死亡。现在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要或者不要,而是什么时候。今天?或许明天?那会是什么感觉?


由于无法入睡,他每天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关注着新闻报道,不太用心地掠过调查、黑匣子、救援工作、残骸区等字眼。飞机上有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还有价值百万的红宝石和钻石。一天,他收到了女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写了她在纽约的生活细节。政府部门打电话给他,想把她的一些遗物寄过来(其余的已经与那些撕破的衬衫,最喜欢的毛衣,护照,毛绒玩具一起沉睡了),但这让他恐惧。


更糟糕的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婚姻之后,这个男人从来没有预见到的是,在为生活做了那么多努力之后,这段婚姻竟然会如此之快地毁掉。他用一生的时间缝制了一个美丽的生活——他手腕上的手表是神秘的蓝色,其价格与一座小房子相同。现在他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他只想独自待着。而他的妻子,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在踏板处停了下来。


她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不跟随他们心爱的女儿一起身入大海?那些愚蠢的话语安慰了她,却激怒了他。有家人在身边是妻子的一种力量源泉,对他来说则是一种折磨。她的任何反应在他看来似乎都是错误。他问自己,这一生有什么意义?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而妻子却说,我们必须忘记。


有一件事会让他感到好受些。坠机几天后,他独自飞往那个北方渔村,还以为自己必须去辨认女儿的遗体。他开着车,沿着海岸线到达了那个灯塔边。(媒体已在那里安营扎寨,在房屋、岩石和晾衣绳之间,长焦镜头对准每一个流泪的人,图像传送到全世界)。他到了这个村庄,他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他的某些部分也在上升。他知道自己要疯了,但他能感觉到这些波浪在他体内翻腾——他的女儿也在那里。而回到日内瓦后,他只是回到了对自杀方法的谋划之中。



直到第二天早上,当法医坐着“海王”号前往残骸区时,他才知道了这次事故的严重性。渔民和其他乘坐冲锋舟的人不断把身体的残余部分送到一艘巨大的指挥舰上,舰长在无线电中对这些人用平静的语调说着话。(后来许多人说,正是这个声音,这个让人安心的声音,帮他们度过了那个夜晚)媒体已经根据岸上的尸袋开始统计,虽然尸袋中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而尸袋就快要用完了。他们无法辨别出任何一个人。


回到军事基地后,法医在B号机库里开始操作。外面停着冷藏车,专门用来存放遗体。机库里有巨大的风扇和带香味的蜡烛来掩盖气味,所有灯都亮起来了,闪烁着,像教堂,最奇怪的教堂。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飞机图和一个座位表,当某位乘客的遗体通过牙医记录,DNA,一个独特的纹身,或结婚戒指被确认时,一个蓝点就会放在那位乘客的座位上。


后来,法医将负责这里由四百人——包括病理学家和DNA专家、殡仪员、媒体联络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但在他从海上返回,第一次进入机库时,他曾想,如果我现在就走,马上开溜呢?去哪里呢?回到他的狗身边吗?不,当残肢开始填满库房和冷藏箱时,当臭味变得难以忍受时,他意识到,他太害怕了,以至于不敢走。随着在机库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无处可逃,只能遁形于这些人和这些尸体中间。


前一天,他还在新格拉斯哥等待出庭作证,消磨时间,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场大决战。现在有300名家庭成员聚集在一家酒店,法医需要向他们作一场讲话。其他人先发言——官员、航空公司总裁,向家属们表示了最深切的哀悼——然后他紧张地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也许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天,他用卷起的毛巾为媒体做了一具尸体,多么简单,甚至好笑。


但是,你如何告诉悲伤的家人,平均下来每具尸体都是一百块,一百个小星星?(一位渔民在水面上看到了一颗心脏。)他说,你们将再也见不到你们爱的人了。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然后,人群中发出了巨大的声音,就像肚子上被打了一拳。一个人开始无法控制地抽泣,并被带离房间。他们不仅死了,而且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


他说出了这句话。无论多么痛苦,他都清楚这一点:如果你转过头去,如果你自我辩解或支吾其词,那么你就会为谎言所困。你可能会熬过这一刻,但在一天、一周、一年后,它就会把你打倒,就像猎豹对羚羊一样。是的,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从他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恐惧,在他声音中听到自己的颤抖,在他脸上看到自己的泪水滑下。


在这里,他知道,没有什么镇定的上唇。去他*的大男子主义,去他*的那些让你成为男人的东西。(水面上漂着心脏。)他发誓自己不会背叛这些人,不会有裹着床单的假尸体。他将尝试与他们每个人交谈,回应他们的关切和愿望,对待每一具尸体,就仿佛自己是位亲人:父亲、儿子、爱人、兄弟。


他在机库内开始了连续几天几夜的恐怖工作,检查牙医记录、X光片、指纹。有好几次,已经无法获取准确的指纹,法医切下手指,割出切口,把自己的手指伸进去,进入这些尸体,成为他们,这样他就可以在纸上留下他们的准确标记,把它们送回应有的位置。他知道每个乘客的名字和血型。


他非常认同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个报社主管,一个叫约翰·莫蒂默的人——法医无法将这个人和他的妻子从脑海中抹去。法医把自己置身于约翰·莫蒂默的妻子旁边的座位上,试图想象那可怕的坠落,那原子般的粉碎。他试着做数学题:一对相爱的夫妇以每小时以650公里速度从空中坠落,距离撞击还有六分钟,他们说了什么?还能做什么?


一天又一天,更多的蓝点标记在模拟飞机的座位上了。他不信奉上帝,但一位牧师来到机库,法医说,你能感觉到吗?牧师说,灵魂正在上空盘旋。法医抬头说,是的。是的,他们在。


然后,在11月的那一天,他们做完了。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挖掘工作,数百磅遗骸将会到来,破损的骨头会堆积如山(飞机撞得很厉害,有些骨头嵌入了硬币和镍币),被海里的水流冲得很干净。但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机库里只剩下几个技术人员,他们准备关闭机库。这一天,法医很早就来到机库,还没有人。


他知道这样想有些病态,但他不愿意它结束。他确信,他的整个人生,一个充满错误和绝妙的人生,是为这一刻而存在的。他已经筋疲力竭,他能感觉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但他也知道,如果当时他真的溜走了,那么,在大草原的某个地方,猎豹会抓住他,它们会把他拖下去。这是秋天,树叶正慢慢掉落。一个季节已经过去了。有多少个季节过去了?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


他就要回到他的生活中去了(他的狗,那个认为他正在哗众取宠的女儿,她认为父亲展露给公众的那些同情是他从来没有给过她的东西),他需要还回最好的自己,换回有缺陷的自己,他沉默地站立了很久。时间在瓦解。当他转身离开时——甚至后来他退休并收拾行囊搬回西部时——大部分的他,都留在了这个地方。





那些乘客现在只是蓝色小点了,但他们仍然活着。自事故第一晚之后,那个电视记者被什么驱使着不断深入其中,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故已经从新闻中消失。他能记住所有名字,谁与谁可能有关。他一直在追寻可能导致飞机失事的原因:复杂的机上娱乐系统电线短路引起火花,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隔热层易燃。他无法停止揣测,假如飞行员立即降落,而不是照章办事,纠缠于应急检查单,如果能降落,也许所有人都能活下来。


但后来他遇到了飞行员的妻子。记者去了苏黎世,乘坐的飞机型号与失事的那架一样,他坐在驾驶舱内飞去欧洲,身旁是那位遇难的飞行员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天空之国中体会到一种令人敬畏的权力感。飞行员的妻子住在一个豪华社区的昂贵住宅里,有一个游泳池,家中阳光很好。他见到了她,这个女人有惊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当她微笑的时候,虽然近期她很少再笑了。


在她以前的生活中,当她想去曼哈顿、香港或东京时,她不会去坐头等舱,而是去坐驾驶舱。当她的丈夫说话时,会有十几个人活跃起来。他们是在她做空乘时相遇的,现在,她则在这里描述她和三个孩子如何在没有父亲也就是她丈夫乌尔斯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她讲了一个故事,她带着家人坐船去过失事现场,这对每个人都十分艰难,孩子们很难过,非常难过。而在坐船回来的路上,一群海豚突然跃出海面,围绕着船舷嬉闹,这情景太奇妙了,仿佛通了电流,海豚伴随他们的船边游去。不久,她决定重操旧业,在瑞航做空姐。她复出后执行的第一个航班任务就是纽约到日内瓦,机型与丈夫失事的那架一样。


有些遇难家属被这个北方渔村的村民所表现出的情谊所感动,以至于回到这里,有人甚至购置了房产,以便离这里近一些。一个男人经常在这块水域扬起帆船纪念他遇难的哥哥,当初就是哥哥教他航行的,那个试图拯救世界的哥哥。


那位拳击手爸爸现在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他曾经是世界冠军,他本不想来,却还是来了,从灯塔上望到了儿子生命结束的地方。这多少让他感到轻松。其他人来到这里时看到了遗体所在的机库,机库里的一百万件飞机碎片仍然装在箱子里,编了号,那些座位在那里,那些扶手在那里,三台喷气式发动机也在那里。


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是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的?他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那位记者在纽约采访过一位女士,她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她女儿的东西:一本法英字典、一个杯子、一副望远镜、几只玻璃杯、一个母亲——她自己送给女儿的吊坠。那位母亲会花上几个小时抚摸这些东西。



还有另一位失去丈夫的女人,听说他们找到了丈夫的部分手掌,并检测了其DNA,她要求将遗体直接寄给她,尽管通常遗体会被寄给殡仪馆或医院。那位记者认识了一位咨询师,她与那位拿着丈夫手掌的妻子通了四小时的电话,最后不得不请警察过去,因为那个女人正试图重新拼起那只手。女人说,我拼好了拇指,但拼不好下一个部分。


这位记者没有精神崩溃的余裕,他有三个孩子。他还在做恶梦——有关鞋子和身体部位。他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把梦放在一个盒子里,把那个深色的、无底的大海和遗体现场的图像,以及尸体和鞋子,浸满着柴油的气味,都放在一个盒子里,最后把盒子放到高高的架子上。


他这样做了。而且他真的度过去了。是的,在他脑海里某个想象中的壁橱上,在某个想象中的盒子里,都是那些真正发生过的、真实的、可怕的事情。而现在时不时的,他会在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里,在喝了一些啤酒之后,也许是在看曲棍球或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他可以想象一会儿说,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一天,那个来自日内瓦的男人登上了一架飞机去了那个北方渔村,把妻子留在身后。他带上了几件球衣和几本书,永远地离开了所有他第一段生活的纪念品——衣柜里精心裁剪的订制西装,荒诞的正装皮鞋,唯独留下了那块有着迷人蓝色表面的手表,颜色跟这里的大海一样,就像他女儿的眼睛。


他离开了他的妻子,是的,不过是为了把她从他身边拯救出来。听起来奇怪,但这是事实。他们做了一个承诺,而他却违背了承诺。他一直在跟着他的女儿进入大海。


上一次他来到这个北方渔村时,看到附近有一家路边餐馆和便利店在出售。现在,对餐馆生意或经营便利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把它买了下来。那是一个谷仓式的建筑,二楼是生活区,有些年久失修,但如果悲伤是一种精神分裂,那么也许在这里,他可以在他失去女儿之前和之后的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所做的任何事可能会消失,更不用说他自己会消失。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于是他开始工作,一周七天,五点半起床,先准备咖啡,清洗烤架,用音响播放歌剧,最后查看通往大海的海湾的天气,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而他的女儿就在这个地方。他七点开门,七点半,一个叫Leroy的人过来打扫。他们说,在他得到这份在餐馆拖地板和清洁厕所的工作之前,他只是半个男人,是一个迟钝的男孩。现在他成长了。当那个人请他做什么事时,他微笑着敬礼说:“好的,收到!”


他重新装修了墙壁,开辟了用餐空间,开始建造一个大露台。他曾经前往中东销售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手表,而现在他却在路边餐馆烤制自己发明的海陆双拼汉堡(5.52美元),腌肉蛋双层汉堡(2.99美元),而这都只是为了听到哪个人,任何一个人说:我想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好意。他和渔民、建筑工人以及那些只是来坐着喝咖啡的老人说说笑笑。他穿着橄榄球衣,系着白围裙,站在餐厅中间,靠近他女儿的照片,讲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她六岁时被送到修道院学校,她的头发剪得非常短,不像最后那样是金色挑染过的长长头发。有一次是学校开放日,也是家长日,他们为孩子们组织了游戏。其中一个游戏里,你可以用网捞金鱼,他的女儿走过来对他说,哦,你能想象吗?我这一生,整个一生,一直想要一条金鱼!我都不记得我曾有过不想要一条金鱼的时候了!他看着他的女儿,她对着他绽开,她的眼睛照亮了世界上所有的蓝色,他大笑起来,她的整个一生,她才六岁,可爱而早熟,多么好笑。好吧,那时她的四分之一的生命已经结束了,难道不是吗,但这个故事很好笑。


不,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妻子。他每天都和她说话。她是他最好的朋友。日内瓦是妻子的家,但现在这个渔村才是他的家。他的胡子在这里的冬天变得更白了。谁能想象生活会把你再带去哪里呢,保持谦卑,充满希望,在风暴从海上吹来的时候,他会迷失然后找到方向然后再迷失吗?总有一天他和他的妻子会再次生活在一起。他们会达成共识,也许他们会去摩洛哥,或者去马拉喀什,这是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因为颜色和光线,因为那里的人。他们会又在一起,释放对方,赦免对方,在一起。


这将是一个奇怪的、美妙的解决方案,这个男人想着这些,想象着它。这将使他们二人变得洁净。但现在,有一桌人饿了,所以这个戴着壮观的手表的人系上围裙,开始烤肉。他也很饿,但他要先喂饱其他人。



那是夏天,那是冬天。村庄消失在雾中。渔民们开着他们的船来来往往,这些船在几个季节以前曾到过飞机失事的地方,到过那黑暗的夜云下,到过那黑色无边的海浪中。其中一个人从海里捞起过一个婴儿,那个人跪在甲板上,被降落伞的曳光弹照亮,紧紧抓住孩子残余的部分,时间正在瓦解。


那些刺破黑夜的人说,那里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可怕的事情,然后——这就是奇特之处——又发生了一些美丽的事情。在奇怪又阴森的寂静中,一切都浸泡在柴油中,你可以感觉到它,甚至几乎可以品尝到它。有些东西正从这个地方升起,从大洋中升起,穿透那些站在船上的人,穿过漂浮在海上的鞋子,然后像电流一样升起。


岩石的边缘矗立着灯塔,绿色的光在旋转,旋转。有时,当强风暴来临的时候,灯塔就是渔民们对陆地的全部想象,而夜幕降临后,灯塔所发射出的幽暗灯光就是渔民对家的全部想象,但怎样到达那里,才是问题。


还有另一些问题他们平常很少触碰,但只要敢想一想,那些问题就挥之不去。甚至是在一年中最明亮的日子的中午,而且尤其是在一年中最明亮的日子,当风吹动绳子上的衣服时,那些问题就挥之不去。是的,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以及,为什么绳子上的衣服看起来好像里面有着躯体?虽然此刻,他们并不在那里。


注释:pan-pan是国际标准紧急信号,适用于乘坐船只(包括艇和轮船等)、航空器或其它交通工具时,在通讯中表明遭遇紧急情况,但是程度在通讯时尚未严重到会对载具本身或任何人的生命即时造成危险。该信号表明一种“准紧急事态”,它与“Mayday”(遇难信号)的不同在于,后者表明的情况更加急迫,在发出信号时就已可致载具损害或使人死亡。


发出“pan-pan”呼号,意味着通知其它潜在援助者(可能是专门的紧急援助机构或者在附近的其它有人载具)存在紧急情况,而发出“Mayday”则是在呼救所有可以救援的单位立刻停止一切工作,以最快速度前去施救。


在通讯中正确地使用pan-pan,发出信号者首先要重复三次“pan-pan”,接着表明通讯的对象,或者以“all stations”来呼叫接收到信号的所有单位,同样重复三次。之后再表明自己的身份、位置和目前情况,以及若需要援助,还应提供所需援助的形式。


——来源于维基百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Michael Paterniti,翻译:旁立,首发于《Esquire》杂志2000年7月刊,中文版首发于《时尚先生》2013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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